章草、王羲之与魏晋风骨：漫谈草书发展及其时代语境

中国书法可以分为五种书体，这五种书体分别是楷书，隶书，篆书，行书，草书。很多人认为，草书是这些书体中较为自由、灵活的一种书体。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呢？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草书和其他书体的关系：“纵”与“敛”

明代的丰坊在《学书法》中说：

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楷书既成，乃纵为行书；行书既成，乃纵为草书。学草书者，先习章草，知偏旁来历，然后变化为草圣。学篆者亦必由楷书，正锋既熟，则易为力。学八分者，先学篆，篆既熟，方学八分，乃有古意。

丰坊的这段话比较有意思。他在这段话里较为全面的点评了各种书体的学习顺序和他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但是请注意他在第一句中一直在用的一个词：

纵。

他认为行书、草书的产生、发展，必须在楷书的基础上，是“楷书既成”，则“纵”成行书的。行书写好了，就“纵”成草书。

但是“纵”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东汉《说文解字》曾说：

纵，一曰舍也。

所以，“纵”有“舍弃”“抛弃”的意思在，即挣脱束缚，得到自由。这一点在英文单词'abandon'有更明显的体现。英文单词中，该单词的本意是舍弃、抛弃，但是引申意义就可以演化成放纵、沉溺、放任。

可见，纵，实际上就是对约束和成规的打破。

而根据丰坊这段话的语境，“纵”的过程，是不断放开自己手脚，是不断打破成法的界限、逼近自由境界的过程。

宋代的苏轼在《论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

在这里，“溢”和“纵”具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往“纵”的反方向走，会有什么结果呢？

清朝的刘熙载在《书概》说：

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似真书而纵于真，“草行”近于草书而敛于草。

刘熙载在这里着意区分了真行、草行这两种特殊的书体。而所谓的“真”，其实指的就是楷书；“行”，即行书；“草”，即草书。

而唐朝张怀瓘在《书议》中也早有这样的论断：

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

所谓“真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楷。同理，“草行”，也就是行草。

刘熙载认为：真行，就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将楷书放“纵”开来，往行书的方向上发展，从而达到超越楷书规矩、条条框框的目的；草行，是在行书的基础上，往草书狂放不羁的方向发展，但是又比草书要含蓄，要收“敛”很多。

这表明古代书论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楷书、行书、草书之间的区别和它们的联系，尤其是他们在书体自由度上的细微差别。

综合上述各位名家观点可知，古人认为在书体创作的自由度上，楷书最为拘束，行书次之，相对而言较为灵活，草书最为灵活不羁。

但是为什么草书会成为自由度最高、最为灵活的书体呢？

要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必须要回到这草书及其相关书体诞生的历史场景，去看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是如何被文人和艺术家所塑造起来的。

只有通过构建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语境、历史场景，我们才有可能去了解这种书体的本质内涵。

草书的发展简史

我们稍稍回顾一下书法史就会发现，草书的出现，实际上是比较早的，它是出现在篆书和隶书之后。《说文解字》中说：

“汉兴有草书”。

这表明草书出现在汉朝。汉代初期，书写隶书时“草率”地书写，形成了草化隶书。

唐韦续撰《五十六种书》中记载了：

“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藁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

由于汉章帝喜好草书，因此被称为“章草”。所以，“章草”这种草书是相对于隶书这一书体而言的。即它是隶书的草化。

而隶书之所以会诞生出章草，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隶书虽然比篆书要更为简化，书写更方便，但是它写起来还是不够简练。而经过了篆书和隶书这样比较繁杂的书体之后，人们对更高效、更实用书体的需要就越加强烈起来。那么章草就运应而生了。

对这一个问题解释较为清楚的，是唐代张怀瓘，他在《书断》中说：

“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王 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 ’”；“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又说：“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边茹，上下牵连”，“呼史游草为章，因张伯英草而谓也”；“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张怀瓘在一开始回顾了史游“创作”章草的经历，所谓“简惰”，实际上就是人们追求高效率的表现。实际上，隶书的很多笔画一波三折，如果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说当然好看，但是这种字体不适合日常实用书写。譬如普通人日常穿衣，化妆舞裙、燕尾礼服之类的虽然光彩夺目，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不能总穿它，还必须考虑实用性。

所以，史游“创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实用，后来汉章帝、魏文帝让臣子用章草来写奏章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当章草逐渐发展到汉末魏晋时期，碰上张芝、王羲之，情况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张怀瓘认为张芝让章草更加草化了，使得本来“字字区别”的章草变得“上下牵连”。

但是为什么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章草会发生变化，开始突破了字字独立的局限，上下牵连了呢？

草书发展的关键期——从张芝到魏晋二王

我认为这一切还是要回到魏晋的社会现实中去看待。

章草过后，其实就是魏晋时期小草发展期。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二王一脉书法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也是中国书法自觉期的开始，这一个阶段在书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王羲之本人的书法成就，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这个人就是张芝。

所以，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认为：

“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

而王羲之本人的书法成就，实际上主要是行书和草书，尤其是他的小行草，被后世称之为万世之楷模，在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它不仅约束和规定了行草书的发展脉络，而且还影响了后世对于行草书书法审美规范的建立。

近代沈尹默先生在 《二王法书管窥》中认为：

“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从帖学入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

而魏晋时期的王羲之那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重要，而且对后世有重大意义的书体，不仅仅依赖于前人的努力、王羲之本人的艺术成就，还和那个特定的时代有非常重要的关联。

魏晋风骨对草书书法的影响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是一个非常动乱、而且非常诡异的一个时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魏晋时期并没有稳固而又统一的中央政权在进行有效的统治。各个地方都分裂成了一个个小国，互相攻战和兼并，就好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一样。

虽然那个时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对于文化和艺术来说，却是一个极度辉煌和灿烂的时代。没有了集权统治者对他们的压制，这些艺术家和学者们就可以自由的交流，互相的碰撞，产生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来。

所以魏晋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几乎可以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媲美，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

因而，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散步》认为: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这一时期之前，是比较死板而且僵硬的汉代儒学思想的统治时期。那么到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就对以往汉代儒家的那些腐朽死板的思想提出了质疑，要求解放人的天性，释放人的心灵，追求个人的自由，发挥自己的独特魅力。

这一时期，文人和艺术家，他们自身的觉醒，对于自己思想的探索，有了更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所有的这一切都促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和艺术上的繁荣和发展，所以后世的文人史家把那一个时期称之为魏晋风度、魏晋风流，魏晋风骨等。

王岳川教授在《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中认为：

王羲之具有典型的晋人风度:性格耿直，超尘绝俗，不拘礼法，委任自然。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导致了思想先觉者更为深层地感受人生和艺术。人的觉醒使其将个性置于重于一切的地位，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重于世俗官场，只按照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形成自己的独特个性和人格风貌。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影响下，王羲之那一代人充分的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加上他们本身就有丰厚的阅历和比较高远的见识，这一切促成了他们在草书艺术上的成就，促成了魏晋时期草书的发展和繁荣。

这一时代风貌深深印刻在草书自身的基因中，成为它不可被磨灭的内在艺术密码。书法家可以凭借这种字体自由而且散漫的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所感，不被各种各样的成法所约束。

结语：王羲之的贡献

而书圣王羲之在这一过程中最主要贡献就是：

其一，将汉魏拙朴书风转为自然流美书风，与东晋文人雅士风流倜傥的人生姿态相合拍。

其二，将魏晋崇尚的“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人格美书法美，发挥到尽善尽美之境，形成传承古代精髓、独标新意的雅致飘逸、刚柔相济的书法美学理念，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多样统一的“中和之美”相合拍。

其三，“尚韵书风”的完成。

作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书法天才，他敏锐的感受力、富有激情的创作力、持续不懈的努力让一代文人风骨永远留存于黑白的线条世界中，转化为艺术作品，位后世艺术家提供了不竭的艺术灵感，构筑了一个完美的精神家园。后世存在并且延续近千年的帖学传统，就从王羲之开始。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完整的认识和论证，欢迎你与我一同讨论，坚持对书法和艺术的严肃思考！

题外话：“脑洞”时刻

或许我们在回顾书法书体史的时候，会看到整个汉字演变的历史就是一个人类似乎不断在“偷懒”的过程。而环顾我们周围，科技的力量似乎确实在迎合人们无穷无尽的“懒散”，各种各样便捷的工具效率高的惊人。

因而，有不少人会发出批评，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之类的话，似乎我们回到过去那种缓慢的生活，就不会陷入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焦虑了。然而看问题的角度似乎不止于此。当我们把这一切归结于“懒惰”“懒散”这一类略带贬义的词汇时，我们对现实的批判到底是出自这些词语本身就具有的情感倾向的感染，还是我们真正的理智判断所得出的结果呢？

美国心理接纳承诺疗法学派的创始人斯蒂芬 海斯认为，人类以符号的方式获得间接经验，这在内在的就决定了人类是关系型思考的动物，人类的思维方式也被人类的语言所限制和规定了。当人们面对变故时，痛苦就会因为语言变成苦难而被放大，当人们无法承受这些苦难带来的痛苦时，就转而将他们又变为语言，以此实现对情绪的转移和逃避。我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也是如此，似乎那就是一片世外桃源，可以供我们忘掉烦恼。

我们可以这样来逃避痛苦，但是也可以从语言入手，先从改变语言开始，去接纳它。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视作“高效率”的，并且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解放了人类，将人类从繁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不必投身于笨重机械的工作，而专注于人们更喜欢、更愿意做的事情上，这些为了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偷懒”就不会显得那么令人讨厌了。

但从理智上来说，人类的确变得比过去更自由、更幸福了，否则你要花大把时间去做一些繁重而又无意义的工作，对你来说应该很难算是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