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商业和商人的由来远古没有商业，而只能叫做交换，这来源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的产品过剩。达成温饱之后谁也不愿意一辈子啃鸡腿或者吃大米，当高山上的丙部落想吃鱼的时候，顿悟自己在半山腰上挖塘、投苗、饲养和打捞的开销和收益远不成比例，不如拎着两只山鸡去跟山脚下的远方亲戚们交换来的容易。 ▲原始的交易行为 引入当下的经济学概念叫做“比较成本优势”，通俗点说就是“想吃猪肉不一定要养头猪”，这跟我们从澳洲进口牛肉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原始商业的萌芽了，但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只能满足自家更换口味的需要，彼时的人们尚未发现其带来财富的能力，直至专业商人和畜力的出现。 “商人”是一个经商群体的代号，很难将其跟殷商部落联系起来。然而事实就是这么回事，商部落的先民偶然间发现了商业汇聚财富的秘密，进而作为了整个部落的事业。 这就如同笔者开始只是为了玩爱好的写文章行为，突然发现头条还给钱，那种惊喜，不可描述。 商部落的起家之路根据史书和典籍的记载，殷商部落以经商起家，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们是畜牧业的行家。在先商文化遗址中 , 出土了很多牛、羊、猪、鹿、狗等动物遗骸 ,说明先商时期商人畜牧业发展情况。
郭沫若先生考证说，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就是驯服。对于家畜的驯化始于很久之前，但按照史书的记载，驯服牛马这样的大型动物却是殷商先人的创举。在将畜力投入运输业和交通业之前，古人的活动半径可想而知，走个百把里也许比今天出个国还要艰难，更何况是实现大规模的商业行为呢？ ▲牛车曾是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
相土是商族部落时代的第三位君王，乘马即用马驾车，将马力驱动的战车投入战场，这对两条腿的步兵不啻于一种威慑并产生碾压的效果。而搞定牛的则是七世祖王亥，试想现在的“牛脾气”，当年服牛想必很不容易，此时的商部落方才开启了商业的外挂模式。
相对于马匹，牛的优势在于耐力和气力，从此商人具备走南闯北做生意的条件。 聪明的王亥带着部落开始用牛车载着物资到远的部落做贸易，可以脑补的是，当部落的人们远远看到商部落的牛车时，就如同笔者儿时听见麦芽糖的叫卖声，当会大声欢呼：“商人来了！商人来了”。 在闭塞守旧的上古时期，商部落的贸易行为逐渐成为一种身份符号，“商人”成为其他部族对商部落贸易使者的称谓，而他们所携带的交易物品，也开始被称为“商品”。 ▲盘庚迁都 经商的历史并非没有痕迹，张衡的《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商汤立国之前八次，后来五次的集体搬家行为，最后终止于盘庚定都于朝歌二百余年。 值得寻味的是，彼时的商帝国中心有巍峨的宫室、高耸的祖庙以及复杂的青铜作坊，想要带着这些一起搬家可比一个帐篷打包的游牧民族迁徙难度大多了，何况这在对四方诸侯的控制上也是极为不利的，为何他们会乐此不疲呢？ 不如我们想一下，什么类型的民族最擅长迁徙。首先是逐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其次就是时代经商的犹太人，恰恰殷商就是以畜牧业和商业起家的。 因此殷商600年的数次迁徙，也许不仅仅是政治军事需要，还有传统的成分在里面。而后来重操祖业的宋国（微子后裔），同样建立了春秋战国时代最庞大的生意人群体。 王亥与商业帝国的兴起前文提到的王亥，在历史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商业始祖--王亥 从典籍中来看，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史记·殷本纪》所载商先公中的七世“振”,即“王亥”。关于王亥的名字 ,文献资料记载颇不一致 :甲骨文称“亥”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称“王亥”;《竹书纪年》作 “王子亥”或“侯子亥”还有“核”、“骸”、“胲”、“该”和“陔”，这些都是亥的通假字，因而甲骨文和《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王亥，应该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名字。
作为商业师祖的王亥，在商部落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王国维先生甚至将其于大禹相提并论。 ▲五大财神之一--王亥 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中，他是殷商立国之前尊为“高祖”的三位部落首领之一，其地位堪比商汤，并享受了配偶一起祭祀的最高待遇，而动辄四十牛、五十牛的祭品则显示了后人对于先人的感恩，国家的富有以及对先祖驯服牛力的尊崇。 当然，他对于部落的贡献绝对配得上这份荣誉。 首先在于财富，自古富可敌国者莫过于政商，酋长王亥带领的商部落比当下早三千多年就成为了车轮上的国家，随之而来的是滚滚财富。 垄断意味着暴利，而垄断全天下的商业带来的利润可想而知，可以说，数百年积累的财货和人脉正是殷商带夏而自立的本钱。 第二在于技术，王亥所处的时代为奴隶社会初期，生活水平相对低下，交通也不方便。走南闯北的商人不光带走了部落的物资，也增长了见识，并有机会学习到不同部落的保密技术，从经销商成功转型成为了生产商。 商部落将百家特长融为一体，创造乐更先进的文明，殷商明显高出夏朝一个档次的青铜冶炼技术就是明证。 第三，肉类食物不再是奢侈品，这对于部落人口改善生活、提高身体素质有着巨大意义，而牛力的普及也能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侵袭的能力 。 也许，在夏朝的余威渐渐散去而殷商以挑战者的身份出现之时，二者已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了。 商业立国的国家
商汤灭夏同时用到了阳谋和阴谋，其在边界设立粮仓，当收成不好的时候，就无息放贷借粮食给别国的子民，吸引了大量人口的归附。如同当下美国吸引全世界优秀的人才的手法，用天下的人充实自己的人口，用天下人的钱充实自己的钱包，这是阳谋。 阴谋则在于为了削弱夏朝实力，商汤让部落女子抓紧时间织布纺纱，用精美的布匹换取了夏朝大量的粮食，这直接导致了对手的衰弱。 二者都动用了商业的手段，兵不血刃就做到了此消彼长，这一手段在春秋时被管仲借鉴，为齐国的霸业助力不少。 而后来，殷商的六百年国祚绝非类似东周的苟延残喘，其文明成就远在前代和诸侯国们之上，他们打败过入侵的雅利安人并将俘虏送进了殉葬坑，“大邑商”的威名在各邦国的眼中高不可攀，灭亡更多是因为大军远征、贵族内讧和西岐偷袭等综合因素。 如同东汉一样，殷商也是一个“独以强亡”的朝代，但细看之下，隐患其实早已埋下。
韩非子将商人列为“五蠹”之末的理由，在于其钱财来自于对生产者的剥削和诈骗，因而对于国之根本是没有好处的。 与农耕民族而言，韩非子的话有一定道理，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过度的商业文化很容易带偏民族的风气。 也许是财富来得过于容易，殷商贵族集团后来酗酒成风，所谓的“酒池肉林”就是享乐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 其二，毕竟商业是脱离生产的，而财富并不可能无中生有，商业给商部落带来了无数的财富，但这个需求是总归有限的，更不能作为立国之本，这跟我们当下的强调发展实业是一个道理。 第三，来得容易的财富容易引起别人的觊觎，比如王亥的最后一次外出经商也因为被打劫而身死财消。
《山海经》与正版史书《竹书记年》的记载大同小异，后者强调王亥死于“宾于有易而淫焉”的行为不端，而前者的重点在于“取仆牛”，即有易氏看中的是商部落的财富以及核心技术，后来他们很快被愤怒的殷人反杀，是否有对养牛技术的保密因素，不得而知。 或者说是商族的强大 , 利益的冲突引起了战争，进而导致王亥被杀。 走火入魔的商部落在世界范围内更有名的商业民族是犹太人，他们有着无比悲催的历史，自从被驱赶之后流浪两千年，期间被禁止进行农业和手工业，“只能”做生意和玩金融而积累了无数的财富。 可悲的是，富裕的犹太人被各国统治者当成了移动的提款机，比如二战时候。直至以色列建国，才组建了强大的国防能力，这某种程度还依赖于犹太人财团绑架了美国政府。 因而借用一下上帝视角，纯粹的商业国家（民族）不能保护好自己的财富，商业也不具备成为立国之本的资格，尤其是中央王权。 殷商立国之后的商业传统，伴随翦灭夏朝而成长。随着社会分工不断复杂化，以及生活消费的不断多样化，交易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即由原始的“物物交换”演化为使用货币购买。商业的规模和也因此更加庞大和系统化，殷商甚至将世代经商的理念贯彻到了所有的角落。 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走火入魔的商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能用来买卖的。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千万不要跟一个纯粹的商人只谈感情。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待祭祀这样的头等大事，商人选择的则是贿赂性质的祭祀。 在商人的世界观里，所有的差遣和咨询都是买卖，更何况是赐福呢？哪怕是先祖，没有好处也是不会出手的。 对于祭祀的痴迷带来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有祭祀就有牺牲，牺牲越丰盛 ，说明对待上天和先人越虔诚，就越能得到天和祖先的保佑。恰恰殷商数百年的无敌寂寞加深了他们的认知，甚至不会也不敢有人去提醒他们。 祭祀越来越丰盛，牲畜看上去显得不够虔诚，那就用活人来凑；不好下口，那就“卯”或者“册”（看字形，然后脑补活人被加工成什么样子）；生的不好吃，那就“燎祭”（烤了吃）或者水煮人头，商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神灵们感受他们的“诚意”。
▲至今令人头皮发麻的殉葬坑和甲骨记载，忠实记录了这血腥的原罪。 数量不够怎么办？抢呗。凭借降维打击般的科技优势，周遭民族被撵的狼奔兔脱，不好抓了。那还是买吧，几把青铜武器和礼器的赏赐换来了四方“方伯”的效忠，西岐自武丁时代起就这样不光彩地成为了西方猎奴队的主力。
那祭品档次不够怎么办呢？就只能将诸侯甚至“方伯”送上祭坛了，《史记》所载的“醢九侯”（剁成肉酱）、“脯鄂侯”（做成肉干）还有被搓成了肉丸子的姬昌长子--伯邑考，很有可能就是为这些高级贵族量身打造的定制工艺。 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而免遭报复，很大程度在于殷商的强大，同时出于安抚多少也塞了几个枣子，因此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这显然不是公平交易，而是典型的强买强卖了，凭借着强大的武力，殷商数百年来与周边民族做了无数这样的生意。 也许在商人眼中，不可交易的唯有核心技术（青铜冶炼）和商业机密了，这是他们得以维持血腥、奢侈而又残暴统治的倚仗。 仔细想想，其实跟当下某国家对于高科技的保护行为如出一辙，殷商为维护“天邑商”的超然地位也对于各方国采取技术封锁的手段。 到了盛极一时的“武丁中兴”年代，人殉和人牲的数量明显超出了之前，这无数冤魂有来自战场的倒霉蛋，有来自猎奴队的“收获”甚至队员本身，也有被抓来的外族平民或贵族，他们被五花大绑送到巍峨雄武的“天邑商”，曾经向往的伟大城池，即将成为他们的屈死之地，这跟送往屠宰场的猪羊还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连天子之下最为高贵的人--王叔兼丞相比干，也遭遇了”剖比干，观其心”，想来也被送去与先祖进行了某种交易，微子则当做备用品被囚禁。暴行之下，贵族们心惊胆寒，箕子外逃朝鲜，掌握殷商内部机密的乐师和祭司则携带高等级情报投奔西岐。 仇恨的种子已埋下数百年，此刻已然是参天大树，四方和内部对于纣王的羡慕嫉妒和血海深仇很快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将这个血腥的王朝永久埋葬。 在先秦策（四）：史书不曾见的残忍--殷商人殉和人牲简谈中笔者描述了商帝国的覆灭过程，新生的西周王朝以截然不同的发家之路和治国理念从新规范了他们理想中的商业模式，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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