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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好还是明太祖制度控兵权优?不同选择,不同国势

 鹿文康金 2019-06-22

字数:4078字,阅读时间:约12分钟


是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好,还是明太祖制度控兵权更优?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国势

从皇帝掌握兵权的角度,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功了,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明太祖朱元璋制度控兵权更为成功,确保了皇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但是,从处理建国功臣方面,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对待功臣的宽和典范,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功臣则敢于下手,多有杀戮。

掌握兵权和对待功臣,虽然有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

开国皇帝的首要任务

开国皇帝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国家体制。

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军队是君主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武力基础。因此,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不把加强对军队的建设、管理和控制列为优先级的课题,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从东汉未年军阀混战启幕到北宋重归统一落幕的七八百年间,有过西晋的短暂统一,有过隋朝的一时辉煌,也有过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强盛的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繁荣的封建帝国。但其间,分裂割据、军阀混战、异族乱华却是主基调。以“董卓之乱”为标志,从东汉未年到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分裂割据局面长达四百年;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藩镇割据贯穿了唐朝中后期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局面。

在军阀混战、分裂割据的局势下,政权频繁更替,强藩拥兵自重,异族不时崛起,兵连祸结,战乱不已,给中华大地和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上述历史悲剧的反复出现,或与国家统治者的乖谬错误有关,或与国家行政体制的更张失当相联,或与军事管理和兵役制度的演革变化互为因果。追本溯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中央政府削弱或失去了对军队和地方势力的驾驭能力和有效控制,形成了“弱干强枝”和“尾大不掉”之势。

因此,内防藩镇割据,外防异族乱华,这是宋明这两个汉族王朝在开国之初就需要同样面对的问题。

以史为鉴,结合实际,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做出了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其结果是不同的国势——从军事上,宋弱而明强。

宋太祖赵匡胤面临的局势和他的选择

宋太祖赵匡胤是以“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的手段,以逼迫后周恭帝禅位的方式当上皇帝的,其后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策略,逐步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相比大多数开国皇帝而言,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权基础,是比较弱势的。

以史为鉴,特别是近在眼前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大混乱的历史教训,北宋君臣感同身受。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作出的选择是:文武制衡,巩固皇权。实质上是崇文抑武,一方面“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拔擢士人;一方面“杯酒释兵权”,汰抑武将。

这才有了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的那一出宫廷晚晏上的“杯酒释兵权”戏剧。

酒酣之时,太祖戏精上身,屏左右说道:

“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

守信等皆问何故。太祖曰:“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太祖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守信等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升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太祖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等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遂皆称疾请罢。太祖许之,慰抚赐赍甚厚。

被文人士大夫视为宽和典范的“杯酒释兵权”于是顺利落幕,代价是文武失衡,武将腐败。

那一杯酒,甘苦自知。

“杯酒释兵权”看似成功,实则失败。

诸将失去了权势,朝堂失去了平衡,帝系失去了机会。

这才有了“烛影斧声”,掌控了实权的晋王赵光义得以继位。

这才有了“弱宋”之称,武将集团腐败软弱,文官集团以文御武。

这才有了“靖康之耻”和“崖山之战”,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始终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

当然,北宋君臣的军制建设不是简单一杯酒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宋初的军队分为禁军、厢兵、乡兵、蕃兵四种,其中禁军是军队的主力。赵匡胤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和军队的控制:

一是弱化节度使实权。解除原来的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

二是分化禁军统领权。聚集在京师的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统辖,称为三衙。三衙只在平时负责对禁军管理、训练,无权调遣。

三是实行建置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政策。禁军约半数驻守京城及其附近,半数分戍边境及内陆若干重镇;禁军每一年或两年必须换防一次。这也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

四是集中军权于皇帝。禁军选全国精壮充任,太祖亲自教阅,加强训练,并给以优于外州的俸禄。朝廷设立枢密院,枢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挥。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军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禁军外出作战,由皇帝派遣将帅,并由皇帝和枢密院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样,禁军的选练、建置、驻守、出征、行军、作战等一切权力最终都集中于皇帝。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武,深知武力的重要性,说是“崇文抑武”,实则是更为重视武将(因此汰抑武将),而轻视文臣(因此拔擢士人)。可惜的是,一旦文武失衡,局势将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变。宋太祖的这些举措,虽然解除了武人拥兵割据、以武废立的危机,却也造就了有宋一代“积弱”的国势,冗兵严重,边患无穷,更是给有宋一代埋下饱受耻辱的伏笔。

明太祖朱元璋面临的局势和他的选择

明太祖朱元璋是以武功定天下,真正实现了“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目标。正因如此,朱元璋才被认为得国最正,无愧为 “奉天承运皇帝”。相比宋太祖,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权基础,是比较强势的。

以史为鉴,朱元璋除了要吸取分裂割据的历史教训,还要警惕蒙元入侵的惨痛悲剧。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藩镇割据、异族乱华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作出的选择是:制度优先,强化皇权。

朱元璋可以说是秦始皇之后的“制度狂魔”第一人。他为了他的大明王朝和子孙后代想尽了办法,希望在制度的方方面面制订出理想的方案。朱元璋以一介“淮右布衣”,却一心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实为帝王中的异数。朱元璋以自己的出身和经历为根本,同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谋求建立一个以民为本、儒家治国、家天下的封建君主专制“理想国”。他制定了与此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政治架构和社会制度。由于加入了许多“私货”(家天下的需要),且过于追求完美和理想化,大明王朝的制度趋于保守、封闭、僵化。比如,户籍制度、卫所制度、财政制度、宗藩制度等。殊不知,所谓完美的制度从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只有开放的、与时俱进的、能够自我优化的制度才是真正可以传世的制度。

朱元璋从制度上、治理上对藩镇、后戚、宦官、贪腐祸国严防死守,采取了史上最严酷的措施。他是真正爱民的皇帝,他对贪官零容忍,他严禁宦官后宫干政。但是,这四个目标仅仅实现了一半:有明一代,藩镇、后戚为祸基本消除,但宦官之祸、贪腐之害却最为酷烈(早年对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王亚南先生的有关论述印象深刻)。还有一点他足可欣慰,有明一代的皇后、皇太后,几乎从不干政,且多以贤良著称,这大约可以归功于他制定且始终得到坚持的选妃选后制度。

同样是掌握军权,明太祖朱元璋的选择比宋太祖赵匡胤更为实在和强势。经过了宋元两朝的巨变,特别是南宋为异族所灭的惨痛教训,在政治上异常强势的朱元璋自然不会采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弱鸡之策。

大明帝国肇建伊始,即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卫所制度。

“太祖即皇帝位,基奏立军卫法。”

——《明史》卷128《刘基传》

明朝军制的概要,在《明史·兵志》之序中有充分体现: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文皇北迁,一遵太祖之制,然内臣观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后,狃于治平,故未久而遂有土木之难。于谦创立团营,简精锐,一号令,兵将相习,其法颇善。宪、孝、武、世四朝,营制屡更,而威益不振。卫所之兵疲于番上,京师之旅困于占役。驯至末造,尺籍久虚,行伍衰耗,流盗蜂起,海内土崩。宦竖降于关门,禁军溃于城下,而国遂以亡矣。今取其一代规制之详,及有关于军政者,著于篇。

——《明史》卷89《兵志》

关于卫所制度的大纲,《明史·兵志》记载: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僣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

——《明史》卷90《兵志》

卫所制度可以概括出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 卫所平时分散屯驻,兵将分离,将不专兵,兵不私将。

第二, 将军队的管理队和指挥权一分为二,分属兵部和都督府,使之“彼此之相制也若犬牙交错然”。

第三, 世军制度使卫所军兵源稳定,成分单一,有利于政府对士兵的控制和管理。

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及其控驭管理机制,在明朝初期有着明显的优势和效果。大明建国后,朱元璋废除了管理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将其分为中、左、前、后、右五军都督府。并由兵部和都督府分掌军政、军令,互相监督,互为牵制。兵部有权颁发命令,但是不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掌管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是没有调遣军队的权力。这样,军权便集于皇帝和朝廷之手,确保皇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达到“权皆出自朝廷”的目的。这种军事制度的有效性,在朱元璋杀戮功臣宿将时得到了验证,在大屠杀面前,诸“元功宿将”束手无策,无一称兵作乱之举。

当然,明朝的军事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前期、中期、后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发展变化因应了军事形势的客观现实,实现了从卫所制度到镇戍制度的嬗变,从世军兵役制度到募兵制度的过渡以及监军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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