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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融在经学方面的具体贡献，邝士元认为马融开启了用读音来考证字义的先河：“马氏治经，已用声训，声训有双声，有叠韵，有同音。马氏训注，亦得其要。至于晦涩难读之字，或古今音变者，或方言有殊者，马氏并释其音，用直音，用反切，开后人诂书并释音之例。” 然而马融的经学观念并不纯粹，他虽然以古文经学为主，但他并不排斥今文经学，而他的这种治学态度也传导给了他的弟子郑玄，邝士元说：“郑康成《毛诗笺》，颇采三家之说。后人言淆混今古文家法者，往往集矢于郑氏，未免有欠公允。实则，康成之师马氏，虽尊崇古文，然其说经亦不能自尽于今文之外；马氏诸经，取今文家说者，亦屡可见之。” 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清乾隆六十年孙星衍问字堂刻本，卷首 马融注《古文尚书》十卷，清乾隆六十年孙星衍问字堂刻本，卷八 因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名气很大，然他注《毛诗》的方式并不排斥采用齐、鲁、韩三家今文经学观念，以至于有人诟病郑玄混淆了今古文家法。邝士元认为这种指责不公允，因为郑玄的做法是从其老师马融那里学来的，所以说，邝士元在总结马融对经学贡献的第九条中，就指出了马融“师法、家法不分，至马融以混而不明”，对于这一条，邝士元做了如下的解释： 汉人说经最重师法、家法，其戒极严。后因渊源流别，滋生支脉，遂杂而难分。马融初从京兆挚恂游学，恂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后又从班昭受读《汉书》，长而校书东观，亦明贾逵、许慎、郑众诸儒古学，故其注经颇能揽诸家之胜。如其注《易》本源费氏，但又杂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之说；注《尚书》则有取郑兴父子，与贾逵之绪者；注《诗》则有取自毛传、孔安国、刘歆之说者；注《三礼》亦有从刘歆、贾逵、郑众之说者；注《春秋》则对贾逵、郑众之说颇有取舍；注《论语》亦兼用《韩诗》说者。是以师法、家法，至此已淆而难明矣。 正因为郑玄在经学史上有着很大的名声，所以，后世谈论马融的经学观大多是跟郑玄并提。刘大钧主编的《郑学论丛》一书中，收录有潘斌所撰《论马融、郑玄易学之异同》一文，该文中谈到了《周易》本身就包含着象数和义理两种成分，其引用了余敦康在《汉宋易学解读》一文中的断语：“《周易》的形式就是象数，它的内容就是义理。由于形式与内容不可分，象数与义理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讲象数，目的在于阐发某种义理，谈义理，也不能脱离象数这种表现工具。” 既然这样，那马融和郑玄的易学是否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呢？潘斌认为确实如此： 在那象数之学盛行的时代，马融和郑玄的易学也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马融和郑玄重视以爻辰说《易》，他们往往以时令与爻辰相值。如《乾·初九》：“潜龙勿用。”马注云：“物莫大于龙，故借龙以喻天之阳气也。初九建子之月，阳气始动于黄泉，既未萌牙，犹是潜伏，故曰潜龙也。”马融以《乾》初九爻值“建子之月”。 关于马融和郑玄解《易》的特点，潘斌认为：“易学由唯天道是从转向由言天道而归本于人事还体现在马融和郑玄以史注《易》的义理方法。以史治注《易》在《易传》中已现端倪，《易传》对《周易》作者和各卦形成的探讨，有着以史解《易》的倾向。在帛书《缪和》中也有以殷周时期的人物事迹来论证易理。汉代解《易》者继承了先秦以来以史解《易》的方法，如纬书中就有以史解《易》的内容。到了东汉马融那里，以史注《易》的倾向更为明显。” 看来，马融发明了用真实的历史来解读《周易》。比如《周易》上《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马融对这句话作出的注则是：“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故曰‘未占有孚’矣。”马融在这里引用了《尚书·大禹谟》上的历史典故来说明，作为国君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再比如，《周易》中《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马融注曰： 箕子纣之诸父，明于天道，《洪范》之九畴，德可以王，故以当五。知纣之恶，无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弃去，被发徉狂，以明为暗，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为武王师，名传无穷，故曰“利贞”矣。 箕子是儒家所夸赞的一位上古人物，他上承大禹、下启周公和孔子，然而他却是商纣王的大臣，在这种处境下，他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德行，为此马融认为箕子明知纣王之恶，但箕子仍然不忍离纣王而去，他只是以装疯来自保，所以马融认为箕子能够位于“明夷六五”之尊位。 由这段话可知，马融正是以历史来解《易》。对于这样的易学观，潘斌在其文中总结道：“马、郑以史解《易》，实际上亦是以儒门义理解《易》的一种形式。从根本上来说，马、郑以史解《易》是以儒家圣人君子之事以附会《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这种注《易》的方法反映了一种易学观，即将《周易》看成是阐扬儒家理想的一部教科书。” 然而从现存的郑玄注《易》文字来看，他很少引用老师马融的观点。为什么会这样呢？林忠军在《周易郑氏学阐微》中分析道：“郑氏著作很少引马融语，未必轻视其师，恐是郑氏不赞同马融的观点和学风，或者在郑玄看来，马融经学研究多出自前人，无独到之处。故在著作中无法提及，更不能反驳，给其师留点面子，以此表示敬师。” 马融撰《忠经》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一百一种》本，书牌 马融撰《忠经》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一百一种》本，卷首 马融还写过一部奇特的书，名叫《忠经》。他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呢？马融在序言中说道： 《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也。仲尼说孝者所以事君之义；则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答君亲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废于国，孝不可弛于家。孝既有经，忠则犹阙。故述仲尼之说，作《忠经》焉。 马融认为，既然有《孝经》，那就要有《忠经》，所以他的《忠经》就是本照《孝经》而来者。《忠经》总计十八章，其中第一章名为“天地神明章”，此章的内容是：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征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身一，则百禄至；家一，则六亲和；国一，则万人理。《书》云：“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看来，本书阐述的都是“忠”的道理。对于该书的真伪，后世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明张溥在《东汉马季长集》题词中说：“季长注孝经云，忠犹有阙，述仲尼之说，而作忠经，其文常人耳，及读本传，并未云季长作忠经，然则忠经果马氏之书欤？予不敢信也。” 至少张溥不相信《忠经》是出自马融之手，但这不妨碍后人有着相反的认定。直到清末，官书局仍然在刊刻该书。看来，还是有人认为这本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在。 马融墓位于陕西咸阳市兴平市场汤坊镇汤坊村。此程的陕西之行，是以西安为原点，我通过出租车公司在当地租了一辆车，然司机将此车开来时，眼前所见却是一辆中巴。一个人乘一辆中巴，没见过这种包车办法，但司机却不以为然，他说：同样的价钱，你为什么不愿意坐一辆大车？想一想，似乎也有道理，于是那几天就乘着这辆中巴车奔驰在西安的不同方向。 今日的寻访，马融是第三站。上104国道，路很窄，似其他地方一些乡路，司机称陕西国道省道都是如此。行十公里到兴平市，按地图可上高速，司机坚持称，高速公路太远，不如走国道为近。然而路途他并不熟悉，沿途见路口就打问，其中一位路人称：这条路确实能通到汤坊镇，但是路况很差，“全是大坑”！此人边说边张开双臂比划着坑的大小，按其张开双臂的幅度，我觉得坑的大小超过一米，如果真有这么大的坑，中巴车肯定不容易跨得过去，只是不知此人所言有多少夸张成分，可是到了此时又不能不信。司机也不太相信指路者的所言，他还是坚持着奔大坑而去。 前面的一段路，情况还算可以，可是没有走出五百米，路况成了天上人间：不单单是大坑连连，且柏油路已无一丝痕迹，几乎是烂泥塘。这种状况很可能将车陷在里面，我劝司机赶快调头，但他却认为开过这段烂路，说不定前方就会好起来。方向盘在他手里，无奈，只好任由他以步行的速度拐来绕去。而这种走法前行了五、六公里，仍然看不到烂路的尽头，并且整个路段仅我们一辆车在爬行中，左摇右摆地远胜浪里行舟。 终于看到一个人影，司机马上自己下车前去打问，这样的主动问路行为乃是近几日寻访的唯一一次，可见其也对这种烂路没有了信心。所问之人乃是铁路的巡道员，他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巡道员说这样的路况再向前还有七、八公里。他的回答让我和司机都感到很是绝望。我问他：这条路何以烂到如此之程度？并且在路上也遇不到行驶的车辆？巡道员说：“前两年高速路封闭维修，拉煤的大车全都走这条路，没多久就压烂了，高速路修好后，就再没车从这儿走了。”我再问他，是否还有别的路能够绕过前行的这一段？然他却称，这是前往汤坊乡唯一的路。这真可称绝望中的绝望，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逆风行舟。 两个多小时，行进了十余公里，心急如焚，担心太阳下山不能再拍照，司机也知道今天的错都是因其的选择而产生者，他不停地安慰我，我告诉他说：耽误一点时间倒没什么，最让我担心的是，我们好不容易赶到了拍照之处，但太阳却落山了。他闻我所言，竟然释然地说：“原来为这个呀，那你不用担心了，因为今天没太阳。”这个回答让我哭笑不得。 司机告诉我，他开车二十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烂的路。他说，出门就是无奈的事，面对什么事都要有耐性。我觉得没有耐性又能怎么样呢？总不能飞过去吧。好在行驶了两个小时后，来到了一个镇上，进入镇内，路况好了许多。在镇中心的位置左转，驶入了很窄的一条镇级公路。以前总嫌这种路太窄，今日感觉却如此之好。 又行20余公里，一路打听，总算找到汤坊乡汤坊村，原来此村就在镇上。按所查资料，找到所说之“村东”，却看到的仅是一片麦田，连个墓影都没有，不死心，让司机围着镇转圈，仍未见痕迹。想起穿镇而过时，路边看到镇政府，开车前往，有困难找政府，于是走进院中。 在院内遇到了两位工作人员，他们却说没听说过马融，所以不知哪里有其墓，他们建议我到办公室去问一问。然而到办公室敲门，却无人应，正要转身离去，迎面走过来了两位领导模样的人，我立即走上前问他们马融墓在哪里，这二人果真知道：“往南走，见到水泥板厂左转，走到路头再向左找。但几年前已推平了。” 千辛万苦找到这里，平了我也要看。按其所言，一路找下去，果真找到了他们所说的那个大坑，坑里面满是生活垃圾，除此之外，看不到任何古墓的痕迹。此趟寻访，可谓最艰苦之途，马融若地下有知，也不应当让我如此无功而返。 站在坑边左右探望，有一老者正瑀瑀前行，于是立刻跑上前向其打问，他告诉我说：马融之墓后面还有一片墓地，原马融墓与之相连。按其所指，从小径穿行而过，穿到了村边，眼前是一大片麦田中之高地，不知算不算陕西人所称之“塬”。可能是刚下过雨的缘故，刚踏进地中，脚上立即沾满黄泥，然到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 一路歪斜地走到塬边，此时的双脚已经变成了两个大泥坨，只好原地寻找了两个树枝，将泥刮掉了一部分，顿时有了去掉枷锁的轻松感，而后沿着塬边左右梭巡，却始终找不到登上塬的路，只好抓着边上的酸枣枝向上爬，第一把就有钻心之痛，以儿时的爬山经验，知道是有刺在手了，但此时已然顾上不这些，于是忍痛继续上爬。果真，没几下就登了上去。 土塬之上 终于爬了上来 塬上有着百亩大小的平整土地，在上面看到了几十座新旧坟墓，有几块墓碑的制式倒是明代，可惜都是新做者。看来，起坟刻碑也是找有文化之人指点过。浏览一过墓碑上的姓名，竟然没有看到哪一位墓主姓马。我原本以为找不到马融墓，至少能在这里找到他后人之墓，没想到这点心愿也未能实现。 一个一个地细看 只好再翻下塬，重新踏入田地中，脚下的沉重感又变得越发的强烈。来到村头，第一件事是找瓦片、木棍刮鞋底之泥，此时两脚已看不到鞋，而是两个椭圆的泥草包。为了寻访，在第一次之前我就买了轻便旅行鞋，此时却至少增重三倍，记得以前为了练自己的脚力，是在腿上绑上沙包，显然我当下没有增强腿力的打算，努力将附加物除掉，然而当地的土壤品质上佳，粘性很强，使我除泥的工作多费了不少气力。 未能找到马氏 “呵呵，没找到吧？”正当我忙着除泥之时，听到了这句当地话，虽然其有着极浓方言味儿，但我的语言天赋却让我听得清清楚楚。抬头一看，说话者正是刚才给我指路的老者，而此刻他左手擎着个大粗瓷海碗。这个碗的制式有些特别，我注意到碗上印着的青花图案是双龙戏珠，龙的手脚都是五爪。这在古代是九五之尊的专用，而今在这里见到如此随意之使用，不知算不算是虎落平原。 旁边的村庄 我停止刮泥，站起身向他问好，看到他碗里是面条，其面条的粗细程度超过了两根筷子，里面的汤是全红色，还亮着油光，不知这是不是正宗的陕西拉面，至少让我觉得在饭店所见都是改良过的假冒正宗。我向他请教：他如何知道那个大坑就是马融墓址？ 老人跟我说话时并未停止嘴里的咀嚼，我看到他嘴里除了如柱的断裂面条，还有几颗很长的牙。他讲到：“我从小就在这儿活着，那个墓很大，有些村民常到这儿取土，十几年前，镇里来了人，把那个墓给挖了，碑也拉走了。” 出汤坊镇，向北行十公里上104国道，沿路街面有不少花圈店。看来，这也是当地的一种产业。这一段的路况好了许多，能够让我拿起笔来记录寻访中的细节。 车过马嵬镇，杨贵妃的墓离公路不远，数年前曾到华清池看过她洗澡的池子，没觉得有太大的意思，那个墓不看也罢，司机念叨了两句，对我不去看贵妃墓不理解。其实我是觉得解决肚子咕咕叫的问题比看贵妃墓要重要，因为我还一直惦记着老人碗中的那粗壮的正宗陕西面。 车过武功县一镇，看路边有面馆，我立即让司机停车，进内食之。屋不大，有四张长条桌，我点了碗哨子面，3块5一碗。司机告诉我说，酸汤扯面在武功更有名。但我看到里面的红汤，马上放弃了试一试的想法，哨子面口味不错，我借着面吃下了三瓣蒜。努力吃蒜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在外面闹肚子。一路的寻访，最小心之处就是吃饭。 吃面的筷子很特别，每个桌上放着一个青花笔筒，以此充筷子筒，图案是牡丹花，花旁图案画着一枚印章，章文是“景德镇瓷”。小篆写得不错，可惜印章钤倒了，侧躺为90度。拿出一双筷子，感觉两头一样粗细，倒过来看，还是四棱未见圆柱头，疑是半成品。将筷子抓出一把挑选，竟然所有筷子都是如此：两头粗细相同，且均为四棱。 当时我仅注意了指路老人的面条粗细，未曾留意他用的筷子是什么制式，然而使用这种方棱筷子，确实不太适应，只是不知早在汉代是否也流行这样的食用工具，今日的马融墓不见了踪影，也就无法走到他的墓前向他请教这个问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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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花小鼠 > 《明心见性-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