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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康熙大帝对中国珐琅器又一里程碑式的贡献，便是下旨从西方引进了画珐琅工艺技术。这种工艺是将原本仅用来填色的珐琅釉料，以彩画的形式直接绘于铜胎体表面，再做烧制。这样一来，华美 清早期的珐琅器以康熙时期为代表，主要是由皇宫内廷的造办处承造。由于康熙帝本人对艺术品的制造有着浓厚兴趣，所以珐琅工艺也在此时突飞猛进。除了釉料新增鸡血红、苹果绿、茄皮紫等色外，明代烧蓝后所遗留的砂眼多、填料不满、缺乏光泽的弊病也得到有效解决。而且随着清代金属掐丝水平的提高，极细的铜线在工匠手中屈伸自如，像龙、螭（音同“吃”，chī）、夔（音同“葵”，kuí）、凤等纹样都可以用双钩线的方法表现出来，凸显细腻。
康熙大帝对中国珐琅器又一里程碑式的贡献，便是下旨从西方引进了画珐琅工艺技术。这种工艺是将原本仅用来填色的珐琅釉料，以彩画的形式直接绘于铜胎体表面，再做烧制。这样一来，华美艳丽的珐琅颜色就彻底摆脱了金属线框的束缚，奔放自然且无所顾忌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早期画珐琅，釉彩堆积较厚，色彩晦涩，珐琅彩地表面砂眼密集，雍正时期的内廷珐琅作很少制造掐丝珐琅，目前尚未发现具款的作品。但据“造办处”档案记载，这个时期设有“珐琅作”，并有制造掐丝珐琅器和仿制“景泰珐琅瓶”的5次试制记录。 雍正帝对画珐琅的工艺更是情有独钟。他不仅派朝廷重臣监制督造，还亲自参与纹样的创作设计，甚至将烧制瓷胎画珐琅器的御窑设在了故宫养心殿外。皇帝的这种高度重视，使得画珐琅制品风靡一朝。但此时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掐丝珐琅器在雍正时期似是遭到了“冷遇”，但至今未能找到一件落有雍正年款之器。掐丝珐琅器暂时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是个爱玩的皇帝，他在位六十年，正值大清王朝全盛之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于是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度日益攀升，皇家宫廷更是如此。乾隆帝在勤政之暇尤爱欣赏供玩，所以此时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规模之大、作坊之多是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的。其中珐琅器的工艺更是精益求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乾隆掐丝珐琅的烧造，已不满足纹饰、颜色的变化，大量雕刻、镶嵌工艺被运用其中，起到画龙点睛之笔。并且，将画珐琅与掐丝珐琅的巧妙结合也是乾隆朝首创。然而，最令世人叹为观止的还要数乾隆年间烧制的珐琅大器。如屹立于紫禁城供佛之所梵华楼内的宝相花纹金佛喇嘛塔、陈设于道教神所钦安殿内的太平有象尊，以及大内秘藏錾（音同“赞”，zàn）胎珐琅四友图屏风，都可谓珐琅器中问鼎之作，气魄宏大，堪称绝唱。 清乾隆 铜胎掐丝珐琅‘太平有象’夔龙纹双耳三足盖炉 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甚行，尤其是在以铜作胎、器形多变的珐琅工艺上。为了追仿商周青铜器的样式，乾隆帝下令用珐琅制作簋（音同“鬼”，guǐ）、鼎等古器，并要有所新意。于是，一批饰有变体饕（音同“涛”，tāo）餮（音同“帖”，tie）纹的仿青铜掐丝珐琅器被烧造出来。如：“鑑（音同“鉴”，jiàn）古堂”收藏的“掐丝珐琅双螭龙耳方座簋”，器形源于西周祭祀礼器，通体由盖、身与四方底座三部分组成。两边各配螭龙耳，精工细琢，生趣灵活。另在其纹饰的运用上，为呼应主题，特将青铜饕餮纹与螭龙纹相互融合，创出一种流畅且富于变化的新纹饰，再加入花卉、云朵点缀，更显出华贵雍容的宫廷之气。 当嗜古之情发展到极限，必然会走向制赝。在清宫造办处档案中，曾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多宝格内着做仿古样款掐丝珐琅瓶一件，宝瓶一件，罐一件，俱要大明景泰阳纹款，先画样呈览，钦此。”文中“俱要大明景泰阳纹款”一句，将乾隆皇帝制赝之举一语道破。有着皇帝的圣旨，制赝自然成为了光明正大的事。于是乾隆朝仿造的景泰款珐琅器大量涌现，甚至早已超出其真品数倍。更有甚者，得知皇帝有此雅好，便纷纷将自己家中珍藏的景泰本年之器进献入宫。然而，景泰珐琅自明代就属珍玩，传世稀少，为了能满足邀宠之心，只好假借明万历之器，再添补景泰年款后待以充之。 由此可见，上文中用铜片遮盖万历年款的制赝高手，也便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了。至于作为当事人的乾隆皇帝是否会明察秋毫，还是欲擒故纵，今天我们已然无从知晓。 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随着乾隆皇帝的驾崩而悄然结束，珐琅的辉煌也伴随着大清的国力衰败而渐隐渐淡。虽然在清末的同治年间，北京地区兴起了一些专营铜胎掐丝珐琅的私人商号，如老天利、宝华生、静远堂等。但其产品风格大同小异，工艺水平也早已离盛世甚远，只是唯有那仿刻的景泰年款延续依旧。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可谓出生于西方，而成长在中国。伟大的中国古代工匠用辛勤的汗水赋予了它血液和灵魂。面对先人们遗留下的宝贵财富，仅凭目前的研究认知还远远不够。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华夏文明的广泛传播，这种梦幻般的珐琅工艺定会在新时代中，再度放射出那耀眼的光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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