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补正

《文物》2017年第5期发表《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以下简称《胡奋碑》），推定此碑为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胡奋于泰始八年（272年）讨平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乱后的重阳登高纪功碑[1]。

2016年，笔者曾应邀参与了此碑的数字化文字辨认释读，共同确认了摩崖碑时代属西晋，碑主为胡奋。其后的碑文整理研究由忻州市文物管理处李培林等完成。初稿曾寄笔者征求意见，当时也未发现问题。《胡奋碑》刊发之后，再度细读，认为其“胡奋登高立碑纪功事件就只能确定到泰始八年的九月九日'的年代结论，虽考证颇详，但总感觉不甚妥当。进而翻检文献，梳理史实，发现其结论似乎未尽完善，尚且难以定论。笔者深愧最初阅稿时的迟钝与草率，有负忻州同行重托。在此就相关史实，作一补正。

《胡奋碑》一文的结论，“此碑为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胡奋于泰始八年（272年）讨平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乱后的重阳登高纪功碑'，应该是不妥的。问题出在对具体历史事件和当事人立碑行为的关联认定上，其原因则可能源于对深层次历史文化背景的忽略。

一   非主帅无资格勒碑纪功

《胡奋碑》之所以认定此碑与讨伐刘猛的关联，可能是过于注重史书中关于胡奋的英勇和功绩记载，以及由此引发的职官升迁和历史评价，存在先入之见，昧于具体而微。关键是忽略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深层规则——主帅才有资格勒碑铭颂。

有关泰始年间平定刘猛叛乱，史书记载如下。

《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七年春正月……匈奴帅刘猛叛出塞。”[2]

《资治通鉴》卷八一《晋纪三》：“（泰始七年）十一月，刘猛寇并州，并州刺史刘钦击破之。”[3]

《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八年春正月，监军何桢讨匈奴刘猛，累破之，左部帅李恪杀猛而降。”[4]

《晋书》卷五七《胡奋传》：“匈奴中部帅刘猛叛，使骁骑路蕃讨之，以奋为监军、假节，顿军硁北，为蕃后继。击猛，破之，猛帐下将李恪斩猛而降。”[5]

事实上，这几条史料记载的应该是两次战事：第一次战事在刘猛初叛当年，主帅是并州刺史刘钦（《晋书》失载，《通鉴》补记当有所本），亦不知胡奋是否参与其役；第二次战事的主帅（《晋书》记载前后扞格，或许暗示晋朝人事的变迁），无论是监军何桢或骁骑路蕃，胡奋只是参与部属。换句话说，那怕后来胡奋官职更高，名声更大，但此时他仅是一位部属参与者。

史书关于胡奋的记载很多，评价也很高。史书出于后世，作史者或有意无意地对声名卓著者有所偏爱，将许多别人的功绩与荣誉加诸其身，当事人由参与者变为主导者的情形，司空见惯。《晋书》卷五七：“史臣曰：……（胡奋）玄威之武艺……制凶酋于硁北……“显然将讨平刘猛的功绩归之于胡奋。但是，纪功碑是当时的文告形式，必然如实展现此时此刻的政治局面和官场秩序。

古代中国有这样一种政治、军事文化传统，哪怕部属建功再多，性格再狂妄，都不可能凌驾主帅而勒碑纪功。故此，胡奋碑的缘起和年代背景，当不会是讨伐刘猛的泰始八年。反过来说，以胡奋领衔的纪功碑，所颂扬的是另外一回事。

二   主帅胡奋与战争对手

胡奋领衔的纪功碑，除居士山纪功碑以外，还有太康元年（280年）胡奋和王戎在征伐孙吴时平夏口、武昌后所立碑。《水经注》卷三五《江水》：“江水又东径鲁山南，山上有吴江夏太守陆焕所治城……中有晋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胡奋碑。”[7]

胡奋作为主帅又与并州有关的文献记载也是存在的，时间却已在四年之后了。

《晋书·帝纪第三》：“（咸宁）二年（276）……二月……并州虏犯塞，监并州诸军事胡奋击破之。”[8]

《胡奋碑》作者也注意到了这条史料。但仅被用于论证胡奋官职而轻轻放过，未予重视，殊为可惜。

作为此次战争对象的“并州虏'，史书未明，战争过程亦阙如。如果搞清“并州虏'具体所指，与《胡奋碑》碑文又有怎样的联系，结论将不言而喻。

《三国志·魏书·鲜卑传》：“青龙元年（234年），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寇钞并州，杀略吏民。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归泥叛比能，将其部众降，拜归义王，赐幢麾、曲盖、鼓吹，居并州如故。“四十年之后，并州地区的鲜卑人叛乱造反，官方自然称其为“虏'了。

西晋时期居于并州的胡族并非仅有鲜卑，还有匈奴、羯、氐、羌等，或皆可称之为虏。《胡奋碑》碑文却这样描述此次战争结果：“鲜卑息须韃泥，系囗囗大檀[石][槐]之曾孙也，率囗囗万四千家，以先众夷，屈膝内附为官奴。”[10]因此，此次“犯塞'并被“击破'的“并州虏'当为鲜卑人。

碑文还提及，此次战争胡奋“统中军步骑五千人，一州六郡十亘门，匈奴四帅合五万余人'。试问，如果战争对象是匈奴刘猛，胡奋能放心派遣“匈奴四帅'上阵吗？而且，碑文记录的战争结果没有涉及对匈奴刘猛的处置，被处置的却是鲜卑人。由此可推知，战争对象为鲜卑人。

综上所述，胡奋作为主帅，在并州平定鲜卑，战果辉煌，《晋书》与《胡奋碑》记载的战争对象和战争结果契合无间，可以定论。身为监并州诸军事（联军统帅和地区军政长官）的胡奋，击破犯塞的并州虏（鲜卑），意气风发，重阳日登高远望，“朔边无风尘之警，黔首晏然”[11]，豪情无比，勒碑纪功。此时当在西晋咸宁二年（276年）。

胡奋平鲜卑之役，为短暂的“太康之治”增添了亮丽的一笔。胡奋碑碑文也为后人揭开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也为研究西晋并州地区的民族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1] 忻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山西定襄居士山摩崖碑为西晋胡奋重阳登高纪功碑》，《文物》2017年第5期

[2]《晋书·武帝纪》，第60页，中华书局，1974年（以下皆为此版本，不另注）。

[3]《资治通鉴》，第2518页，中华书局，1956年。

[4]《晋书·武帝纪》，第61页。

[5]《晋书·胡奋传》，第1557页。

[6]《晋书·胡奋传》，第1567页。

[7] 陈桥驿《水经注校正·江水》，第896页，中华书局，2011年。

[8]《晋书·武帝纪》，第65页

[9]《三国志·魏书·鲜卑传》，第835、836页，中华书局，1964年

[10] 同[1]

[11]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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