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被割错了一个肾但还是要骂中医

近代以来，船坚炮利下的西学东渐与腐朽愚昧的封建体制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很多激进的方法与口号都应运而起。可想而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形而上的道德文章，哪种文化背景下拿出来的东西更为实用些呢？结果显而易见。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特别的强调科学，不仅强调科学，更强调全面的向西方学习，将中国传统的形而上的玄乎而无确切所指的理论全面抛弃掉，在这种时代要求的背景下，中医这种建构在传统哲学思辨基础之上的学问自然不会避免被骂的厄运。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大知识分子骂中医是件很普遍的事情，比方说清代的朴学大家俞樾传统学问不可谓不深厚，但是著述《废医论》开百年中医存废论证的先河，鲁迅写文章更直接点名开骂，郭沫若讲“至死都不会麻烦中医”等等，这些确有实事。这种思想不能完全说错，应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当时的历史问题；但是这样的思想也绝不是正确的，因为这彻底否定了千百年来中医确有疗效的实事，所以我认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特定的言论而已，其实这里面很多人到后来都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而且很多人在中医的治疗下取得了很满意的疗效，所以这段近代史的史实应该在历史背景下全面的理解，而不能拿住名人的只言片语不顾前后发展的过分解读。作为文化专栏，这段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有意思的史实，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位伟大的人物就在中西医学论争史留下了一段精彩的典故。

梁启超，只要中学历史能及格的人都会知道他的鼎鼎大名，甚至历史课本中介绍梁启超的笔墨比古代的君王还要多，在封建中国到近代中国的转变过程中梁启超绝对是关键性的历史人物。旧学制培养起来的大知识分子在看到甲午战争战败的惨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愿力参与并组织了公车上书，并进而在光绪皇帝的直接支持下领导了戊戌维新，这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国责任的具体注脚。为救国救民，梁氏放弃旧学，研习新学，学贯中西，成为近代以来思想界学术成就最为辉煌的文化巨人之一，成为当之无愧的、不需要靠证书认证的、永远铭记在历史上的国学大师。我曾经去天津参加学术会议，偷溜出来，第一站就是拜访了梁启超的书房——饮冰室。

这样一位鼎鼎有名的大知识分子骂中医可是毫不客气的，他曾在1897年发表文章批评中医谓：“现在的中国，从首都、大城市，到人烟稀少的乡村，都能见到以医术自诩的人。但是如果考察他们的学问，则连人的身体构造都不知道，不能辨别地方气候与地区特征，植物的性质与效用也识别不了，病证的名目也不熟悉，脑袋里只记得数则民间书坊刻印的药性汤头歌括，开处方时写的只是平常的中药名字数十个，就轻狂地自命能治病救人。偶然幸运，治好一两个有名望的人，于是就以国手名噪于世。”其实这句话，静心平气的读下来，难道梁任公说的全都错吗？现在的许多所谓中医专家，整天讲些玄乎的不着边际的自己也不太能解释清楚的概念去认识疾病，不也是这样的人吗？所以说，中医是一个系统的学问，只是引用了许多传统哲学思辨层面的概念，就是因为这些概念的模糊性，使得其成为所谓“大师”生存的温床。接下来，梁任公也认可了许多还是能够踏实做学问的中医医生，他继续说：“如果有一二个贤士大夫，其用心致力于中国医学及古代医书，讲求钻研，探悟新理，或者因为曾经遭受庸医的误治，而发愤致力于医术，来救治天下苍生。虽然未必没有这样的人，但没有好好读过海外的书籍，没有集思广益，再加上道路隔绝，财资微薄，即使对医学有所心得，也没有能力来刊登公布，不能济助世人，徒然使他的贤德仁心没有机会在同行们中得到展现。”梁启超只是希望踏实做中医学问的医生能够进一步学习一下西医知识，全面的向西方探求真理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无可厚非。这两段话，明确地说出了梁启超就是讨厌那些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的“装逼”货，而且明确说当时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虽然言辞激烈，但是很反映社会现实，直至今日仍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但是在这些直接的批评背后还有一则梁任公的小故事很有意思，这其中的味道还请读者自行品味，见仁见智。

梁启超一直身体很好，自谓活到90岁都没有问题。可是1924年他的夫人李蕙仙因癌症而病逝给梁启超以巨大的打击，并且他目睹夫人去世前的痛苦惨状，甚为感慨。就在夫人病重期间，梁启超发现自己时常小便带血，为了不给家里人增加心理负担，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夫人去世后的两年他才去北京当地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就诊。当时的医生怀疑是肾与膀胱的问题，但是反复的检查并没有得到确诊。亲友们得知梁启超生病，都规劝他好好休息，不再劳累，及时检查，梁启超却觉得费事，不愿检查。朋友们也为他推荐了京城里的名医吴桃三为其把脉问诊。一番望闻问切之后，吴桃三说，此病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并说，“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梁启超本来就对中医完全凭经验下诊断的方法很有看法，而对西医用仪器诊断的做法深为信服，现在见吴桃三的说法毫无定准，更是对中医大失所望。可是，他又担心自己像夫人一样得了绝症，遂又疑神疑鬼起来，同意进一步检查。所以梁启超于1926年3月初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派出了最好的专家组成专家组，积极诊治梁启超的尿血病，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影像设备为梁启超检查身体，发现梁启超的右肾中有一个黑点。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不一定是癌吗？”答曰：“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答曰：“全部割除。”这个回答的人就是当时梁启超的主治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所以由刘瑞恒担任主刀医生于1926年3月16日将梁启超的右肾割下。割了右肾之后，梁启超的尿血并没有好转，之后再谓尿血的原因在牙齿疾病，梁启超又被拔了七颗牙齿，仍然尿血；又谓疾病在饮食，梁启超又被饿了好几天，尿血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据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教授的考证，明确指出梁启超被割错了腰子，他在《名人与中医》中说：

“其实，这是一次重大的医疗事故，误割了右肾。在协和医院支支吾吾地解释、哄骗、蒙蔽下，梁启超于1926年4月12日稀里糊涂地出院，回到家中疗养，共计住院35天。出院之后，尿血并未停止，病情当然也不会好转。于是，梁家与前来探望的亲朋好友开始犯起了嘀咕，怀疑是协和医院‘孟浪’和庸医误诊，割错了‘腰子’。这个怀疑一经提出，很快在学术界小范围达成共识并慢慢向外围扩散。不久，梁启超被协和医院‘错割腰子’之事，在社会上盛传开来，并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个消息迅速在学界和社会上播散开来，陈西滢、徐志摩等知识界名流均撰述长篇文章质疑医院的诊疗，但是梁启超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并没有做“医闹”，而且极力的为协和医院做了解释与辩护，生怕人们因为这件事情失去对西医对现代医学对协和医院的信心。他专门写了一篇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中说：

“我的便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又不痛又不痒身体没有一点感觉衰弱；精神没有一点感觉颓败；所以我简直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去年下半年，也算得我全生涯中工作最努力时期中之一。六个月内，著作约十余万言；每星期讲演时间平均八点钟内外;本来未免太过了。到阳历年底，拿小便给清华校医一验，说是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我才少为有一点着急，找德国、日本各医生看，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打了许多的针，一点不见效验，后来各医生说：小便不含有毒菌，当然不是淋症之类。那么，只有三种病源：一是尿石，二是结核，三是肿疡物。肿疡又有两种：一是善性的——赘瘤之类；二是恶性的——癌病。但既不痛，必非尿石；既不发热，必非结核；剩下只有肿疡这一途。但非住医院用折光镜检查之后，不能断定。因此入德国医院住了半个月。检查过三次，因为器械不甚精良，检查不出来。我便退院了。

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向来是很恃强的。但是，听见一个‘癌’字，便惊心动魄。因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这个癌上头。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它一来便是要命！我听到这些话，沉吟了许多天。我想，总要彻底检查；不是它，最好；若是它，我想把它割了过后，趁它未再发以前，屏弃百事，收缩范围，完成我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工作。同时，我要打电报把我的爱女从美洲叫回来，和我多亲近些时候——这是我进协和前一天的感想。

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瘤物。这种捡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么东西？医生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医生诊断，大略如此。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虽然有许多亲友好意的拦阻，我也只好不理会。

割的时候．我上了迷药，当然不知道情形。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但是割后一个礼拜内，觉得便血全清了。我们当然很高兴。后来据医生说：那一个礼拜内并未（算）全清，不过肉眼看不出有血罢了。一个礼拜后，自己也看见颜色并没有十分清楚。后来便转到内科。内科医生几番再诊查的结果，说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这是在协和三十五天内所经过的情形。”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以前的确好了许多，从前每次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从前红得可怕，现在虽偶发的时候，颜色也很淡。我自己细细的试验，大概走路稍多，或睡眠不足，便一定带血。只要静养，便与常人无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的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子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侯，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候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它“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这三段均转引自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教授所著的《名人与中医》一书，可见梁启超明确讲述了自己的就诊经历，特别强调了协和医院的治疗是有效果的，同时声明了医学治疗是医生专业的事情，不应该用意气的态度妄加评论，这是苛求也是不负责的。可见梁启超确实有大知识分子的雅量与气度，在这件事情上秉持了客观的态度。

其实，有证据表明梁启超已经知道了自己被误诊且割错腰子的事实，他曾写信给他的孩子们说：

伍连德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实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学。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东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是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的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但是在对于大众方面，梁启超为了防止大家因为自己的个案就质疑西医的科学性，特意强调了如下一段话：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的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生，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这既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也表现出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医的不信任，起码在写文章的时候是这样的。事实上，梁启超在协和出院之后还是吃了一段时间中药的并且取得了在协和医院没有取得的疗效。梁启超出院后曾请当时的著名中医唐天和为自己诊治，唐天和以黄连、肉桂、阿胶三药为主组方，梁启超服药后，非常有效，尿血停止。连西医博士伍连德也大为赞叹中药之神妙，并“劝再服下去。他说本病就一意靠中药疗治便是了”。梁启超自己也大喜过望，曾在服药后给他的孩子们写信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教你们欢喜，我的病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服药前和服药后，便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忠忠在津时，色不过转淡而已，尚未纯复原，再到北戴河那两天，像有点翻的样子，后来加减一两味药，回津再服，果然服三剂病根全除，前后共服过十剂，现已停药一礼拜了。总之，药一下去，便见功效，由紫红变粉色，变哑色，变黄，十剂以后，完全变白，血腥气味净尽，回复到平常尿味。”但是在此后不久因为梁启超面对时局动荡、好友王国维投湖、著述未曾停休等诸多原因，积劳成疾，终患有严重的肺部复杂感染，小便滞涩不通（注意：这并不是尿血症状的反复，小便不通有时提示脓毒血症阶段肾功能的衰竭，是病重的信号），不能医治，遂于1929年01月19日溘然长逝。

这篇文章，写得反反复复，但是自以为没有颠三倒四，自以为饱含了真情，其中的味道，还请各位看客自行品味，这就是一代宗师梁任公在铁血意志、非凡文章之外留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看的一段人生小经历，孰是孰非，均俱往矣。我觉得医学不分东西，唯以解决问题为先务，只要能解决问题，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可以有学理之争，但是不要有门户之见，可以自扬其长，但是不要互攻其短。

(本文参考了张效霞教授所著述的《名人与中医》一书，特别致谢！并由刘龙龙、宋健协助整理文献资料。）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宋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