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欢迎来到“维知书法”,我们今天从历史的变迁来聊聊二王书法谁更好。 “二王”是书法中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并称的专有名词,最早见于南朝宋虞龢的《论书表》。在论及汉魏两晋领袖书坛的重要人物时,虞龢说:“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不仅将“二王”并称,同时也把“二王”与“钟张”并称。 王羲之、王献之在书坛上、在社会上、在人们的心理上,谁高谁低?谁重谁轻?谁上谁下?在他们去世的几百年里,有一个历史的变迁。我们从这变迁中去看看各朝代对二王的书法之论。 南朝初年,人们眼中的“二王”,是各擅其美,所谓“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二王之间的风格无高下之分,其差异,仅仅是“父子之间又为今古”而已。 尽管晋末宋初二王并为世人所重,但是,王献之殁后,书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羊欣、谢灵运、薄绍之、孔琳之等,都学王献之书。因此,宋齐两朝,世人皆崇尚王献之书法,王羲之的书法却受到冷落。正如梁陶弘景在《论书启》中所说的: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宋、齐两朝,人们开始把王献之看得很高,高到与三国的钟繇齐名的地步。过了一段,人们普遍喜欢王献之的行草书这种新鲜活泼的书体,把钟繇都忘记了,当然,王羲之也是一样地被忘记了。 南朝士人专贵王献之书法的风气,延续了八九十年。然而梁武帝即位后,这位儒释并重的帝王,对这种书法风尚颇为不满。他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老子王羲之的书法,正像王羲之的书法比不上他崇拜的钟繇书法一样。所以,梁武帝说:
梁武帝推崇王羲之、压抑王献之的书法观,影响重大,梁朝著名书家陶弘景、萧子云等皆表赞同,其他一般士人学士也随风改弦。 梁武帝的这种评价一出,就结束了“高尚子敬”的局面,钟繇、王羲之又恢复到了振名于世的地位。由于钟繇的书迹当时已难寻觅真迹,而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尚存不少。所以,人们以收集、效法羲之书迹为尚,这样更有利于王羲之书法地位及其影响力的恢复。 梁朝袁昂作《古今书评》,即秉承梁武帝的书旨,开了褒王羲之、贬王献之的先河。他说:
世风一变,梁庾肩吾著《书品》,遂定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书法品位的高下。他把王羲之与汉末的张芝、三国的钟繇列为“上之上”品,把王献之则列为“上之中”品。 唐太宗作《王羲之传论》,以不见张芝之迹,置而不评。对钟繇的书迹,多作指责,而独尊王羲之。对王献之大加讽贬。他论王献之时说:
而他论王羲之时说:
唐太宗对于王羲之的评价,孤立地看,似不为过誉。但是,他对王献之过于苛刻,以至于失实(说他的书法象“枯树”“饿隶”)。 唐中期以后,对二王书艺的评价渐多,评论者不再作褒贬意义上的高低评判,而是比较风格上的不同,或指出各有所长。 李嗣真在《书后品》中称羲之正书,为“书之圣”;草行杂体,为“草之圣”。同时,称王献之草书“逸气过父”。 张怀瓘在《书议》中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 中唐以后对二王的评价,为什么不再作褒贬性的高下之论呢?唐太宗褒大王贬小王,意在独尊王羲之。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在初唐确立之后,自然转向艺术的评论,但前提已经不言而喻:羲之高于献之,父胜过子。 那么,唐太宗为什么极力尊大王而卑小王呢?有学者解释是:唐太宗学王羲之未能达到王献之的水平,不甘心居于王献之之下,所以要骂倒王献之,以掩盖自己的拙劣。这是从个人的心理因素分析,当然也有父与子名分上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审美观念的作用。在儒家文化的笼罩之下,欣赏书法,一般讲究含蓄、中和。王羲之的书法恰好符合这样的审美趣味和标准。王献之在晋末至宋齐之世,为人所重,又是一个反证,当时儒学崩坏,人们的审美观念趋向妍巧新奇,所以,王献之流美疏秀的书法成为时尚。 纵观“二王”身后荣衰之间的际遇,反映出晋末至唐初这几百年间,人们书法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同时,也见出“二王”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所在及其书法风格上的区别。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典时代,尽管“二王”并称,王羲之的地位终究高于王献之,实际的影响力也远远超过王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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