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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体制亦称朝贡制度，这一概念是西方学者的发明，译自英文“tributary system”或“tributesy stem”一词。尽管这种描述多于明、清两代，但从制度的源流来看，朝贡体制既远祧先秦的服事制，又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的一种对外关系体制。 在北宋时期，北方边境受到西夏、契丹、金国与蒙古帝国的侵扰，加上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以至于国防空虚，兵败如山倒。最后北宋仍向敌方签订“岁币”形式的“澶渊之盟”等一连串条约，封贡体制呈颠倒之势。 但实际上，“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25年战争后缔结的盟约。 自从宋太宗发动高粱河战役揭开了宋辽全面战争的序幕，战争已经进行了25年。几乎每一场大战，往往都要使宋辽双方付出上万人的伤亡。于是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统治者萧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发动了孤注一掷的南下战役，宋朝史料称之为景德之役。
尽管辽军来势汹汹，其推进到澶州时已为强弩之末，即使面对的宋真宗主力兵力少于辽军，但背靠黄河、依托坚城严阵以待的10余万宋军，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向前突破了。这时的战局从各种意义上都陷入了胶着——仅从澶州战场上看，辽军兵力占优势，而宋军则占据地利；虽然在一场战斗中意外打死了辽军主将萧挞凛，但宋军并没有取得其他决定性的胜利；而定州的王超集团10万人始终未动，也成为辽主心头的悬顶之剑，使他始终不敢下全力进攻澶州。 此时双方都进退两难，辽军为摆脱困境，提出议和。而宋真宗立刻答应了。可以说，这是两国在军事力量大致相同下，宋、金以和平平等交往为原则的一次外交。而且议和之后，宋朝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长、兄的地位。同时，在外交主动性和外交位次上，北宋总是略占上风的。
据史书记载，盟约生效后，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然而在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眼里，天朝上国之威才是头等大事，本应该是藩属的辽国却与宋朝天子称兄道弟，于是澶渊之盟成为了“屈辱”的代表。 宰相王钦若曾针对澶渊之盟向宋真宗进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擅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意即在春秋时期，小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都是奇耻大辱。对于有着万乘之尊的宋朝君主来说，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更是天大的耻辱。直史馆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过子，今从其国号，足矣，何用对称两朝？” 不仅是饱学的儒士才会这样想，盟约给宋人带来巨大挫折感、失落感，最终化为无穷的耻辱感。这种耻辱感，始终伴随着北宋。 正是这种耻辱感左右了宋朝对局势的判断。北宋末年，长期受辽朝统治的女真族崛起后向辽展开进攻后，宋徽宗赵佶不顾太宰郑居中、枢密院执政邓洵武等大臣的激烈反对，主动与金人做海上之盟，于宣和七年（1125年）一起灭了辽国。
徽宗自认为得到燕云之地足以洗刷澶渊支耻，然而宋朝经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战去兵”，禁军和京师军早已“武备皆废”，何况此时武臣均已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可以说，通过共同作战，北宋军队的腐败无能被暴露的一干二净，金朝并不愿履行盟约，北宋只能花大价钱买下燕云。 但这之后，宋朝“武备皆废”的局势没又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在长期接触中，金人看到宋朝腐败的朝政、不堪一击的军队，其野心开始膨胀。金国又通过盟约得到宋朝进贡的大量岁币、粮饷和军费的补充而实力大增，得到榆关（今山海关）以南的平、滦、营三州（今秦皇岛地区），占领着娘子关以南的西京（今山西大同地区），这如同建立了两个长城以南的根据地，随时可以挺进中原。在几年后，金国也确实这么做了。 可以说，北宋联金灭辽的战略选择犯了方向上的错误，金朝的强盛完全出于宋朝的扶植，得到几座空城的所谓的胜利代价过于惨重。用台湾学者柏杨的话说，这种胜利是个“惨不忍睹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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