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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说的是人要遵循自然之理，顺应自然的运行，不必去干预自然的运行，不做不必的事，但也必须去做“作为自然与社会一部分的你”遵循自然逻辑该做的事（无不为）。 庄子是援用寓言的方式来描述道、真人等等概念，其中很多章节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得道之人的崇高境界，从其本意来说是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这就为大家展现了一种价值观：无欲无为之人最逍遥。那么在一般读者看来，无欲无为成了达到这种最高价值的手段。那么，对大家而言就会向无欲无为靠拢，去刻意地“无为”。而不为人注意的是，“刻意的无为”和“不要刻意的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而后者才是道家的真正精神。 就如同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句话只是为了展示给大家一种现象，就是无为会导致无不为。但是，如果很多人带着有色眼镜去解读，当“无不为”成了我们的目标时，那么我们当然应该无为，但这种“应该无为”，则很明显是一种“刻意的无为”。 为了保证礼法的有效实施，道家还提出了政治权力中的操作原则，即君无为而臣有为，这一原则正式出现于黄老学派。从历史上来看，老子针对统治者第一次提出了“无为”的主张，认为君主无为，百姓可以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老子的无为主要是想消解统治者对百姓过多的控制与干涉，给百姓以更多的生存空间，以使社会恢复并保持和谐与秩序。当然实际的社会并没有这样简单，仅靠无为并不能使社会恢复秩序，正是由于此，黄老学派才提出了“法”作为君主无为的补充。《经法》云：“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刑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十大经》也说：“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刑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 君主之无为，是因为有刑名法度约束天下。与此相应，就是必须有执法的人，即所谓臣。黄老学派认为，君主必须无为，而臣子则必须有为。庄子学派作品《庄子·天道》及黄老学派作品《管子》都明确提出了这一原则。《天道》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管子·心术上》也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心而无与于视听之事，则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过而目不见，声至而耳不闻也。故日：“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故日：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故日“君”。‘毋代马走’，‘毋代鸟飞’，此言不夺能。不与下试也。” 这是以心与九窍比喻君臣，充分表现稷下道家以治身、治国为一理的特点。照这样的解释，“君无为而臣有为”，第一是为了区分君臣不同角色，并保证君主处于主动的地位；第二是为了有效发挥大臣的能力，使各尽其责。总之，是于上下都有利的原则。“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对法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 简言之，无为论，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不违背事物的本性而为。“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主术训》)，“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职，以效其功”(《修务训》)，实质上是“君逸臣劳”，以臣下众人的智慧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所谓君主的“无为”在于因势义导，并不代表放弃对官吏职责的考核。 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总是无为的，但是遵循规律来治理国家自然会成就了所有的事。 自然，道家的核心概念之一。道家自然分“创造自然的自然”和“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前者比后者更高,是后者的否定,因为它用“人为”否定了“自然”。但它也是同一个自然的“自否定”,因为“人为”、“创造”也是自然,而且更加是自然,所以它是自然的“本质”、也是真正的自然。道家的“自然”概念中的两个层次,即“无为”层次和“有为”层次。只有“创造自然的自然”才是最自然的，因为只有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才是道家所提倡的道常无为法自然。 杨朱主张个人本位论，但他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前所述，杨朱提出了“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观点，由于文献有缺，我们已不知杨朱是如何具体论证和具体发挥他的这个观点了。《说苑·政理》中的一段记载却弥补了这个缺憾。“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何以？’杨朱曰：‘诚有之。君不见夫牧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在这个“童子牧羊”的比喻中，羊群“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享有充分的自由。而象征统治者、管理者的“童子”只是“荷杖随之”，并不乱加干涉。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以及关于国家只应起“守夜人”作用而不乱干涉经济活动的观点。虽然与亚当·斯密的近代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相比，杨朱的观点只能称之为古代朴素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但其历史地位则是不应低估的。 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理论的首倡者是老子。老子的无为论乃是中国古代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和“基本形式”。杨朱的“童子牧羊”论正是“无为而治”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管子的“或使论”。蒙文通指出《管子·白心》一篇，“阐或使之义为备”，这实在是慧眼独具。《白心》云：“天或维之，地或载之。”“夫天不坠，地不沉，夫或维而载之也夫！又况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之动也。夫不能自摇者，夫或摇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洒乎天下满，不见其塞。”“或者”在古代汉语中，是指代一种虽暂时不能实指但确实存在的人或其他对象。在《白心》中，这个“或者”是指一种对自然、社会现象起基础和推动、支配作用的力量，其特点是“视则不见”，“洒乎天下满”。不难看出，这种“或使”论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如出一辙。二者的深层含义都是对客观存在但暂时尚未被人完全认识的客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承认。 《白心》是主张“治无治”即无为而治的。《白心》云：“无益言，无损言。”与《白心》属于同一学派的《管子·心术上》云：“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蒙文通认为可视此论同杨朱的理论为“一贯之道”。蒙文通说：“物至自治，安用拔一毛以利之。拔毛以利，适为不利也。”“拔毛利之，则益之也，适乱之也。杨子之说，得《心术》、《白心》之言而义益彰。” 对于《白心》、《心术》作者的学派归属，当代学者看法殊异。蒙文通则径将其作者归属于杨朱学派。我认为，即使不同意蒙文通关于作者学派的归属，至少也应赞同他的以下观点：杨朱所云“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杨朱本人的论证已不可知，而《白心》、《心术》篇的有关论点和论证正可视为杨朱观点的进一步“具体论证”和继续发展。杨朱学派和《心术》、《白心》的作者，作为一个一脉相承的流派或两个有一定联系的流派，他们都在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中国先秦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为即庄子说的有所待，待就是依赖于条件，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缘和合而成。无为即庄子说的无所待，不依赖任何条件，无所依、无所附，自本自根，自为主宰，不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永恒真实，圆满逍遥。因为一切都可以超越。 超越了一切， 才叫无可待！ 超越了我，知道人我无二。 超越了生死，庄子才会鼓盆而歌。超越了众生，庄子于是知道了鱼乐，并可以是蝴蝶，蝴蝶也可以是他。 超越了物我，列子才可以御风而行！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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