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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白表抒胸臆“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的时候，当白居易怅然吟诵“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的时候，当朱熹染翰写就“认得渊明千古意，南山经雨更苍然”的时候，当龚自珍摅舒洞见“莫言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的时候，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其实已不惟是中国古典文学史的殊绝一页，更已进入了民族心灵史之畛域。当然，一位天才诗客的价值绝不仅仅源自其卓荦诗作或后人追慕，而有更深远的渊薮。于陶渊明而言，其心灵史意义乃奠基于先秦两汉以降的士人价值观及其依存的历史语境。 先秦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群体，其阶层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追求和意义建构的过程。春秋时期，周室倾圮，王官之学失守，知识下移，使得“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诞生。这个初生的群体，从一开始就绽放了绚丽的理想之光。他们与后世汲汲于功名和自我的知识分子不同，将挽乱世于既倒、解民众于倒悬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孔丘之流离、墨翟之勤苦、孟轲之激辩、庄周之孤愤、韩非之冷峻虽然情貌各异，但其终极之“道”无不指向着一个平和、理性之社会。这种恫瘝在抱的济世情怀是先秦诸子的共同表现，也是作为一个新阶层的共同价值观。虽然战国时期个人利益的侵入使得士人不免说客之讥，但“为民”的价值追求使他们即使在千百年后依然令人肃然起敬。司马子长读孔子之书，想见其为人，在他心中盘桓不去的又岂止是夫子伟岸的背影，而是孔子念兹在兹的礼乐斯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天下之心。可惜的是，太史公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士人之心的深刻理解在那个时代不过是空谷跫音而已。 秦汉以降，中国进入帝国时代。自始皇帝定“一”为天下尊，这个最简单的汉字也成了此后两千年中华历史最本质的写照。所谓“一”者，一统天下、一个天子、一种思想是也。专制政体下的士人，人生道路被规约在集权体制内，人生价值被引导为对皇权的忠诚。如欲生存并实现某种价值追求，就必须皈依体制；皈依体制，就须忠于皇帝；忠于皇帝，就是抛却自我。如此逻辑之下，士子的人生与皇权的命运紧密相连，古典先哲“为民”的价值追求蜕变成“为君”的人生取向，对天下人的关怀也随之变为对一个人的忠诚。司马迁笔下凡事不肯面折庭争、令人主自择又善缘饰儒术的公孙弘，还有因恭谨驯行而致高官的石奋父子都是此类士子的典型。这是中国士人心灵史最痛苦、也最深刻的一次断裂。汉末乱象令此一断裂愈加迷乱，直到陶渊明所在的魏晋时代。 魏晋时代是一个彻底的乱世。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总之，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说它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此期政治动荡、民生倒悬，士人的生命更是朝不保夕。说它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随着汉末儒学的破产，禁锢士人命运的枷锁有所破裂，又在道学和佛学等思想的熏染下，士人获得了较为广阔的人生选择，其意识也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对自我人生的关注和个体生命的思考成为这个阶层的共同注目点之一。但是，“为己”的道路并不平坦。建安士人的价值追求，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们坚信人生须立德、立功、立言，“三曹”的慷慨篇什展现了汉末魏初士人的昂扬气质，所谓“建安风骨”是也；但是，酷烈的现实又迫使他们意识到生命的惨淡，“三曹”的游仙之歌即是他们逃避现实的一个出口。魏晋文人的命运同样飘摇不定，血淋淋的政治斗争和虚伪的礼教，让人不寒而栗。魏齐王曹芳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之后，士人被卷入司马氏和曹氏的政治斗争之中，很多人无辜被诛，因此有“嘉平年间，名士减半”之说。纵使他们对生命怀有炽热的眷恋，深沉的思考之后，却发现原来世界是一张密网，怎么飞也挣不脱。阮籍《咏怀诗》第四十一首这样写道：“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凫鹥。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逼此良可感，令我久踌躇。”这岂止是阮步兵一人的慨叹，更是一个时代的悲歌！ 幸好，陶渊明出现了。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的读书闲居的青春岁月，到“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的仕隐不定的中年时代，再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回归园田的晚岁光景，“五柳先生”不是没有挣扎，但正是这种反复，让他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归去来兮辞》的结尾说：“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臣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譬若飘落大江的一叶，人生是叶，命运是江，随波迁流，委运任化，忘成败、乐死生才能超越。这种认知不是消极沮丧、悲观厌世，而是感悟于生命之本质，此即时贤所论：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窥察了道德的堕落，却无力改变它，只好追求自我品性的完善；他亦洞见了末世的残朽，却无法挽救它，只好执念于自我人性的复归。诗歌史上的陶渊明，真醇、质朴、平静、洒落，为田园诗人不祧之祖；而从心灵史的角度观之，其价值愈加丰盈。他采菊篱下，悠然见山，心齐外物，超然无我，“质性自然”的个体认知与“得意忘言”的生命领悟泯然无间。体知自我、升华人生，而不求见知于人、矫饰炫世，也正是孔子“古之学者为己”的内涵。所以，陶渊明的“东篱风致”不仅是对先秦道家“庄周梦蝶”的直觉，也是对古典儒家“为己之学”的冥合。所谓“为己”，并非汲汲名利、贪恋外物的私欲餍足，而是心凝形释、优游天壤的心灵具足。这亦是陶渊明给予后代士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心灵遗产。 从先秦到西汉到魏晋，从诸子到汉儒到陶潜，从“为民”到“为君”到“为己”，先唐士子的心灵史迁嬗大略如此。作为转捩者和实践者的陶渊明，其对“为己”的真意领悟不仅超离先贤的物我羁绊、启迪后学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姿态面对人生，甚至东渡西进，泽被至今。日本室町时代的奇僧一休宗纯（1394-1481）有《菊》诗云：“满庭潇洒菊花丛，吹送秋香帘外风。因忆渊明无限意，南山吟兴一篱东。”当代美国“深度意象派”的代表诗人罗伯特·勃莱（RobertBly）也有一首《菊花》诗，说：“回来步上苍白的车道/晒衣绳上的衣服看来多平静/当我走进我的书房，就在门边/月光中那团团白色的菊花！”这团团白菊因何而来？诗歌的子题便是答案：“为喜爱它们的陶渊明而种！”如此看来，纵使陶诗浑朴难企，渊明风致却堪企慕晓悟！ 【来源：《中华读书报》；作者：倪晋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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