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文化自信

倘若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大致上会赞同中国是个注重入世和实践、讲究实用的文化。我们既不会像基督徒那样在神与人、灵与肉、完满与残缺的张力中惶惑不安，也不会像穆斯林教徒一样热忱于圣战；我们强调入世而怀揣'兼济天下'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奉守'独善其身'、悠然自得的处事原则，并不会对物质欲望产生永不餍足的欲望。梁漱溟概括道：'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提倡要求物质享乐的，却亦没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论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满足安受，并不定要求改造一个局面。'（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65页。）尽管在思想的最精深之处不乏对基本问题的不懈探索，但最终'其高极乎太极无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周濂溪集》，《隆兴府学先生祠记》）'而不语怪力乱神，不沉潜于'存在者的存在'或'万物竟然存在而不是不存在'等盘踞千年的哲学渊薮。中国人在实际的伦理、道德教化、人生哲学方面运起了精微纤巧的哲思，他们关心如何正确地生活、如何获得人生意义和人与人之前如何相处。因此倘若问：抛开那些将旁征博引、严谨考证奉为圭臬的学问和浩瀚无垠的文学，无视那些史书里呼风唤雨、发思古幽情的文化精英，中国文化体现在哪里？那就飘忽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中。正如莱布尼茨所说：'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但我们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了吗？毫无疑问我们处在一个能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收纳到一块小小屏幕的互联网时代。然而我们并不能称之为'多元文化'的时代。因为多元文化意味着在所有地域不同文化和谐并存，没有哪个个文化占据宰制其他文化的优先地位。而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带，我们实际上处于两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对峙当中：中国和西方。在西方资本主义逻辑的冲击下，我们已经不再知足安分，而是相继将物质的丰富和财富的积累等同于人生幸福的终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学习并投身于最赚钱的金融、经济或互联网专业，我们牺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际交往智慧的缺乏当成常态，甚至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我们近年来关于亲戚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市场不发达的时候，基于亲缘邻里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网络能够保障我们的基本吃穿。在市场经济发达起来之后，只要你有具有价值的技能，你就可以去城市打拼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机会。因此最重要的不再是'亲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和'工作关系'。年轻人也就没有动力去和亲戚攀谈维护关系。（Gagnon & Goyal (2017), 'Networks, markets, and inequality'）

在'进步'的意识形态之下，我们的标准不过是西方的标准，我们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西方的语境：城市建筑现代化、学术定量化……国家也为传统建筑施加了必要的保护或开发成驰名中外的名胜景区，诗词大赛、汉字大赛等节目比比皆是，'汉服''国学'似乎在复兴。然而对建筑的保护也挡不住城市化各类建筑现代化与同质化，传统建筑的旅游开发也服膺于同样的逻辑；各类传统文化节目和国学与汉服不过流于形式和表面，并不能从根本上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真正意义上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认同，更多的不过是出于无意识的夸示和'表演'。因此，在广袤的中国大地，真正意义上认同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仅仅只是一小部分人罢了。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已经不能把矛头指向综合国力或者物质的积累，否则不过是陷入重复物质决定论的窠臼而已。某种意义上这是观念的战争：我们可以尝试从思想入手，从意识形态入手，深入到日常观念的前提和基础来深究。

我们被错误的进步主义和历史主义所戕害。一直以来，我们将进步与人类的幸福等同于科技的创新和物质的丰富——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梦想，然而这个时代证明了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物质资料的增加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与之相对的，我们实际上无意识地将我们的传统文化等同于'落后的'文化。带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去了解传统文化，自然会造成误解和浮于表面的侃侃而谈。历史主义则主张：所有理论和学说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文化、特定阶级、特定意识形态的产物，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普遍性理论和学说。这种主张看起来无需匡谬纠偏，但实际上很容易导致对古典学说的拒斥，因此对古典学说的发掘和理解也失去了很多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并不是拒斥进步，拒斥所有的启蒙话语；我们其实更应该提倡马克思的'进化论'：人类进步的目标应该是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全面性。

我们同样不要对科学的盛行盲目乐观：现代科学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张力（现代科学和西方传统文化也是如此）。现代科学起源于笛卡尔和培根，他们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或规律就能获得人生的幸福；同时在科学的不断演进过程中，知识和价值逐渐二分：科学摆脱了'什么是知识''知识能带来什么'等基础问题的掣肘，无所顾忌、不舍昼夜地向前发展。知识和价值的二分使得科学本身仿佛纯然无暇但又无往不胜，真理所在之处科学必然现身，疑难之处唯有等待科学的灵光方可披荆斩棘。我们绝非否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而是说看似毫无立场的科学实际上和意识形态暗通款曲，成为了科学主义：科学就是真理，科学能够解答所有的疑惑。然而这科学高度发达的今日，我们的精神安定了吗？

因此如何文化自信、文化复兴的归家难题其实等同于如何寻找人类出路的问题。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相混杂的今日，我们已经不能持国粹主义的立场拒斥西方思想，而是谨慎对待，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看清自身的道路和方向，选取值得借鉴的思路。面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化的热潮，西方哲学里早已'乡愁'四起，海德格尔把现代人的命运描述为'无家可归'：人所存在的世界已经被现代科学所遮蔽。海德格尔提倡'归家'，回到古希腊的'诗性艺术'世界，用诗来为人和物解蔽，修筑本真的家园。因此要建立文化自信并不是做基于地缘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而是每个人都要深达观念之网的原初，在意识形态的互搏中争夺一方沃土：我们的古典学说并非毫无用武之地，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落后，我们的微言也能道出大义，吟唱真理。

当然我们并不是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其中的确存在着压迫人的全面性的方面。因此我们在归家之时，也要时常借助他者文化自我反思，在归家的过程中修筑新家园。那么我们该如何修筑新家园？首先，现代社会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竞争变得紧张且疏离，这种异化的状态是不合理的；人生在世不可能不与任何一个人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人的全面性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注重伦理关系的'礼'的国家，我们不仅要挖掘先人的伦理技巧，更要批判性地吸收其中的伦理智慧：在这个身、家、国、天下一体的伦理系统中应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由与平等，追求所有人内在本质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我们的文化自始自终都是一个直面现实生活的文化，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会贸然创造一个神然后迷狂地为其生为其死。最后是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今天的人类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造成了人与自然两方的共同忧愁。而我们的传统思想中较少存在主体擅自先取消自身的'在世'而孤独地凝视世界的形而上思路的成分，因此我们不会将自然看作要去征服的敌人，我们反而追求'天人合一'。我们既追求人与天的伦理关系的和谐，但也不是顺从必然性地毫无作为，而是效法天而行善，其中也有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现代社会物质的极大丰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和安定，我们越来越迷茫，越来越多地陷入到'无意义'的窘境中踟蹰辗转。当然中国文化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普遍的救世方式，但至少能提供引导人生与安排精神的独特视角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为人类的出路提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