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全译珍藏本)》第二部明智，第四册

HNYZL 2019-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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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囊全集(全译珍藏本)》

共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共计二十八个小类是十邵从先秦到明代智慧故事集，辑录了一千多则小故事，是一部反映古人巧妙运用智术计谋来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

《智囊全集(全译珍藏本)》第二部明智，

３３０、吴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冯述评］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冯评译文］

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闻。海贼哪里还敢作乱？

３３！”、李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广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冯述评］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弓广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

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騷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同时下令由公家治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冯评译文］

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邽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

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

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３３２、虞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冯述评］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

“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

“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

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陽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陽，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

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冯评译文］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

“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

“贾谊（汉·洛陽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陽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

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３３３、刘大夏

【原文】

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牛刃，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籴，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

［冯述评］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

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 ”，谓一坐此床，骄倨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床 ”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加以垄断，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冯评译文］

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

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 ”，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白痴一般。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３３４、董博霄

【原文】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冯按］

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冯评译文］

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３３５、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廒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羡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冯按］

本道常州江陰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冯评译文］

刘本道是常州江陰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

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陽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

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

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３３６、苏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冯述评］

华亭宋彦云：

“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启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

按：

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译文】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逢旱灾，收成不好，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所以米价没有飙涨；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发予执照，因此有经济价值。）第二年春天，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

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居民不多。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人民的饮水充足，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

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引水入运河，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广达千顷。

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自唐代及钱王时代，每年都有疏通，所以湖水还够用，宋代以后废弃不管，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而湖水已所剩无多，运河失去了湖水，只好依赖长江涨潮，湖水混浊多淤塞，船舶要在市区航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成为市民的大患。六井也几乎废弃无用。

苏轼到任后，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盐桥河吸收西湖水，又建造水闸，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人民因而得到好处。

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四处观察了很久，说：“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将安置于何处？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环湖来往一趟，一天都走不完，如果把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那么既可除去淤泥，又可方便行人通行。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

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余粮一万石，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将它称为“苏公堤”。

［冯评译文］

华亭宋彦说：

“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３３７、张需

【原文】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郧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惮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舍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遍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译文】

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先是担任郧州的佐吏，当地河渠淤积，水田废弃了数十年，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张需才到任，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张需前往察看，说：“只要找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做完。”太守很奇怪，以为他随便说说，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各自带着器具，分别量好长度，尽力而为，果真三天就做好了。太守非常惊奇，以为有神相助。

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列出游食者的户口，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派他们一起种植米、麦、桑、枣，纺织的器具，鸡猪的数目，都明白地表示出来。

闲暇的时候，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于是人民都勤勉努力，不敢偷懒。不到两年，人民都有恒产，生计日渐富足。

３３８、李若谷赵昌言

【原文】

安丰芍陂县，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

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时因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旦堤溃，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奸息。

［冯述评］

近日东南漕务孔亟，每冬作坝开河，劳费无算，而丹陽一路尤甚。访其由，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利于阻塞；当起坝时，先用贿存基，俟粮过后，辄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议疏通。若依李、赵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劳费，深加开浚；晓示居民，后有壅淤，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庶常、镇之间或可息肩乎？或言每岁开塞，不独脚夫利之，即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译文】

安丰芍陂县是孙叔敖所创的，有直通南北的河渠，可以灌溉万顷田地；但在旱灾时，人民就侵占河渠的地耕田，雨水太大时，又把河堤破坏，使河渠中的水流走，于是失去了灌溉的利益。

宋朝李若谷（丰人，字子渊）任寿春太守时，就下令河堤溃决时不可以调士兵去修理，只能调堤防边的人民去修筑，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破坏堤防了。

天雄军（大名府）的富豪，在米麦丰收时，联合奸人，挖掘堤防，存心破坏。宋真宗咸平年间，赵昌言（孝义人，字仲谟）任太守，他暗地知道这件事，但故意不查问。有一天，河堤溃决，官吏来报告事态紧急，赵昌言命令拿这富家仓库所积存粮食去堵塞堤防，从此这件坏事才停止。

［冯评译文］

近来东南漕运的事务很紧急，每年冬季都要修筑水坝，疏通运河，耗费庞大，丹陽一带更严重。探查事由，是附近居民每年可收到脚夫搬运沙土的工资，运河阻塞对他们有利，每当修建水坝时，先贿赂掌管奠基的人，等粮食运过之后，往往在深夜时分去填土，到冬季时水干涸了，不得不疏通。如果依照李、赵两位先生的计策，用一年的费用，做好疏通的工作，然后明示居民，以后如果再有淤塞，就要附近的居民自行挖掘疏通，这样，或者可以使一般县镇停止无谓的耗费。有人说每年疏通运河，不只脚夫有利，即使官吏也有利可图，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了。

３３９、杨一清

【原文】

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疾。祖制以蜀茶易番马，久而寝弛，茶多阑出，为奸人利，而番马不时至。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而严私通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报致诸番。番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冯述评］

其抚陕西，则创城平虏、红古二地，以为固原援。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其讨安化，则授张永策以诛逆瑾。出将入相，谋无不酬，当时目公为“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虚也！

【译文】

西番盛产马匹，而仰赖中国茶治疗疾病。历来的惯例是用四川茶叶交换番马。可是年代长久以后，逐渐废弛。茶叶多被奸人用来谋利，而番马却不按时送到。

明朝时杨文襄（杨一清，安宁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专职交易马匹的官吏，严禁私自交易，把茶叶的利润完全收归官府所有，并通报到各番邦。于是番马大量送到，屯牧之政因而修明。

［冯评译文］

杨文襄任陕西巡抚时，创建平虏、红古两座城，做为固原（地名）的后援。在河边修筑城墙，以捍卫靖虏（地名）。他讨伐安化时，全力协助张永策来诛杀奸宦刘瑾。出将入相，所作的谋略无不成功。当时把他看成智囊，拿他与姚崇相比，真是一点都不假。

３４０、张全义

【原文】

东都荐经寇乱，其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由是民归如市。数年之后，渐复旧规。

全义每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妓，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由是民竟耕蚕，遂成富庶。

［冯述评］

全义起于群盗，乃其为政，虽良吏不及。彼吏而盗者，不愧死耶！

全义一笑而民劝，今则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译文】

五代十国时，东都洛陽屡遭盗寇侵掠，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

张全义（后梁·临汉人，字国维）任河南尹时，选了十八个有才能器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榜文，称为“屯将”，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竖立旗子，张贴榜文，招抚流民，劝他们回来农耕，并减免他们的租税；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

从此人民络绎归来，数年以后，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

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并请田主来，用酒菜慰劳他们。有蚕、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把老人幼儿都叫出来，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

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遂成为富庶的地方。

［冯评译文］

张全义是盗贼出身，但是他处理政事，虽一般良好的官吏也不如他，而那些身为官吏却做盗窃之事的，能不愧死吗？

张全义一笑而达到劝诱人民的效果，如今的官吏却即使发了上百回的脾气，人民也不当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３４！”、范纯仁

【原文】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冯述评］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

夫军借以战，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佥解之忧，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较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替，贫者行丐，即驿中牵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俟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与？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译文】

宋朝人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范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县令时，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很少人种桑树。

范纯仁很担忧，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在家里种桑树，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后桑树长成，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范纯仁离任后，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冯评译文］

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话要说。

征招兵士是为了战争，征徒夫是为了徭役，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罪人却逍遥自在，见了也无法查问。然而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徒夫的多寡，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田亩，等到成熟收成后，就准他们抵罪释放。有愿留下来的，就做为永久的产业。实行几年以后，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为良民，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

３４２、高郁

【原文】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湖南地多铅铁，军都判官高郁请铸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国用富饶。［边批：只济一境之用，周流不滞亦足矣。］湖南民不事蚕桑，郁令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冯述评］

官府无私，即铅铁尚可行，况铜乎？夫钱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恶钱出而以良钱入，出价厚而入价廉，民谁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则政自行矣。

【译文】

五代时楚王马殷（鄢陵人，字霸图）据有湖南之地后，不向商旅征税，因此各地的商旅都聚集到湖南。湖南盛产铅铁，军府判官高郁请求铸成钱币，商旅出境后此种钱币在他处无法适用，只好换其他的货离去。［只能用于一境却周转不停，也够了。］国家因而富足。

湖南人不养蚕桑，高郁下令缴税的人可以用布帛代替钱币，不久，民间织布之风大盛。

［冯评译文］

官府无私，即使是铅铁钱也能通行，何况是铜钱？钱币法所以雍闭不通，是因为官府只付出而不回收。即使回收，也用劣质钱币付出，而收入良质钱币，付出价钱高，回收价钱低，百姓哪会甘心？所以说：“君子以公正之心处理政事。”上下一律公平，政令自然畅行无阻。

３４３、赵开

【原文】

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冯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三十万钱，又其小者。

【译文】

宋朝时赵开（安居人，字应祥）促成钱引（宋代的纸币）通行后，人民都认为很方便。有一天，官吏查获伪造钱引三十万，盗印的五十人，依法当处死。

张浚想依法而行，赵开说：“大人错了。假使钱引是假的，加盖宣抚使印以后，就是真的了。盗印的人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然后派他们去印钱引，这样您一天就得到三十万钱，而救活五十人。”

张浚认为很好。

［冯评译文］

不但救活五十人，又得到五十人可用，真是最划算的做法。比起来，三十万钱只是小事而已。

３４４、诸葛亮

【原文】

备依刘表，尝忧兵寡不足以待曹公，诸葛亮进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其众遂强。

【译文】

刘备依附刘表后，曾忧虑民众太少，不足以对抗曹兵。

诸葛亮进言道：“荆州人口并不少，只是编入户籍的太少。无事调动，人民会不高兴，可以告诉刘荆州（表），命令所有游动的户口都自动实报，官方详细记录下来，就可以增加人口了。”

刘备依计去做，人口果然增加。

３４５、陶侃

【原文】

陶侃性俭厉，勤于事。作荆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厅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边批：根坚可代铁足。］公即超两阶用之。

【译文】

晋朝人陶侃（鄱陽人，字士行）生性节俭，做事勤快。

任荆州刺史时，命令船官要收集锯木屑，不论数量多少，众人都不了解他的用意。后来正逢积雪溶化时期，官府前虽已除雪，地仍湿滑，于是用锯木屑撒在地上，遂能通行无阻。

官用的竹子，陶侃命令要留下粗厚的竹子头，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竹子头都用来当作造船的竹钉。

又曾挖掘竹子，有一官吏连着竹根挖起，以为竹根部分非常坚硬，可做为竹钉的材料使用。陶侃见了，立刻超升此人两阶。

３４６、苏州堤

【原文】

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而泽国艰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蘧除刍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尺，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蘧除中，候干，则以水车沃去两墙间之旧水，墙间六尺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为永利。［今娄门墉虽也。］

【译文】

苏州到昆山县共七十里远，都是浅水，没有陆路可行。人民苦于涉水，早就想筑长堤。但是水泽之地很难取土。

宋仁宗嘉祐年间，有人献计，就在水中用芦荻干草做墙，栽两行，相距三尺；离墙六丈，又做一墙，做法和前两墙相同。把水中的淤泥沥干，塞在干草中，等干了以后，用水车除去两墙之间的旧水，墙与墙之间都是泥土，留一半做为长堤的基础，挖另一半做河渠，把挖出来的土拿来筑堤。每三、四里筑一座桥，以打通南北的水域。

不久长堤完成，成为永远的好事。

３４７、丁谓

【原文】

祥符中，禁中火。时丁谓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命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牌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拆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冯评｝

此公尽有心计，但非相才耳，故曰：“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译文】

宋真宗祥符年间，宫中大火。当时丁谓主办营建修复宫室，取土的地方太远是一大烦恼，丁谓就下令挖道路取土，不久道路变成大沟，于是打通汴水流入沟中，引用各地的竹筏及船来运各种建材，都由大沟运来。到修复的事办完以后，把破损的瓦砾土壤填充沟中，又成为街道，做一件事而同时完成三项工作，节省了亿万的经费。

［冯评译文］

丁谓确实很有心计，但不是宰相人才，所以说，小人不能承受重任而可以有小聪明。

３４８、郑晓时

【原文】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文武大臣会议修建。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率营军三万人打扫火焦。郑公白黄司礼：“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团围，就便堆积；白玉石烧成石灰者，亦另堆积；砖瓦皆然。”不数日，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又于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拦断内外，内监、工部议从外运砖、运灰、运黄土调灰，一时起小车五千辆，民间騷动。公告黄司礼曰：“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其在午门以内者，可与内监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墙。”黄甚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黄土，今工部起车五千辆，一时不得集，况长安两门、承天、端门、午门止可容军夫出入，再加车辆，阻塞难行。见今大工动作，两阙门外多空地，可挖黄土；用却，命军搬焦土填上，用黄土盖三尺，岂不两便？”黄曰：“善。”公曰：“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不须减工部估料，但省军士劳力亦可。”［边批：若减估必有梗者。］黄又曰：“善。”公曰：“旧例，火焦木，军搬送琉璃、黑窑二厂，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长大，不唯皇城诸门难出，外面房稠路狭，难行难转，况今灾变，各门内臣小房，非毁即折坏，必须修盖，方可容身，莫若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并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擘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亦省财力。”黄又曰：“善。”

锦衣赵千户持陆锦衣帖来言：“军士搬出火焦，俱置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朝贡人往来，看见不雅，［边批：体面话。］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满。”

公曰：“三殿灾，朝廷已诏天下，如何说不雅？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况寿宫灾，九庙灾，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并行，官可照管，若从西夹道人，必从寺东夹道出，路多一半，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岂有营军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铺路，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实，又加五寸，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坏矣，见今午门外东西胁下数万担火焦积堆，若搬出，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赵复语，公径出。

会议午门台基及奉天门殿楼等台基、阶级、石柱磉、花板、石面、纷纷不决。公欲言，恐众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请教，杲虽匠艺，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门台基，众议将前三面拆去一丈，从新筑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国初坚固，万一楼成后旧基不动，新基倾侧，费巨万矣。莫若只将台下龟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坏者留之，其坏者凿出烬余，约深一尺五寸，节做新石补入，内土令坚，仍用木杉板障之，决不圮坏，三面分三工，不过一月可完。唯左右掖门两旁须弥座石最大且厚，难换，必须旁石换齐后，如前凿出，约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垫上，与旧石空齐，用铁创肩进，亦易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门阶沿石，一块三级，殿上柱磉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时皇城无门限隔，可拽进，近年九庙灾，木石诸料不能进，拆去承天门东墙方进得，今料比九庙又进三重门，尤难为力，莫若起开焦土，将旧阶沿磉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转，尚有坚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于殿上三级台基并楼门台基，俱如午门挖补皆可，公能力主此议，省夫力万万，银粮何至数百万，驴骡车辆又不知几，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后三日再议，悉如前说。

【译文】

明世宗嘉靖丁巳年四月，宫中有三座宫殿，三座楼和十五座门都被烧毁。文武大臣商议如何修建。郑晓时（海盐人，字窒甫，谥端简）当时协理军政，率领军营中三万人，打扫火灾后的烬土。郑晓时告诉黄司礼（掌宫廷礼仪的官），砖瓦木石其实不必全部搬出去，如石材有完整的、有一半完好的，有一尺以上完好的，可以分别就近找地方堆积起来，白玉石烧成石灰，也另外堆积，其他砖瓦等等也都这样处理。

数天后，工部想将端门外廊房改修为六科，且要修补朝房（臣子上朝等待时刻地方），午门残缺墙柱，又有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要砌一道高墙，以隔绝内外。宦官与工部决议要从外面运砖与灰，及运黄土调灰，一时之间起用小车五千辆，民间为之騷动。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说：“午门外堆积很多旧砖石和石灰，可全部供给工部改修端门外廊房，午门内的可以给宦官修理墙柱，并砌干清宫前的墙用。”

黄司礼很高兴。

郑晓时说：“另外，修砌一定要用黄土，现在工部要起用五千辆车子，一时之间可能无法凑足，何况长安的承天端门、午门、这两座门只可由车夫出入，再加上车辆，必定阻塞难行。如今大工程动工，两阙门外很多空地，可以挖黄土，只要命令军士搬运焦土填上，再用黄土覆盖三尺，岂不是两便？”

黄司礼说：“很好。”

郑晓时又说：“午门以内，台基的坏石块，要搬出长安两门太远了，现在厚载门正在修补破裂的石阶，如果命令军士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过去很近，就用这些石块填补破裂的石阶，既不须减少工部预估的材料，而光是节省军士的劳力就很划算了。”

黄司礼又说：“很好。”

郑晓时再建议：“旧例烧焦的木材，由军士搬送到琉璃、黑窑二厂，来回要四十里，如今焦木又长又大，不只皇城各门很难出去，外面房屋稠密，道路狭窄，既难行又难转弯，何况火灾之后，各门太监的小房门，都毁坏了，必须重新修盖，才有容身之处。不如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和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及启明、长庚两条长街，听任太监拿取焦木皮作木炭，可使用的木心，随便拿去修理各人的房间，用皇城内的东西来修理皇城内的房间，不必到皇城外取材，可节省很多财力。”

黄司礼很高兴的同意。

锦衣卫赵子户拿着陆锦衣卫的帖子前来，说是军士搬出焦土，都放置在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来朝贡的人看了不雅观。庆寿寺西边夹道上有深坑，可用焦土去填满。

郑晓时说：“三座宫殿发生火灾，朝廷已经诏告天下，有什么不雅观可言？谁敢将朝廷的龙纹砖石，填在因罪被废的太平侯故宅？何况寿宫火灾，祖庙火灾，焦土都运到长安两门外，军士在长安大街，负重而去，空着回来，人可并行，官吏可以照应管理，如果从两个夹道进去，一定要从寺东的夹道出来，路程多了一半，三万人只能做一万五千人的工作，哪有军士为人填坑的？而且焦土工部还有用处，等木块和石块用完后，要取焦土铺路，从长安坊牌下，一直填到奉天殿前，每次填五寸厚，都碾碎压平，再加五寸，一直要填三尺厚，才能在上面行走大车子，旱船，不然街道走廊都坏了，现在午门外东西两侧堆积着数万担焦土，如果搬运出去，不久又是得再搬运进来。”

赵子户还想说话，郑晓时就走出去了。

有司会商午门及奉天门宫殿楼房等台基、阶级石、柱下石、花板石面的工程、费用等问题，各部门的意见很多，纷纷不决。

郑晓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考虑到各方未必理解采纳，乃特地造访大匠（官名，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等的土木营建）徐杲，向他请教。徐杲虽是工程方面的专才，却也对郑晓时十分钦佩，两人见面之后，即摒退左右。郑晓时说：“本官有三件事想请教徐大人。第一件是有关午门台阶的问题，有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应将前三面拆去一丈，重新筑上砌石，本官认为这样恐怕将比不上开国之初兴建得那么牢靠坚固，万一城楼盖好了，旧有的地基屹立不动，新盖的地基却发生倾斜，那又要耗费巨万公帑了。倒不如只将门楼台下龟脚东侧腰墩板等石材，除了保留那些未被大火焚坏的部份，其余损坏的地方将余烬挖凿出来，深约一尺五寸，然后订制新的石材，填置到里土中令其坚固，再用木杉皮填实，这样绝对不会腐坏，而且只要安排三班人工，不到一个月就可完工。但是左右侧门旁的须弥座石，石材大且厚，很难置换，必须等其他部份的石料都已换齐后，按照先前的方式凿出深约二尺五寸的窟窿，订制新的座石，往旧的洞穴填进去，工人一起用铁器出力，也很容易就竣工。”

徐杲道：“这个方法很好，本官赞成。”

郑晓时又说：“有关奉天门的阶沿石，一块石头要做成三级阶梯，还有殿上的柱下石，大的有两丈见方。这样的庞然大物，又不比过去皇城没有门限阻隔时那样，可以用合力拖拉的方式拽进去施工。前几年九庙（古代帝王立七庙以祀祖先，至王莽增建黄帝太初祖庙和虞帝始祖昭庙，共九庙）发生火灾，木石等材料无法进入施工，结果拆去承天门冬墙才得以运进去。这次如要施工，又要越过三重宫门，工程更加困难。倒不如我们在火灾后的焦土中，将旧的阶沿石、柱下石、地面花板石逐一清出，如尚有坚厚可用的石材，就用来充当建物底层的基石，加工使用。至于殿上的三级台阶，以及楼门的台基，也都像前面讲的挖补一番便可。徐大人如能支持本官的这些意见，除了省下了不少民工、银两、粮食，也可省下数百万两银钱，至于驴骡车辆，则又更无法计算了。这是莫大的功德啊！”

徐杲一听，十分高兴，等到三天后再议此事时，全部采用了郑晓时的意见。

３４９、徐杲

【原文】

嘉靖间，上勤于醮事，移幸西苑，建万寿宫为斋居所。未几，万寿宫灾，阁臣请上还乾清宫。上以修玄不宜近宫闱，谕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礼以匠师徐杲有智，专委经营。皆取用于工部营缮司原收赎工等银，及台基、山西二厂原存木料，与夫西苑旧砖旧石，稍新改用，并不于各省派办。其夫力则以歇操军夫充之，时加犒赏，及雇募在京贫寒乞丐之民，因济其饥。是以中外不扰，军民踊跃，而功易成。杲历升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职衔。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世宗勤于祈祷祭祀，移驾西苑，兴建万寿宫做为斋戒的住所。不久万寿宫失火，内阁大臣请世宗回乾清宫。世宗认为修道期间不应接近后妃，告示工部尚书雷礼（丰城人，字必进）要重建万寿宫。

雷礼认为匠师徐杲很有才智，就交付给他办理，所需费用都从工部营缮司领取。原先所收罪犯抵罪的银两，及台基、山西二厂所存的原料，加上西苑的旧砖石，稍加修饰后使用，不让各省分派办理。并以操练空档的军士担任运夫，给予犒赏做为酬劳；又招募在京师的贫民乞丐，借此让他们得到收入。所以全国上下都不觉负担，军民协力，事情很容易办妥。雷礼后来也升任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

３５０、贺盛瑞

【原文】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阶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万历中鼎建两宫大石，御史亦有佥用五城人夫之议。工部郎中贺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费不足七千两。又造四轮官车百辆，召募殷实户领之，拽运木石，每日计骡给直。其车价每辆百金，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工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言旧？一凿便新。有事我自当之，不尔累也！”

献陵山沟两岸，旧用砖砌(山水暴发，砖不能御也。年修年圮，徒耗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欲用石，而中贵岁利冒被，主于仍旧。贺乃呼工上作官谓之曰：“此沟岸何以能久？”对曰：“宜用黑城砖，而灌以灰浆。”公曰：“黑城砖多甚，内官何不折二三万用？”作官对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内监。中官怀疑，未解公意，然利动其心，遂折二万。久之不言，一日同至沟岸尽处，谓中官曰：“此处旧用黑城砖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发，砖不能御，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谁人敢动？”公笑曰：“沟内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饵，不敢复言。于是每日五鼓点卯，夫匠各带三十斤一石，不数日而成山矣，原估砖二十万，既用石，费不过五万。

坟顶石，重万余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远且五十余里，用止片时，而令人往返百里，给价难为公，不给价难为私，乃于近村壮丁借片时，人给钱三文，费不千余钱，而石已合笋矣。

神宫监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恶，乃每片价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坚，每片价止三厘。诸Yan陰耗食于官窑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监，谓诸Yan曰：“监修几年矣？”老成者应曰：“三十余年。”公曰：“三十余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恶故耶？”曰：“然。”公乃陰运官、民瓦各一千，记以字而参聚之，于是邀监工本陵掌印与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谓曰：“瓦唯众择可者。”佥曰：“白者佳。”取验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贱，何苦而用官窑？”监者曰：“此祖宗旧制，谁敢违之？”公曰：“祖制用官窑，为官胜于民也，岂谓冒被钱粮，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监官为证耳！”遂去，监者随至寓，下气谓公曰：“此端一开，官窑无用，且得罪，请如旧。”公不可，请用官民各半，复不可，监者知不可夺，乃曰：“唯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监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万，省帑金二千余。

金刚墙实土，而在工夫止二十余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筐，加钱二文，以朱木屑为记。”各夫飞走，不终日而毕。

锦衣卫题修卤簿，计费万金，公嫌其滥，监工内臣持毁坏者俱送司。公阅之，谓曰：“此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俩，［边批：谀便悦而后进言。］以实题中疏语耳，不然，驾阁库未闻火，而铜带胡由而焦，旧宜腐，胡直断如切。”内臣如言以诘诸弁，且言欲参，诸弁跪泣求免，工完无敢哗。用未及千，而卤簿已焕然矣。，

永宁长公主举殡。例搭席殿群房等约三百余间，内使临行时俱拆去。公令择隙地搭盖，以揪棍横穿于杉木缆眼下埋之，席用麻绳连合。在工之人，无不笑公之作无益也。殡讫，内官果来取木，木根牢固，席复连合，即以力断绳，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谓曰：“山中风雨暴至，无屋可避，除大殿拆外，余小房留与汝辈作宿食，何如？”众佥曰：“便。”公曰：“每一席官价一分五厘，今只作七厘，抵工价，拆棚日，悉听尔等将去，断麻作麻筋用，木作回料，何如？”众又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为雨水冲激，岁久成坑，啮将及城，名曰“浪窝”。监督员外受部堂旨，议运吴家村黄土填筑，去京城二十里而遥，估银万一千余两。公建议：“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则浪窝得土而筑之固，城壕去土而浚之深，银省功倍，计无便此。”比完工，止费九百有奇。

［冯按］

两宫之役，贺公为政，事例既开：凡通状到日即给帖，银完次日即给咨。事无留宿，吏难勒掯，赴者云集，得银百万两。公每事核实，裁去浮费，竟以七十万竣役。所省九十万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职论去。冤哉！然余览公之子仲轼所辑《冬官纪事》，如抑木商、清窑税，往往必行其意，不辞主怨，宜乎权贵之侧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绌其才以求容于世，国家亦何利焉？吁，可叹已！

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贺念此差一出，勿论夹带私木，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方极力杜绝，而特旨下矣。一时奸商扬扬得意，贺乃呼至，谓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给札耳，札中事尔能禁我不行开载耶？”于是列其指称皇木之弊：“一不许希免关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照常抽分；二不许磕撞官民舡只，如违，照常赔补；三不许騷扰州县，派夫拽筏；四不许搀越过关；五不给预支，俟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题给价。”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则札付直一空纸，领之何用？”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倒赃矣。

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济局、广济局，局各设抽分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巡军十五名，官俸军粮岁支一百三十余石，每年抽分解部银多七八十两，少五六十两，尚不及费。贺公盛瑞欲具题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

公查初年税入，岁不下千金，该局所辖窑座，自京师及通州、昌平、良、涿等处，税岁砖瓦近百万万，后工部招商买办，而局无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资一项漏银一百零九两，他可知已；嗣查窑税，而中贵王明为梗，公谓中贵不可制而贩户可制，即出示通衢，严谕巡军军民人等：“敢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人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王明窑三十余座，月余片瓦不售，哀求报税矣。诸势要闻风输税，即一季所收，逾二十余万，一岁所积，除勋戚祭葬取用外，该局积无隙地，各衙门小修，五月取给焉。

【译文】

明世宗嘉靖年间，整修三座宫殿。其中的阶石，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的民夫二万名，制造旱船载运，派府县佐使二人监督。每里挖一个井，取井水浇旱船，并供民夫饮水，共计二十八天到京师，官府与民间的花费，总计银子十一万两多。

神宗万历年间，需要建造两座官殿的大石块，有御史共同建议征用五个城的民夫，工部郎中贺盛瑞采用主事郭知易的建议，制造十六轮的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拉车，共计二十二天可到京师，花费不到七千两银子。又制造四轮的官车一百辆，招募家境殷实的人家领去运木材、石块，每天计算骡子的数目付酬，车价每辆一百金，每年从运费中扣下二十两，共计五年还清，不必实际动用公家的钱，而人民也不必负担费用。

慈宁宫需要二十多块础石，贺盛瑞命令运入官府，宦官们一见都大吵起来，说石头是旧的。贺盛瑞说：“石头这种东西，哪有新旧之分，凿一凿就又是新的了，有事我自己担当，不会连累你们。”

仁宗献陵的山沟，两岸旧时是用砖砌成的，山水暴发，砖不能挡，每年修理每年倒塌，白费很多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想改用石头，而宦官贪图每年工程的回扣，都主张依照惯例办理。贺盛瑞就找来负责施工的官员，问他：“这个沟岸怎样才能保持不坏呢？”负责施工的官员说：“应当用黑城砖再灌入灰浆。”贺盛瑞说：“黑城砖那么多，宦官为什么不分出二三万块来用呢？”问到这里，负责施工的官员说是害怕不敢回话。贺盛瑞说：“你尽管说，有什么内情我不追究。”工头就将实情告诉贺盛瑞，宦官听说贺盛瑞要求黑城砖修沟岸，心中怀疑，为何忽然不坚持以石头来修沟，但因猜不透贺盛瑞在想什么，又贪图以砖修建年年产生的利益，就答应分出两万块砖。

有一天贺盛瑞和宦官一同到沟岸尽头巡视，贺盛瑞对宦官说：“这里以往是用黑城砖吗？”

宦官说：“是的。”

贺盛瑞说：“山水暴发，砖头无法抵挡，砌上去有什么用，不如改用石块。”

宦官说：“陵墓所在山的石头谁敢动它？”

贺盛瑞笑道：“沟中污积的石头，不是要除掉才能使水流通吗？”

宦官心知中计，遂不敢再坚持用砖。

于是贺盛瑞每天五更时分亲自点名，所有民夫，工匠各带三十斤石块，不过数天，就堆积如山，原估计砖头要二十万钱，改用石头后，花费不过五万钱。

献陵上所需要使用的石块共有一万余块，石工说，这么多的石头，没有五百个人手是不可能统统挑到山陵上去的，贺盛瑞私下盘算，如果到京里头调来人手，则两地相隔有五十多里，挑石头却不需那么多时间，平白让人往返百余里，实在说不过去，更何况，如果动用民工，公帑中并没有散发工资的这笔预算，但不发工资又太不像钱，贺盛瑞于是命人到邻近村庄商借壮丁片刻，每人每工时发给三文钱，结果，这回总共才花了一千多文钱，山陵上的墓石便已砌好了。

明朝的太监在监督工部兴建陵墓，神庙时，按例要使用板瓦，然而官窑生产的板瓦色黑质劣，每片价钱是一分四厘，民窑生产的板瓦色白质坚，每片只要三厘，太监们靠官窑中饱私囊由来已久，民窑从未沾上半点好处，贺盛瑞主持陵墓兴建之后，便亲自造访Yan宦，问道：“你们监修土木有多少年了？”

其中一位老成点的回答说：“三十多年了。”

贺盛瑞道：“既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神庙的屋顶漏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所用的板瓦质料不好？”

“的确如此。”

贺盛瑞便私下选了官瓦和民瓦各一千片，在上头暗中官作下记号，将之搀杂在一起，然后邀集监工和本陵掌印诸人，会合太监来到放置瓦片的地方，说道：“你们选选看，这里头哪种板瓦最适合在本次工程中使用。”

众人选了选，道：“白色的好。”

于是大家将白瓦取来一看，是民窑的产品。

贺盛瑞道：“民瓦既然品质好又便宜，何苦一定要使用官窑的产品？”

太监道：“这是祖宗立下的旧规矩，谁敢违背？”

贺盛瑞道：“当初祖宗要用官窑，是因为民窑的产品没那么好。现在官窑中一定有人从中贪污舞弊，否则品质不会恶劣到这种地步？我正准备向朝廷上疏报告此事，请在场的监官为我作证。”

这话一时封住了众人之口，贺盛瑞便吩咐散会，监工太监跟着他到了官邸，低声下气地说：“这项例子一开，官窑等于是报废了，会得罪不少人，请大人考虑按照旧有的成例发包皮施工。”

贺盛瑞不准，太监又要求官民各半，还是不准，太监知道贺某人态度强硬，只好说：“那就由大人全权做主好了，但是请不要对其他监工透露本官曾来和大人商议此事。”

于是这次工程共使用了二十万片民瓦，节省公帑共二千多两银子。

金刚墙的工程要进行填土时，在场工作的工人只有二十多人，如果二人合抬一筐泥土，则非要三至五日不能完工。贺盛瑞下令道：“凡有多抬一筐泥土者，加发工资二钱。”令下之后，每筐泥土都洒上红木屑为记号，工人飞快地往来搬运，结果不到一天便完工了。

锦衣卫拟议要更置仪杖等装备，所提预算共需一万两银子，贺盛瑞认为有过于浮滥之嫌。

那时，监督工部的宦官一遇到弊案便交付有司审理，贺盛瑞便在公文上眉批意见道：“这些武职人员都畏惧大人的精明，先用好话取悦上司，然后进言。才故意弄些小伎俩，好借以吻合文中叙述的各项情节，但实情并非如此，他们所掌管的驾阁库并没听说遭到火灾，为什么他们身上的铜带会焦黑呢，用旧的仪仗理应腐朽，为什么每一具看来都那么笔直如削呢？”

监工太监便用这些疑点质问锦衣卫的那些武官，并提言要参劾他们，武官们大惊失色，都跪在地上请求饶恕，不敢再对工部的安排有意见，结果，这次花费尚未到一千两银子，仪仗装备便已焕然一新。

永宁长公主于万历三十五年去世，工部依例雇工搭盖了殡宫殿房等约三百多间，内廷有旨，等丧礼结束之后，要全部拆除，贺盛瑞令民夫选择空地搭盖，并用细棍子横穿杉木缆眼，埋入土中，每张席子并用麻绳联结起来，当时在场工作的民夫，每个人都暗自嗤笑贺某人在做无聊的事。

殡葬结束后，宫中的官官果然派人来搜刮杉木，结果因木根牢固，每张草席又联结起来，如要一一将张麻割断收走席子，未免太过费事，只好算了。

贺盛瑞便召集工匠等人，询问他们道：“山区一旦风雨暴至，你们便无屋可避，你们将大殿折除，剩下的小房子，就留给你们起居之用，好不好？”

大家都俯首称善。

贺盛瑞道：“当初官府购买席子，每一张价钱是一分五厘，现在每张折价为七厘卖给你们，从工资中扣除，殡宫拆除之日，听任你们将席子取走，麻绳割下来还可以使用，木材也可自行应用，如何？”

大家又纷纷表示赞成。

京师外城的墙脚根，因为雨水长期的冲刷，渐渐地形成一个大坑，有危及整座城墙的趋势，附近居民为大坑取了个外号，名叫“浪窝”。

官府有关部门打算进行修葺，有一位官员建议到去京城二十里外的吴家村运黄土来修补，估算总共要耗费一万一千余两银子。贺盛瑞则提议挖护城河河沟底下的泥土，这样不但可以填平浪窝，顺便还可挖深护城河，既省钱又省事，一计数得。

后来的修护工作即依此进行，竣工时，总共才不过花了九百多两银子。

［冯评译文］

贺公主持兴建两宫的工程时，开了不少事例，凡有公文到来，即日批复，银钱交割的次日，必定入帐列管。每一件公事都在当天解决，官吏无法从中舞弊，因此各方款项纷纷聚集起来，总共筹得了一百万多两银子。贺公对每一项开支都亲自审核，删去浮滥的费用，结果竟只花了七十万两就将工程完竣，共节省了九十多万两的开支。没想到工程才刚完毕，贺公竟被冠上交代不清的罪名，黯然离职，这真是太冤枉了。

我曾参阅过贺公之子仲轼先生所辑的《冬官纪事》，里头提到裁抑木商，清算窑税等事，贺公在处理时往往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怕得罪主事者，难怪他会引起权贵之人的侧目。像这种有用的人才，如果一定要迫使他无法施展所长，才能为官场所容，这样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世事真是令人可叹。

徽州有木材商人王天俊等十人，怀挟着巨额资金，依托权门势要，向官府求得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准向王某等购买木材十六万根，贺盛瑞思忖一旦如他们所求，姑且不论他们将暗中夹带私人木材营私，光是这十六万根木材，即已有三万二千余根被他们在帐上动了手脚，使国家平白损失五、六万两的税收，他正要想办法阻止王某等胡作非为，但皇上却已发出特旨准其所求。一时之间，奸商们都得意扬扬，贺盛瑞却将他们召集起来，晓谕道：“你们要的札付我自然必须奉旨发出，但是我要在札付中列载些什么事项，你们能限制得了吗？”于是，贺盛瑞在札付中严格规定了以下诸事：

一，不得抵免关税，因为官府依照市价向他们购买木材，也是一种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像普通货物一样缴税。

二，载运木材的船只不得冲撞官舫民船，如有违犯，须按照行情予以赔偿。

三，不得騷扰州县地方政府，要他们派民夫拉纤。

四，不许未经检查即行通关。

五，官府不预支经费，俟木材运到张家湾，有关部门派官员逐根丈量木材尺寸大小，合乎规格的才给钱。

各个商人见到札付的内容，大惊失色道：“这样的话，札付不过是一纸无用的文书，要来做什么？”于是没有一个人肯领取札付，大家相率前去向东厂索回贿赂的赃款。

明朝工部衙门又设屯田司，其主管官员兼管通济局、广积局两个单位，每个局又设抽分大使（官名，负责征收租税）一员，攒典（基层吏役）一员，巡军十五员，官俸军粮每年约耗费一百三十余石。但这两个单位每年征收上缴工部的税款只有七、八十两银子，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两，还不及维持这两个单位所需的费用。贺盛瑞想拟案裁掉这两个单位，但被工部左侍郎沈敬宇阻止。

贺盛瑞私下追查，发现两个单位初设之时，每年都可缴给工部一千两银子，又其所辖窑场，光是从京师到通州、昌平、良、涿等地方，每年取自砖瓦的税款几达一百亿文钱之谱，但后来工部招商买办砖瓦，广积局的这项收入便断绝了。

贺盛瑞又继续深入追查，发现仅仅是木商王某一案，漏税额便高达一百零九两银子，其他会有什么弊端，大概就可想像得到了。

后来清查窑税时，宦官王明从中作梗，贺盛瑞揣想，宦官不可制，但商贩可制，于是命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警告军民人等，凡敢有买卖王明的砖瓦者，一律按漏税论罪，若有官府或军中私下卖放者，准许知情之人检举，即以漏税的数额充作奖赏。

措施执行之后，王明所经营的三十余座窑场，有一个多月片瓦不售，情形十分凄惨，遂不得不向贺盛瑞低头哀求，自动报缴税款。

这件事传出之后，朝廷中的要员纷纷自动缴税，三个月下来，税收竟达二十余万两银子，一年下来所收到的税，除了支用勋族贵戚的祭葬费用，剩下来的钱连局里头的府库都堆放不下，于是通令所辖各单位整修房舍，前后五个月的各项开支均由该局包皮办。

八经理时务（下）

３５！”、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云：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二，照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饷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译文】

明朝人陈懋仁（嘉兴人，字无功）说：

泉州府库贮存很多废铁，都是先后收来报销的兵器，我曾经负责监收，亲眼看见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是因为军人为了骗取兵器报销的折钱，故意作假，不论兵器还能不能使用，都故意破坏后缴回来。我建议将这些常可以使用的兵器，由官府付工钱，分发给各军营修理后再用，其他无法再使用的兵器，当作废铁发给他们。在购买军火钱中，七成给银子，三成给旧兵器，依数量搭配，并详细解释试验，完全如新法制造处理，并分给他们被雨水淋湿的火药，加硝提炼，如此估计可节省二千多两银子，就由饷银内扣下缴库，以抵下一年征收的税额，节省军费而纾解人民的负担，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了。但执政的人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使这些兵器变成无用的废物，真可惜啊！

３５２、叶梦得

【原文】

叶石林［梦得］在颍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遗弃小儿，无由得之。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边批：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译文】

宋朝人叶石林（叶梦得，吴县人）在武昌时，正逢水灾，京师西边一带特别严重，从唐邓等地漂来的浮尸不可胜数。叶石林命令以库存的常平米来救济灾民，但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却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一天，叶石林问左右的人说：“民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他们呢？”

左右的人说：“怕养大以后又被亲身父母认领回去。”

叶石林翻阅旧法例：凡是因为灾害而被遗弃的小孩，亲生父母不能再认领回去。于是制作数十份空白的契券，详细说明这条法令，就发给城内外乡里之间的人家，凡是领养到小孩的，都让他们自己说明从哪里得来的，登录在契券后发给他们，并由官府登记在户籍里。如此一来，一共救活了三千八百个失怙的小孩。

３５３、虞允文

【原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紬，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利甚溥，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译文】

宋朝时，先前浙江人民都须缴纳丝绸为丁口税，人民负担不起，往往生了儿子就丢弃，或是还没有长成就杀掉。

虞允文(仁寿人，字彬甫)知道这个情形，十分不忍，后来查访到江边沙洲有荻草地，经济利益很大，皆被豪门世家及僧侣窃据。

虞允文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豪门世家和僧侣全数登录下来，并要求这些人代替人民缴壮丁税。命令下达的那一天，人民欢呼鼓舞，浙江一带的百姓至此才能安享父子天伦之乐。

３５４、韦孝宽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堠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

“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

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语译文］

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

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启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

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状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３５５、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冯述评］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冯评译文］

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功勋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奖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３５６、徐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冯述评］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弓广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冯评译文］

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弓广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

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镮钱，根本吃不饱。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镮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镮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镮，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

３５７、种世衡杨掞

【原文】

种世衡所置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廪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的，中的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轻重，亦令射，射中者得优处。或有过失，亦令射，射中则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强甲于延州。

杨掞本书生，初从戎习骑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马跃，初不过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孟珙尝用其法，称为“小子房”。

［冯述评］

按《宋史》，掞尝贷人万缗，游襄、汉间，入娼楼，箧垂尽。夜忽自呼曰：“来此何为？”辄弃去。已在军中，费官钱数万，贾似道核其数，孟珙以白金六百与偿，掞又费之，终日而饮。似道欲杀之，掞曰：“汉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如公琐琐，何以用豪杰？”似道姑置之。盖奇士也！其参杜杲军幕，能出奇计，解安丰之围，惜乎不尽其用耳。

【译文】

种世衡所建的青涧城，非常靠近蕃族部落，守备的军力薄弱，粮草又缺乏。种世衡于是用官钱借给商人，供他们至内陆买粮谋利，完全不加以干涉。不久，城里仓库的粮食都满了。

种世衡又教官吏人民练习射箭，连僧侣、妇人都要练习，用银子作箭靶，射中的就给他。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就将箭靶改为厚而小，但银子的重量依旧。有人为徭役的轻重而争执，也命令他们比赛射箭，射中的可以优先选择。有过失的人也命令他射箭，射中的可以不处罚。

从此人人都会射箭，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和战力之强跃居整个延州第一。

宋朝人杨掞（临川人，字纯甫）本是书生，后来跟戎人学习骑马射箭。每天晚上用青布铺在地上，骑着悍马跳跃。最初跳不过三尺，后来跳过五尺，最后甚至跳过一丈，屡次摔倒也不管。

孟珙（字璞玉，谥忠襄）曾经采用他的方法，并称杨掞为“小子房”。子房为张良的字。

［冯评译文］

按〈宋史〉记载，杨掞曾经向人借一万缗钱，浪荡于襄汉一带，在妓院里几乎把钱全数用光。有天夜晚忽然对自己说：“我干什么到这里来？”于是离开妓院。后来在军中，又私自花费官钱数万缗。贾似道来审核官钱，孟珙为他偿还白金六百两，杨掞却又把它花光，整天饮酒作乐。贾似道想杀他。杨掞说：“汉高祖付给陈平黄金数万斤，而不问他花在何处。像您这样斤斤计较，怎么能任用豪杰！”贾似道听了，遂没有再加以追究，说起来，这杨掞也真是奇特之士。后来他担任杜杲（邵武人，字子昕）的慕僚，献出奇计，解除安丰被围的困境，可惜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智。

３５８、曹玮

【原文】

曹玮在泰州时，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以后有犯者，迁其家内陆。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边批：诱之习射。］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边批：官未尝不收其利。］至三百人以上，因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堑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皆出钱市马。［边批：马不缺矣。］后开边壕，悉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堑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

【译文】

玮任职泰州时，环、庆两地骑战原属于羌人的田地，多数被边境的汉人所收购，但因此地汉人势力单薄，无法保护自己，因而往往又被羌人侵占。曹玮于是命令羌人归还所有的田地，若有违犯的羌人，一律将他们迁徙至内陆。

曹玮又招募善于骑射的弓箭手，并要他们比赛骑马射箭，胜的人赏给二顷田地的马，又规定下一次秋收，获得赏田的弓箭手一定要买一匹担当得起骑战使用的马，再由官方统一登录于簿籍之内。这些都能做到，再加赏田地五十亩。这样的弓箭手每累积到三百人，便成立一个团，每团设一个指挥。曹玮在地势险要处建筑堡垒，让士卒自己开辟土地，再圈围起来做为马社，一匹马死了，由众人共同出钱买马。曹玮又在边境上挖掘濠沟，要求濠沟的深度，宽度得达到要一丈五尺。山势险峻无法挖掘的，就利用峭壁修建防御工事，后来各州都起而效法。

３５９、虞诩

【原文】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譬如衣败，用以相补，犹有所完，不然，将两无所保。议者咸以为然。诩说太尉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念。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浸婬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然则计将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制，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为郎，以安慰之。

［冯述评］

虞诩凉州之议，成于李修之公访3德裕维州之议，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为国家图万他，而自快其私，以贻后世噬脐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太宁弃而蓟州逼，三坌河弃而辽东悚。国朝往事，可为寒心。昔单于冒顿不惜所爱名马与女子，而必争千里之弃地，遂因以灭东胡，并诸王。堂堂中国，而谋出丑虏下，恬不知耻，何哉？

凉州之议，尤妙在辟其豪杰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两川也。

嘉靖东南倭警，漕台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尽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白衣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与以‘义勇’名色，月给米一石，令其无事则率人捕盗，有事则领兵杀贼，有功则官之。如此，不唯中国人不为贼用，且有将材出于其间。其从贼者谕令归降，如才力可用，一体立功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难拨灭矣。”

愚谓端简公此策，今日正宜采用。

【译文】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羌人反叛作乱，侵略凉州，大将军邓骘（字昭伯）认为出兵对付羌人军费支出太高，不太划算，想抛弃凉州，集中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譬如两件破衣服，用一件来补另一件，还有一件是完整的，否则两件都不能穿。众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很对。

虞诩（武平人，字升卿）劝太尉李修（字伯游）说：

“听说公卿已决定要抛弃凉州。凉州抛弃之后，三辅之地（汉朝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就成为边塞，而历代天子的陵墓位在城郊，毫无屏障，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俗话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对军事的熟习，以及勇敢尚武的性格，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羌人所以一直不敢入侵三辅之地，而直接威胁到京师这一带，是因为凉州在前为屏障的缘故。

“而当地人所以执持兵器奋勇抗敌，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有自认是大汉的子民。如果抛弃这个地方，要迁徙当地人民到内陆，则人民安居本土，不肯轻易迁徙，必然产生叛变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万一当地的豪杰之士全数聚集起来，挥军向东，则就算我们有贲育这样的勇士为士卒，有姜太公这样足智多谋为者将师，恐怕还抵挡不了。有人用补两件破衣服还能保有其中一件的完整来作譬喻，意图放弃凉州，我却认为抛弃凉州像毒疮一般，患部将会持续不断的扩散，所以抛弃凉州不是好办法。”

李修说：“然而要怎么做才对呢？”

虞诩说：“如今凉州騷动，民心不安，我担心突然间有意外的变故，应当由四府（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九卿各自辟召凉州人数名为幕僚，让凉州各级地方官员的子弟都在京城为散职的官员。表面上来说，是对凉州官员守土有功的酬奖，并进一步发挥鼓励劝诱的功能，实质上也构成对这些人一种无形的牵制力量，防止他们有任何不轨作乱的意图。”

李修很赞许他的话，就集合四府商议，依虞诩的计策行事。于是辟召凉州一地的豪杰之士担任属官，州牧、太守的子弟为郎，用来劝慰他们。

［冯评译文］

虞诩对凉州的一番建议，是因著李修愿意为国寻求忠言而发挥功效。李德裕对维州的一番建议，则因牛僧儒对李德裕私人的仇怨而化为泡影。眼光不看在国家长久的利益，只图满足一己的私利，最后遂让后人悔恨莫及，实在是最大的不忠。河套丢了，陕右就亮起红灯；西河丢了，甘州就很危险；太宁丢了，苏州就饱受威胁；三岔河丢了，辽东就陷入恐惧之境。明朝的往事，是足以令人寒心的。

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不吝惜自己心爱的名马与女子，而一定要争取到千里的荒地，因而能消灭东胡和北方各国。堂堂中国，谋略居然不如一个塞外的野人，还安然不知羞耻，为什么呢？

虞诩对凉州问题的建议，更妙的是任用当地的豪杰，这也是刘玄德安抚两川的方法。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之乱，漕台（漕运总督）郑晓奏报倭寇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其中也有智勇双全可以任用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机会得到施展，而甘心跟着贼兵，做贼兵的向导。

请命令各巡抚在军民百姓中，每年查访推举数十名有勇力智谋的人，给予义勇的名位，每月给付一石米。命令他们平常率领人民缉捕盗匪，乱事发生时，就带军队攻杀贼兵，立功以后就授与他官位。如此，不只中国人不会被倭寇所用，而且可从中发掘将帅之人才。那些已经追随贼兵的，劝导他们反正，如果才力可以任用，完全论功升迁。

不然数年之后，可能出现卢循（晋朝人，字于先）、孙恩（晋·琅琊人，字灵秀，奉五斗米教）、黄巢（唐·曹州人）、王仙芝（唐·濮州人）等强而有力的反贼，乱事将更加扩大蔓延，到时候就很难消灭了。

我个人认为郑晓的计策，非常适合当今采用。

３６０、张居正

【原文】

俺答孙巴汉那吉，与其奶公阿力哥，率十余骑来降。督抚尚未以闻，张江陵已先知之，［宰相不留心边事，那得先知？］贻书王总督崇古查其的否，往复筹之曰：“此事关系甚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第戒励将士，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彼卑词效款，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誓以数年不犯吾塞，乃可奉闻天朝，以礼遣归。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边批：看得透。］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难当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边批：我兵被劫，往往坐此。］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奇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其言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盖耻以轻博重，［边批：看得透。］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虽哀恳，身犹拥兵驻边，事同强挟，未见诚款。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即不然，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边防利害不在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其战守之具，兴屯田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诸逆既入境，即可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于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边境，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城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与之，必至糜烂。［边批：牛僧孺还悉怛谋于吐蕃，千古遗恨。］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断不可与。留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唯公审图之。”

后崇古驰谕虏营，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俺答乃献被掳男妇八十余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云石堡。崇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囿及其弟宗伟、宗伊质虏营，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赵全等，皆面缚械系，送大同左卫。是时周、元闻变，饮鸩死，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纶送之归。那吉等哭泣而别。巡抚方逢时诫夷使火力赤猛克，谕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孙呜呜相劳，南向拜者五，使中军打儿汉等入谢，疏言：“帝赦我逋迁裔，而建立之德无量，愿为外臣，贡方物。”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

江陵复移书总督曰：“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狷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议者以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不知所谓和者，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万万不侔。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虑，自吾常事，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驭之策，自合如是耳。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家丁不得赶马，计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会。故仆以为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拣付本兵，因区画八策属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许虏，条上封贡便宜，诏从之。俺答贡名马三十，乃封俺答为顺义王，余各封赏有差，至今贡市不绝。

板升诸道既除，举朝皆喜。张江陵语督抚曰：“此时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献以为功，又费一番滥赏，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此辈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即传语顺义，缚汝献功矣。然对虏使却又云：‘此辈背叛中华，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种谷，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杀之，不必来告。’以示无足轻重之意。”

【译文】

明朝时，鞑靼酋长俺答的孙子巴汉那吉，和他的奶公（乳母之夫）阿力哥率领十万多骑兵来降。

总督巡抚尚未向皇帝禀报，张江陵（张居正）已先知道此事，就写信给总督王崇古（蒲州人，字学甫），查问事情确实与否，且在信中仔细的计议。他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降服鞑靼的关键就在此一举。刚接获报告说鞑靼酋长到边境上来要人，我们正怕他放弃不要，则我们空有人质且结怨俺答。现在他既来要人，就对我们有利。只要勉励将士们，坚固壁垒，肃清郊野以待敌。并派人向鞑靼好言相劝，如果他们肯屈从降服，或斩杀我方叛逆赵全等人，立誓数年之间不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必当禀奏皇上，依礼遣送回去。

“但我听说老酋长这回到边境上既不抢劫，又不明言要索取自己的孙子。这一定是赵全等人教他的，要引诱我方边境将士，把他捉来当人质，再趁我们不备时进击。我们应关起城堡坚守，不要轻易出兵作战。即使他们看起来军力很弱，也不要进攻。多派间谍，使对方疑心。或派遣精锐骑兵绕路去直接攻击他们的巢穴，使他们要战没得战，要抢没得抢。如此不出十天，一定自行离去，这样的结果就算成功了，根本不必非要有斩获多少敌人才算有功。

“我又听说巡抚方金湖派遣鲍崇德去会见老酋长等等，这些传闻未必是事实。这回老酋长所表现的亲情，颇为真实，他不用我方叛降的人来交换他的孙子，大概是耻于用无足轻重的人来换取他心目中重要的人，而不是不忍心杀掉赵全这批那些叛降的人。其实留着巴汉那吉这样乳臭未干的年轻小孩，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正好对俺答而言重要无比，可以借此挟制鞑靼罢了。所以应当派人宣布朝廷厚待他的孙子，使老酋长安心。然后命令那吉穿着朝廷赏赐的红袍金带去见鞑靼的使者，老酋长见我方对那吉的宠爱，要回那吉的心意将更急切。而王牌握在我们手中，这样的状况下进行和议，我方有什么要求，一定会达成。

“俺答言语虽然哀怨，但在边境上还拥有大批军队，这种态势像是在要胁我们，尚未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一定要让他将赵全这批叛逆先全数送入边境，且撤回骑兵，然后我们才派官吏依礼送回他的孙子。如果他带兵来要回人质，我们就应允谈判，而戎狄之人不可信赖，恐怕中途发生变卦。就算俺答不搞花样，就光凭他带兵恫吓，我们就马上答应和议放人，岂不是严重损害国家的威望？

“至于封爵位。进贡交易两件事，都无关紧要。我的意见是边防的利害问题，不在那吉送不送回去，而在俺答有没有求和的诚意。如果俺答果真出于至诚，封给他爵位，准许进贡交易，我们也可以趁机修理兵器守备，推行屯田。边境没有烽火之警，农夫也能放心耕种。俺答如果要求和盟，我们当予以怀柔，只要名义上尊本朝为天子，鞑靼可完全保有自主权；他如果背叛盟约，我们立刻兴师问罪。胜算掌握在我们手中，几世都有利。

“那些叛逆的人入境后，立刻送到京师处死，然后将首级送到边境，使心怀背叛的人知道畏惧。至于那吉则可先移送到边境，但须等一干叛逆入境，那吉再出发。

“他们如果打算劫持人质，我们就立即将那吉斩首，并关闭城门来作战。他们理屈，我们理直，一定可以打胜仗。阿力哥是引导那吉来投降的人，送回去一定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既然留下周、元二人，我们也同样可以留下阿力哥，绝不可以送回去。留下这个人，将来会有很大用处，希望您仔细考虑。”

后来王崇古派人去告诉俺答，俺答要明室先交出那吉，明室的答复是一定要俺答先献出他虏得的人。俺答于是先献出被他俘虏的八十多名男女。有一部份鞑靼军沉不住气，开始攻击云石堡。王崇古立即命令守备范宗儒，派其长男范国囿及弟弟宗伟，宗伊到俺答军营为人质，交换赵全等叛徒，俺答很高兴，就收捕赵全等人，都加以手铐脚镣送到大同左卫。此时叛降鞑靼的周、元二人听说状况有变，就饮毒酒自杀，明室这才把那吉带出来，派康纶送回去，那吉等人哭着道别。

巡抚方逢时（嘉鱼人，字行之）告诫鞑靼，要火力赤猛克不要加害阿力哥。

那吉到黄河边时，俺答亲自来迎，祖孙相见，伤心落泪，互相问候，并向南方拜了五次。俺答又派亲信手下阿儿汉进京道谢。上疏说：皇上赦免我擅自逃亡的孙儿，恩德无量，俺答愿意以皇上远方的臣子自居，进贡我国的产物，请求颁赐表章书信的格式及擅长文书章奏的人。

张江陵又写信给总督说：

“封爵位，进贡的事是控制夷狄，安定边塞的重要方略。现在有人怀着嫉妒的心理，坚持一些庸俗无知的建议，只看到眼前的小问题，完全不顾国家久远的利益，于是想扰乱甚至阻止和议的进行，这不只是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议论的人认为议和是向夷人示弱，答应和鞑靼人开放马匹交易一定会引发战乱，这实在是不了解所谓和平的意义。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奉纳，彼时要战要和完全控制在夷狄手中，不在中国。所以贾谊认为是本末倒置，寇准坚决反对和议。如今鞑靼对我国称臣求封，和议与否控制在中国手里，不在夷狄，比起汉朝、宋朝，绝不相同。

“至于从前奏请开马市，夷狄带兵侵犯边境，仗恃强势要求交易，用弱小的劣马，向我方索取数倍的利润。交易未完，就进行抢劫。所以先帝下令禁止不再实行。如今因鞑靼入贡，官方为他们开办市场，让他们和边境人民贸易。为期或三天，或两天，这就像辽国开原事例，又哪里是马市可以相提并论的呢？

至于国土的防卫，戒备的筹谋，自然是我们长期要进行的事，不可因为夷狄入贡与否而有增减。如今我们中国人亲生父子兄弟互相约定，尚且不能保证不违背，何况是夷狄呢？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议有什么错误，相反的，和议就边患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想想看，鞑靼数十年来没有一年不入关侵略抄劫，难道这些边患都是违背盟约才发生的吗？就算将来鞑靼违背盟约，所发生的祸患，又难道会比不和议时每年侵边更严重吗？议论的人只想到没有真刀真槍的战事来立功以及夺取鞑靼人的牲畜。这种只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当然可惜升官发财的机会暂时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人不只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不久，张江陵在文华殿当面奏请皇帝下令实行，又将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二王的故事交付本兵（兵部尚书的别名），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八项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负责执行。

王崇古接获函札，就奏请皇帝同意依照俺答的要求封爵位，进贡交易，皇帝下诏书同意。俺答进贡名马三十匹，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封赏各有等级，至今进贡交易依然不绝。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这时张江陵对总督巡抚说：

“这个时候最好假装没事，否则让俺答得知消息，以此邀功，不但又得一番滥赏，且会使那些叛国者投靠虏庭之心益发坚定。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北虏之地，他日就会有到他们的时候。不必号召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也没用。只要不时训谕他们放下兵器，专心务农，为我中国之屏障，勿生反叛之心；若有反叛之心，我们就会传话给顺义王（即俺答），要他抓他们来献功。

“但是面对北虏使者时，又告诉他：‘这些人是叛国者，我朝已置之度外，任他耕田种谷。如果他们作奸犯科，你们如何处置都可以，不必告知中国。’如此，即表示这些人无足轻重。”

３６！”、顾玠

【原文】

顾玠〈海槎余录〉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战，峒中多可耕之地，额粮八百余石。弘治末，困于征求，土官符蚺蛇者恃勇为寇，屡败官军。后蚺蛇中箭死，余党招抚讫，嘉靖初，从侄符崇仁，符文龙争立，起兵仇杀，因而扇动诸黎，陰助作逆，余适拜官莅其境，士民蹙额道其故。余曰：“可徐抚也。”未几，崇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劳遣之。余知二人已获系狱，故发问曰：“崇仁、文龙何不亲至？”众戚然曰：“上司收狱正严。”余答曰：“小事，行将保回安生。”众欣然感谢。郡士民闻之骇然，曰：“)此辈宽假，即鱼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阅狱，纵系囚二百人，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黎众见之，尽阖首祝天曰：“我辈冤业当散矣。”余随查该峒粮，俱无追纳，因黎众告乞保主，余谕之曰：“事当徐徐，此番先保各从完粮，次保其主何如？”众曰：“诺。”前此土官每石粮征银八九钱，余欲收其心，先申达上司，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示各黎俱亲身赴纳，因其来归，人人抚谕，籍其名氏，编置十甲。办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二名，又总置、总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余人，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乐于自专，不顾其主矣。日久寝向有司。余密察识其情，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解至省狱二千里外，相继牢死，大患潜消。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亦告编版籍，粮差讫，州仓积存，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地方平安。

【译文】

明朝人顾玠（吴县人，字汇堂）的〈海余录〉记载：

儋耳七坊黎山一带山势险恶，当地人民一向熟习弓箭，好斗成性。黎峒有很多耕种的田地，每年可生产八百多石米粮。明孝宗弘治末年，当地人民因不堪忍受重税的课征，于是土官符蚺蛇仗恃勇武率众为寇，屡次打败官军。后来符蚺蛇中箭死亡，余党被官军招抚。

世宗嘉靖初年，符蚺蛇的侄儿符崇仁、符文龙争夺官位的继承，起兵互相仇杀，继而扇动各黎族部落，暗中准备叛乱。

我正好到当地任知府，当地的百姓非常忧虑乱事将起，向我报告了这个事情，我说：“没问题，可以慢慢安抚他们。”

不久，符崇仁，符文龙的弟弟及儿子相继率领部落的人来求见，我慰劳他们，后来知道符崇仁、符文龙已被捕下狱，就故意问他们：“崇仁、文龙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众人难过地说：“已经被官府抓去关起来了。”

我笑着说：“这是小事，我就去保他们回来。”

众人都高兴地道谢。

郡里的百姓听了，害怕地说：“这些恶人一放出来，马上就会来残害我们百姓了。”

我也不理会。

不久我巡视监狱，放了两百名囚犯，州人都称赞我宽怀大量，黎族人见了全体低着头祈祷说：“我们的冤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