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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元载秋冬之交，局势并未随着不祥的天宝年号的翻页有所改观。十月底，房琯部队在咸阳陈涛斜战败。几乎同时，河北道的自发抵抗也到了最后阶段，在史思明叛军的猛烈攻势下，只剩下南部的几个郡还在作最后的抵抗，全境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西南的吐蕃，乘河西、陇右部队内调、边防空虚之际，连陷陇右多个军府，占领了大片土地。 内外交困之际，一场阴谋在兵兴以来风平浪静的南方开始酝酿。阴谋的主角就是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永王李璘。 与玄宗在汉中分道后，李璘往东南，于七月到达襄阳。 襄阳，位于汉水中游，是山南东道治所。山南东道管辖南至长江沿线、北到南阳盆地、西抵秦巴山区、东达桐柏山的广大地域，汉水由西北向东南穿境而过，在江夏（今武汉）汇入长江。河南失陷以后，山南东道成了沟通关中与南方的必经之路。李璘到达襄阳的时候，叛军正围攻襄阳东北的颍川（今河南许昌）。颍川如果沦陷，下一个目标将是山南东道最北的南阳。 永王李璘的辖区山南东道 在襄阳，李璘接到玄宗下达的《幸普安郡制》，管辖范围又增加了长江中游的江南西道、长江上游的黔中道，以及岭南道。这样，整个南方地区的租赋都要通过李璘辖区转运才能到达西北前线。其中，江淮、江南地区的租赋，沿长江而上到江夏（今武汉），再沿汉水而上，过襄阳运往汉中；江南西道部分地区及岭南地区、黔中道的租赋分别沿湘水、沅水而下进入洞庭湖，再过长江运至江陵，由江陵换陆路运达襄阳，再经汉水船运至汉中。 兵兴以前的水陆转运由宰相杨国忠兼任，南方物资主要是通过汴运通道经黄河运往关中。天宝十四载，玄宗曾下诏停止天下水陆转运一年。叛乱爆发后，水陆转运一直没有恢复。期间，汴运通道阻断，短期内恢复已无可能。肃宗灵武登基以后，开始准备对叛军发起反击，后勤保障立刻被摆在了重要位置。西北地土贫瘠，物产有限，无法支撑长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必须依赖南方物资的供给。玄宗将李璘派往江陵，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李璘在襄阳停留了近两个月，继续南下，于九月到达江陵（今荆州）。按说这个时候，李璘已经收到玄宗八月二十一日下达的《停颍王等节度诰》，应当与副都大使李岘交接后回朝复命。但是，对于老父皇的诰令，李璘根本没当回事，到达江陵后，开始招兵买马，任命了大批官吏，召募了数万士兵。李璘的异动，《资治通鉴 唐纪三十五》给出了原因：
原因说得很笼统，实际上背后的原因要复杂得多，需要认真分析一下。 永王李璘这个人，是玄宗第十六子，母亲郭顺仪。郭顺仪是剑南节度使郭虚己的妹妹。颜真卿有件书法作品《郭虚己墓志》，就是为这位郭虚己写的。李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大哥李亨收养，晚上经常抱着李璘睡。所以肃宗对这位小弟感情很深。李璘渐渐长大，聪明好学，但相貌丑陋，斜眼，视物不正。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受封永王。开元十五年，遥领荆州大都督。所谓遥领，就是在京师长安呆着，不用去荆州上任。州里面的政务实际上由长史代为主持。玄宗对诸王管得非常严，专门在长安城东北、大明宫的南边修了一所十王宅，将那些王爷圈养起来。王爷们呆在十王宅里，除了吃饭睡觉、听玄宗请来的教师讲课，再没其他正事儿。这些王爷还受着严密的控制，不准参与政治，不许与群臣交往。所以虽为天潢贵胄，实际上没有一点权力，生活也缺少自由。李璘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决定了既不懂官场险恶，也没尝过实权的滋味儿，一下子坐镇财货山积的江陵，手握重兵，就很容易忘乎所以，也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另外，作为马嵬之变的亲历者，李璘也受了马嵬之变的启发和影响。太子李亨乘马嵬危机脱离玄宗掌控，跑到灵武自立为帝，玄宗最后居然认了。这让李璘开了眼：这样也行？也给李璘一个错觉：自己如法炮制也能得到追认。正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抱着的这样心态，使得李璘在割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除了李璘自身原因，还有一些人在背后鼓动和策划，即引文中所说的“有薛镠等为之谋主”。其他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旧唐书 玄宗诸子传》记：
《新唐书 玄宗诸子传》记：
三份史料中都记有同一个人——薛镠，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其排在第一位。这个人肯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是谁？遍查唐代史料，都没有有关薛镠更进一步的信息。直到笔者看到一篇近年新出土的唐人墓志，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才浮出水面。 １９９４年，山西省考古人员在万荣县发掘了一座唐代古墓，在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墓主人名叫薛儆，出自河东薛氏，死前是绛州、汾州别驾，官职不大，但是身份特殊，是唐睿宗女儿鄎国长公主丈夫，玄宗的妹夫。墓志上一行字是有关其子嗣的：
薛儆墓志 可知薛儆和鄎国长公主育有三子，分别是薛锈、薛镠、薛鎔。也就是说，排行第二的薛镠是玄宗的外甥、李璘的表兄弟。他就是位列第一的李璘的谋主。这行字所透漏的信息还不只于此。长子薛锈，史书上有载，他是玄宗女儿唐昌公主的丈夫，玄宗的驸马。薛锈是开元年间“三庶人之祸”案的一名当事人。“三庶人之祸”是玄宗执政时期颇为轰动的一桩大案，其直接后果是玄宗三子——太子李瑛、鄂王、光王同日被废为庶人后赐死，同时被杀的还有驸马薛锈。《旧唐书 玄宗诸子传》记载了这一事件：
当年玄宗在处理这一案件所颁布的《废皇太子瑛为庶人制》中，将薛锈及其家族通通骂了一遍：
“险薄之行，遂成门风”，非恨之入骨，不会出此恶语。毫无疑问，薛镠也受此牵连，免不了“沙门岛走一遭”，或贬或流到远恶州郡。直到近二十年后，还在汉南流落，因缘际会，进入到李璘幕下。 李璘幕下另一位谋士韦子春也在玄宗执政期间被处理过。《旧唐书 玄宗本纪》记：
端溪即今天的广东德庆县，距长安比江陵远得多。后来也许是量移的原因，韦子春又到了江陵。当时有个江南僧人名叫神邕的，于天宝年间游学长安，安禄山叛乱爆发后南归，流连荆襄数月，在江陵长史庾光先幕府中见到过韦子春。《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记：
著作郎，从五品。唐人和现在人一样，称呼职务也是就高不就低。可见多年过去了，韦子春一直屈沉下僚，没能做到从五品以上职务。与神邕论道辩经的时候，大概身份是庾光先幕府僚佐。 李璘幕府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大诗人李白了。李白此前在庐山隐居，由韦子春介绍，进入李璘幕府。 李白天宝元年曾被玄宗征入长安，供奉翰林。天宝三载，因权贵馋毁，被赐金放还。此后一直再没有进入体制内。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圈里，李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在李璘幕府里也只是一个外围人物，追随李璘可以视作是政治上不成熟。薛镠、韦子春则不同。他们是玄宗执政期间宫廷斗争的牺牲品，受到打击处理后一直不得翻身。基本可以确定，其政治生命从受处理那天起已经终结。他们与李璘结合谋求割据，无非是拼死一搏，干票大的，彻底咸鱼翻身。这也决定了他们再无退路，只有死心塌地地跟当局对抗到底。 讲了这么多，现在可以对李璘主导的这一场非组织活动作个定性，即，这是皇室成员和玄宗时期受打击人员合流，共同策划实施的一场阴谋。 李璘策划这场阴谋对谁来说是最不能接受的？当然是玄宗了。前文已经讲过，玄宗目前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与肃宗划定权力边界；二是确定一个理想的历史定位；三是与肃宗交好班。如果这场阴谋继续下去，第二件和第三件大事都会受到很大影响。首先，李璘事件再继续发酵，玄宗执政中后期已经定谳的一些案子会被扯出来，比如“三庶人之祸”问题，比如李林甫当宰相时期的政治迫害问题。这些问题永远扯不清，但确实是玄宗执政时期的污点，只会给玄宗历史定位造成负面影响。甚至随着事态的恶化，李璘集团还可能会拿废太子李瑛来说事儿，以争取自身合法性，同时否定肃宗的合法性。其次，诸王分镇安排是玄宗退位之前做的一件大事，由玄宗发起，再由玄宗终结，交班才能算作圆满。如果李璘闹下去，甚至在南方实现割据，可以想像玄宗给儿子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摊子：一个狼烟四起的北方和割据分裂的南方。那么这个交班肯定就算作失败了。第三，李璘负责的荆襄地区是玄宗设定的对叛军整体作战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这个环节出问题，西北部队的作战保障就会落空，平叛战争能否顺利进行下去就会画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一点，无论是玄宗还是肃宗都是无法接受的。 这样一个局面虽然是玄宗一手造成的，但毫无疑问，应当由新君肃宗出面进行处理。他要做的，就是在玄宗配合下，尽快将此事以最小代价平息，完成交接班，让局势走向平叛战争的正轨。 李璘割据阴谋，肃宗方面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李璘方面起初的表现，仅仅是迟迟不肯回朝复命。对于这一情况，肃宗方面作出了反应，派员赴江陵，令李璘停止节度返回成都。但是李璘依然不为所动，继续滞留江陵并不断扩充兵力。 到了十二月份，副都大使李岘被肃宗调回行在扶风任职，肃宗才了解到李璘的真实意图——割据江东。关于李岘被调回肃宗行在这件事，《资治通鉴》记载是“辞疾赴行在”，但无论是《两唐书》还是近年出土的《李岘墓志》，都载明这是一次正常的人事调动。由此也可以看出，最晚在十二月李岘被召回以前，李璘与朝廷方面还保持着正常的往来，双方并没有因李璘迟迟不回朝复命而撕破脸。 在听完李岘的汇报后，肃宗方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即传召谏议大夫高适商议应对措施。 谏议大夫高适，著名边塞诗人，玄宗入蜀时随侍左右。玄宗在普安准备安排诸王分镇时，高适切谏，以为不可。此次肃宗把高适召来，想听听他的意见。高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之后，肃宗作出以下部署： 设立淮南节度使，以高适为节度使，领扬、楚、滁、和等十三州，治所广陵（今江苏扬州）。设立淮西节度使，以来瑱为节度使，领义阳、弋阳、颖川、荥阳、汝南五郡，治所颖川（今河南许昌）。高适、、来瑱，与江东节度使韦陟一道，共同应对永王方面的异动。派出宦官啖廷瑶、段乔福赴广陵，与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取得联系。 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应对策略：新设立的淮南节度、江东节度均在李璘辖区的东面，防止李璘沿长江东下占领这些地区。在李璘辖区北面布局，设立淮西节度，防止一旦南方地区发生动乱，叛军势力乘机进入。 高适、来瑱、韦陟三人领令以后，在安州（今湖北安陆）会师，结盟誓师讨伐李璘。总之，动静搞得挺大。 再说李璘方面。十二月，李璘与其子襄城王李率领大军，以季广琛、浑惟明、高仙琦为将，以东巡名义，擅领舟师沿长江东下趋广陵（今江苏扬州）。 永王李璘的辖区江南西道 李璘为什么不在江陵割据，而是千里迢迢跑到广陵？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我说说自己的看法。前文已经讲过，荆襄地区是南方租赋进入西北战场的重要节点，是朝廷必须要确保的。李璘若在荆襄一带割据，朝廷自然不会答应，最后结果肯定是军事冲突。而李璘所寻求的，无非是分家另过，并不想与父兄势不两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脱离荆襄，另谋出路。另外，荆襄地区是四战之地，也与肃宗朝廷过于接近，不易固守。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肃宗可以很快作出反应，调动部队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而广陵所在的江淮地区，背靠大海，与朝廷相距比较远，北部还有叛军控制地区阻隔。总的讲比荆襄地区位置要优越，一旦李璘自立，朝廷想要剿除也颇为不易。而且对朝廷来说，失掉江淮无非是失掉重要的财源地，对平叛战争不会造成根本的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朝廷有与李璘达成妥协的可能，承认李璘割据。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再看肃宗的应对，给人感觉是有点不着调。肃宗政府当时正在调集大军准备平叛，但政府却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短缺问题，亟需南方租赋渡过危机。与此同时，李璘辖区内却财货山积，堆满了南方待运的租赋。在此背景下，李璘辖区如果生乱，南方的租赋运往西北前线就成了空谈。所以处理李璘问题的正常思路应当是越快越好、影响越小越好。以这样的思路处理李璘问题，当然是立足于在李璘辖区内尽快解决问题。在当时情况下，肃宗也完全有条件把李璘的阴谋扼杀在摇篮里。办法很简单，就是在李璘统辖的山南东道和江南西道设立节度使，将其架空，这样李璘根本就无法出兵。尤其是江南西道，其北界就是长江，李璘东巡必经之地，而且当时的江南西道采访使皇甫侁也极力反对永王东巡。只要把皇甫侁用起来，李璘根本就无法出江陵。而恰恰是这样的简单、直接、快捷、有效、影响小的方式肃宗没有用，偏偏是不紧不慢、舍近求远，很小心地绕过李璘所统辖的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以及黔中道，在其周边布局，这到底是为什么？平息事态于未萌不是更好么？ 深入探究这些问题，就会发现，肃宗将李璘问题放在其辖区外解决是经过深思熟虑、非常高明的一步棋。理由如下： 首先，玄宗已于八月二十一日发布了《停颍王等节度诰》，对永王李璘下步去向作了安排，要求李璘“且莫离使，待交付兵马了，永王、丰王赴皇帝行在”。李璘接到玄宗的诰令应当到了九月份，到十二月不过三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并不特别长，可以视作仍然在交接期——玄宗在诰令中并未规定交接时限。在这段并不算长的时间里，肃宗不宜在李璘辖区内安排与李璘职务有冲突的职务，比如设立新的节度使。这样做只会授李璘以口实。其次，李璘自始至终都没有宣称割据或者造反，出兵沿江东下也是以东巡的名义。在这种情况下，李璘无论是招兵买马还是组织武装游行，只要在本辖区内，都可视作是职务行为。所以如果在李璘辖区内用兵讨伐李璘，师出无名。第三，李璘自始至终都没有和朝廷撕破脸，与朝廷保持着正常的人事交流，荆襄地区的租赋转运工作也正常开展——至德二载元月，几乎李璘起兵失败的同时，江南租赋也运到了汉中。在这种情况下，肃宗如果急于在李璘辖区内解决问题，只会打破双方的默契，对更重要的租赋转运工作造成不可控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考虑，肃宗在淮南、江南东道派出节度使，在李璘辖区东面布局。只要李璘率部越界，其行动立刻变为非法，肃宗即可以合法合理地将其解决。当然，这样的安排必须是在有确切情报支持的前提下，所以李岘被调回就非常有必要。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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