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数千年来，为什么对中原虎视眈眈？它就不能换个发泄对象？

摘要：

“往岁东山役，今年西海行；行人一生里，几度倦边兵”

读到这首诗，是不是感觉很有唐诗的韵味？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首诗却是出自奈良时代日本政治家藤原宇合之手，不难看出，日本对汉文明的高山仰止古已有之。然而，就是这种醉心于“华风渐染”的大和民族，在历史上却连续向中原王朝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挑衅，第一次是公元660年，唐灭百济的白江口之战；第二次是1592年的万历朝鲜战争；第三次是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前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以日本的完败而告终，第三次以清国的惨败而收场。那么，问题来了，日本数千年来，为什么对中原虎视端端，难道它就不能换个发泄对象？今天我们就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日本古代国情和中原文化博大精深等层面来作个专题探讨。

日本人的民族性

什么是日本人的民族性？康熙皇帝对日本人曾有过这样一番真实客观的评价：

“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慑于武威……故尔，不得对其有稍许好颜色”（《康熙朝起居注》），

宋太宗对日本人就曾有过：

“谈及奴国（即倭奴）如豪贾之家奴，巧言令色，实有强取主人家财之心。前人自大，容他百年伪诈，恐养虎狼为忧患，当蔽之”

的精辟的点评

。

18世纪，法国思想启蒙家孟德斯鸠也说过：“日本是一个血腥变态嗜杀成性的民族，日本人顽固不化，任性作为，刚愎自用，愚昧无知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充满了混乱和仇杀。”

从康熙皇帝和宋太宗再到孟德斯鸠，古今中外对日本人的评价莫不嗤之以鼻。

也正是由于日本人这种欺软怕硬、好勇斗狠的民族劣根性，日本大和民族面对强者卑躬屈膝、积极靠拢，逢临弱智夜郎自大、摄于武力。

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呢？关于中原王朝对日本人的最初模糊印象见诸于《 旧唐书·东夷传》中的描述：

“倭国者，古倭奴国也。去京师一万四千里，在新罗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世与中国通。其国，居无城郭，以木为栅，以草为屋”

，而《 旧唐书·东夷传》里也同时记载道：

“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从这两份详实的文献史料的记载情况来看，日本人在唐朝时期基本处于未开化的蛮荒岛国，而当时人的日本民族已经显现了狡诈妄尊的劣根本性。

这种民族性格的初步形成显然并非一蹴而就。根据《三国志·魏书》中记载：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

这就说明日本在中原的三国时代还是一个井然有序、谦卑有礼的民族，其民族习性较为接近中原王朝的汉民族，而这个时期恰恰对应的是日本的弥生时代，所谓“弥生时代”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日本的原始部落时代，相对来说，日本人自然秉性不坏。

然而，当古代中国从西晋转入混战的南北朝时代期间，日本也迅速进入到了“古坟时代”，日本的“古坟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商周奴隶制王朝，在短短三百多年时间里，日本是怎样快速进入到奴隶制社会的？

其实，日本能实现“弯道超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晋太康年间，汉献帝刘协的玄孙刘阿知东渡扶桑的缘由。根据日本史料《日本书纪》载刘阿知因看到了西晋即将内乱的苗头慨然长叹曰：“吾久在此地，恐有覆灭之祸，闻东国于日本，有圣天子”。

以这段文字的记述来分析，刘阿知远走东瀛其实就是为了避祸的需要，但刘阿知东渡日本时携带了大量中原汉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让日本飞速跨过了原始部落的阶段直奔奴隶制社会，加持此前徐福东渡、秦始皇后裔的迁入以及朝鲜半岛移民的大量涌入，日本的文化逐渐综合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兼带各种草原游牧民族的野蛮风气相融合的格局，故此，日本人称外来入扶桑的人群为“归化人”，

而“归化人”在魏晋南北朝达到了巅峰，大分裂、大割据的魏晋南北朝又以武力生存至上为精神原则，日本在受到中原“归化人”的洗礼下，逐渐摈弃了中原文化谦恭有礼核心价值观，转而迷信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加持岛国日本多灾多难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等自然灾难，强烈的危机感无形之中又成就了贪婪嗜杀民族秉性。

日本民族的“大陆情结”

日本民族有着什么样的“大陆情结”？根据史料记载。1591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给朝鲜国王李昖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日本丰臣秀吉，谨答朝鲜国王足下。吾邦诸道，久处分离，废乱纲纪，格阻帝命。秀吉为之愤激，披坚执锐，西讨东伐，以数年之间，而定六十余国。秀吉鄙人也，然当其在胎，母梦日入怀，占者曰：‘日光所临，莫不透彻，壮岁必耀武八表。’是故战必胜，攻必取。今海内既治，民富财足，帝京之盛，前古无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

从丰臣秀吉写给朝鲜国王李昖的这封信的内容来看，丰臣秀吉此人极度狂妄自大，信中赤裸裸地扬言“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如果说丰臣秀吉是个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跳梁小丑，那么，三百多年后，令世界惊世骇俗、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则很能说明日本人的“大陆情结”。

在《田中奏折》中日本人直言不讳地写道：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无论是丰臣秀吉的狂言还是百年以后的《田中奏折》，狼子野心的大和民族无不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进而达到征服全世界的险恶用心。

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想法？其实我们细心研读下日本历史就会明白，大和民族之所以敢做出吞天换日的梦游行为，根子上在于大和民族是个极为优秀的民族，怎么说？

其实，日本人敢这样妄想不是没有来由的，自秦至南北朝，日本人通过“归化人”积淀了大量优秀的汉地文化基因，日本一跃由原始部落瞬间转入奴隶制社会，再由奴隶制社会快速进入了封建社会，面对凭借着外部力量扭转整个民族综合体量的态势，日本人的信心日渐爆棚，野心也随之爆发，于是就在日本实施“大化改新”后很快与大唐帝国展开了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白江口之战的角逐。

当大和民族在白江口之战被唐军杀的魂飞魄散时，他们终于不得不安分起来跪舔唐王朝的脚丫子，但他们野心不死，暗中蛰伏力量等待时机。

此后，汲取唐宋风韵精髓的日本，面对东亚大明帝国的强势崛起认为时机成熟于是再度打起了吞并天下的美梦，倭子国在猴子丰臣秀吉的带领下，以倾尽全日本的精锐力量二度向中原王朝的大明发起了挑战，最终无一另外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当1852年佩里以强大的近代化舰队叩开日本国门时，“黑船事件”的爆发让日本再度有了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机会，很快，“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成功又让日本搭乘了时代的快船，跃居为近代列强，相比之下，墨守成规的清王朝再也没能扛住日本的侵袭和蹂躏了，留下的只有满满的遗恨。

从这三次深刻影响日本历史进程的时代转折点来看，日本这个民族极其善于抓住历史的风向口，当优秀的文明的火种传递到家门口，大和民族几乎来者不拒，也正是由于这种无比的优越感，让日本人慢慢产生了直捣中原、气吞山河的勃勃野心，尤其是日清战争的完胜，日本更是对此痴迷的无以复加。

拿下朝鲜、攻取中原也就成为了大和民族永世不灭的“大陆情结”。

独特的中原地缘人文

以汉民族为主导的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辉煌灿烂的深厚文化积淀，而在元朝以前的历代王朝中，中国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佼佼者，应正如宋人石介的《中国论》中那句：“中国是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四夷是居天地之偏者”，足见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群阴慑服的强大魅力。

而从地缘角度来讲，中国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西部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滩，阿尔泰山、昆仑山和天山山脉横亘其间，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形成了天然的分界线将印度次大陆切割开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第一阶梯高寒环境加持第二阶梯的昼夜惊人的温差，足可以让印度次大陆和来自中亚草原以西的进犯者望而却步。

向北，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太行山构筑而成的自然“几”字形山脉防御体系和宽广的黄河天险，又为中原抵挡了漠北游牧民族的疯狂南下提供了相对可靠安全的庇护关隘，而向东、向南则大片领土基本以汪洋大海为屏障隔绝了其它世界的往来。

​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地理环境有着特殊的构造，我们不容易向西拓展出去，也难以向北长驱直入，但同时，只要防御得当，来自于陆地上的威胁也很难打入进来，简而言之，中原这块地儿，既难以打出去也相对不易攻进来。

也正是由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以汉族为主导的中原王朝每当面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强盛的时候足以挥舞着马刀开启“农耕民族”追杀“游牧民族”的节奏，譬如汉唐，而当衰弱的时期也能据险以守扛住强势的游牧民族，为衣冠正统的汉文化保留住最后的正统。

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缘和厚实底蕴文化的中原，日本人岂能不动心？

而放眼望去，古代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北方是苦寒之地的库页岛，南部和东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唯有岛国以西的中原才是文明锦簇的繁华之地，日本人不忘西行，除非它们难道脑子是进水了。

故此，综上所述，日本数千年以来对中原虎视端端，除了有贪婪嗜杀的丑陋民族本性和患有严重“智力痴呆”的“大陆情结”，更重要的是，中原特有的深厚文明积淀和优越的地缘位置成为了日本永世痴念不忘的勃勃野心。

参考资料：《 旧唐书·东夷传》、《康熙起居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