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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举足轻重， 他对扬州画派和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 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他是明靖江王朱守谦的后裔， 善绘画、工书法、能诗文， 他就是清初画坛“四僧”之首—— 石涛（1642-1708） 石涛， 原名朱若极， 生于明朝末年。 别号大涤子、清湘老人、 零丁老人、济山僧等， 法号元济、原济等， 自称苦瓜和尚、瞎尊者。 何谓瞎尊者？ 失明的人， 寓意为失去明朝。 失明之人， 岂有不想复明之理？ 何谓苦瓜？ 皮青， 瓤朱红， 寓意身在满清， 心记朱明。 石涛自称苦瓜和尚， 餐餐不离苦瓜， 甚至还把苦瓜供奉案头朝拜。 石涛的苦瓜癖， 与他的经历、心境密不可分。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苦瓜君的经历。 弘光覆灭之后， 唐王在福建建立政权。 石涛的老爸朱亨嘉不服， 认为按辈分不应由唐王称号， 遂于广西自称监国。 唐王命两广总制丁魁楚、 巡抚瞿式耜（sì）攻打桂林， 城破后朱亨嘉全家 被押解至福州废为平民， 囚禁至死。 国破家亡的石涛侥幸逃脱， 被迫逃亡至广西全州， 在湘山寺削发为僧。 以后颠沛流离， 辗转于广西、江西、安徽、江苏、 浙江、陕西、河北等地， 半世云游，卖画为生。 晚年定居扬州， 弃佛后还俗入道。 1680年， 石涛由宣城移居南京。 到南京后， 慕名前来拜访的人非常多， 而他却“皆闭目拒之”， 并自号苦瓜和尚、清湘陈人。 作为明王朝的宗室， 来到先人的故都， 不由他不生黍离之感。 但这种黍离之感终究不符合 石涛不甘寂寞的禀性。 因此， 过了四年的隐居生活后， 石涛又开始了频繁的社交应酬活动， 往返于南京和扬州之间。 而他的画名， 也开始传到统治阶级的上层， 声名鹊起。 此时， 他对民族矛盾的抑郁和 对南明政权同室操戈的怨恨 也随之逐渐淡化， 世俗的功名心理则日趋高涨。 做和尚不仅不再是 对世俗现实的一种反抗， 相反， 成为了谋求晋身的终南捷径。 1684年， 康熙帝南巡到南京， 石涛在长干接驾； 1687年， 康熙南巡到扬州， 石涛再次赶到平山堂接驾， 并画了《海晏河清图》， 诚惶诚恐， 刻印称自己为“臣僧”。 纵观石涛后来一些诗文， 便可发现， 他所痛心疾首的 是他们家族的内斗残杀， 而根本不存在什么 对异族入侵的深仇大恨。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石涛接受了辅国将军博尔都的邀请， 不久便兴致勃勃地北上京师了。
1689年， 石涛满怀入世的功名 心理飘飘然来到了北京， 周旋于公卿之间， 为博尔都作了很多画， 并结识了正统派领袖王原祈， 合作画了幅《兰竹坡石图》。 可惜这样一位从小在佛门长大的画家， 哪里懂得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 在京三年， 他虽然名动公卿， 却依然怀才不遇， 未能得到帝王的青睞。
1692年， 石涛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南京， 筹划在扬州大东门外盖一所房子 以为晚年栖息之地， 命名“大涤草堂”， 并给自己起了个“大涤子”的名号。 “五四”以后中国画的发展， 石涛的影响之大， 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伟大的画家。 毋庸置疑， 石涛确实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石涛的传统基本功不是很扎实， 加上他在具体创作时态度有些随意， 其笔法的窘迫， 笔墨的恶劣就无可避免了。 陆俨少曾经这样评价石涛： “有人说，石涛不好学，要学出毛病来。我的看法，有一种石涛极马虎草率的作品，学了好处不多，反而要中他的病，传染到自己的身上来。他的大幅画，章法多有牵强违背情理的地方。他自己说，搜尽奇峰打草稿，未免大言欺人。其实他大幅章法很窘，未能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用笔生拙奇秀是他所长，信笔不经意病笔太多，是其所短。设色有出新处，用笔用墨变化很多，这也是他的长处。” 学人长处，容人短处， 才是今人应有的治学态度。 我们既不必盲目跟从成大名者， 也不可轻视真正有才能的无名人士， 客观、全面而不偏袒地去描述一个人， 正是本小号努力想做到的。
从南京博物院所藏的石涛《狂壑晴岚图》中的题跋，可感受到其在书法上的深厚造诣和过人的艺术才情。 动荡的一生， 造就了“矛盾”的石涛。 他身处佛门却心向红尘， 身为明朝皇室后裔， 却两次接驾康熙， 山呼万岁； 他混迹于清公卿之间， 与清王朝上层人物多有往来， 主动结交名门望族， 意图出人头地， 却并未如愿。 然而不可否定的是， 石涛把波折的一生和矛盾的内心， 融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中，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风格。 石涛的绘画作品， 有寻丈巨制， 也有册页小品。 早年画风疏秀明洁， 师法宋元诸家； 中期画风气势磅礴， 多用干笔枯墨； 晚期则粗犷淋漓， 笔法肆意纵横。 石涛带着内心的矛盾和隐痛， 创作了大量的精湛作品。 最为人推崇的， 是他奇险兼秀润的绘画风格， 笔墨中包含着淡淡的苦涩， 多么像苦瓜留在口中的余味！ 我想， 吃苦瓜时让世人最先想起的名人 应该是苦瓜和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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