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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双林 浙江美术馆展出诸乐三作品，往读画。踟蹰留恋，喜不自禁。 诸乐三（1902—1984），原名文萱、字乐三，浙江安吉人。诸乐三早年学中医，但家学浸染喜爱国画，19岁起就拜金石书画大师吴昌硕为师研习诗书画印，其花鸟画深得吴昌硕之神韵，用笔苍劲郁勃，设色古艳清新，尤擅大写意花鸟画。篆刻从秦汉古玺化出，参以古籀、甲骨，自成雄浑朴茂之面貌。 中医毕业后一边行医，一边教学，自二十余岁起即在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授中国书画及篆刻。后专事书画教学。1946年起，应潘天寿之邀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任教，主讲花鸟画、书法、篆刻、画论及诗词题跋等课。 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潘天寿、吴茀之等先生一起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重建和发展积极努力作出了贡献。生前为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职。出版有《诸乐三书画篆刻集》、《希斋印存》等。 本次展览共展出诸乐三书画篆刻精品共150件，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诸乐三杰出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成果。 潇洒一笑评论： 古人读书是为了求功名，但功名一事，可不是那么易得的，不少人穷经皓首，却是竹篮打水，“范进中举”已是不易，孔乙己一生潦倒，算是害在“功名”两字上啦。于是，洒脱的读书人便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学医是古代读书人的退路而已。 在诸乐三的孩提时，科举功名已经废止，学医算是读书人不错的选择吧，生计要紧，一技在手，吃穿不愁。然而，那时可真是算得上“素质教育”啊！ 他为生计而学中医，却不忘自己的业余爱好，幸得良师，业余的非常“专业”，中医毕业后一边在杭州平海路挂牌行医，一边在学校兼职教学教学，可谓是“如鱼得水”，天道酬勤，业余变专业，终成大教授（诸乐三教授的学生，大多学业有成，大多成为国画界大家。所以人称诸乐三为教授的教授）。 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生自然刻苦，最终功到自然成。反观现在的学校，不管学生的兴趣如何，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学美术、音乐，升学可以加分，于是逼着学生上这个培训班、那个补习班，弄得学生兴趣全无，厌学成风。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齐白石老人的一句话，此话确是道出了艺术的真谛，那就是艺术贵在创新。艺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诸老先生，虽是人称教授的教授，传统功底深厚，堪称大家。但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家相比，其地位和影响力总是略逊一点，其画作的市场价格与其名气相比，是不尽如人意的，如潘天寿、陆抑非、陆维钊、陆俨少等。为何？ 我想他虽得乃师吴昌硕的真传，几可乱真，但也不免亦步亦趋，缺少超越，没有潘天寿、陆俨少那种独立的个性有关吧。诸乐三的缺憾，是他个人的艺术追求的缺憾。而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一心闷在升学率上，反复操练试卷，培养考试机器，十二年下来，学生的棱角早已磨平，哪里还有什么个性和独创性啊？呜呼！这种缺憾，可是一代人的缺憾啊！ 学校教育，关键在教师。诸乐三不是绘画的科班出生，凭着自己的真本实学，受邀进入大学讲台，全凭校长的信任。可见教授治校还是有它的好处的，缺少了行政的束缚，机制灵活，有特长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除了诸乐三之外，另如陆维钊，原是小学教师、学的是地理气象，后任中文系教授，潘天寿游湖时偶然看到其书法作品，慧眼识珠，将陆维钊调到到美院，陆维钊凭他的书法造诣，独步书坛，潜心耕耘，培养了一批书法中坚力量，如朱关田、陈振濂、王冬龄等。 而现在，学校对老师的要求重点放在一本文凭之上（按现在的要求，诸乐三、陆维钊根本当不了教授，更遑论成为大家），考核教师，也只是升学率和论文数量。有特长和个性的老师得不到发挥，老师变成了教书匠，学生变成了考试机器。老师学生苦不堪言。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龚自珍的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多么有现实意义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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