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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桔 灯语 + 六年前，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上坟”的接力棒 ——题记  原题：《情祭落花》 作者：曹永亮 暮春的早晨，一睁眼，天亮了。 窗外正下着微雨，推开门，只见落英缤纷 ，红湿满地，一阵杨柳风吹来，心头顿时泛起“吹面也寒”的凉意和一丝怅然。 看到路旁公园里色彩斑斓的各类鲜花盛开的景象，人们表现出的常态化的心情便是愉悦清爽和心花怒放。 但是，关于落花，各人的心情表现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对我而言，我总是感到无限怅惘和莫名惋惜的:“花开万朵总嫌少，落叶一枝心生寒”呀! 对于春天花落，我别有一番伤感在心头。 1960年的阳春三月，我9岁的姐姐如春花般在绽放中凋谢了。 “六零年”，对于皖北农村部分村庄来说，简直就是魔鬼的年头:村民一开始吃不饱，忍饥挨饿；进而吃野菜喝清水度日；再后来，彻底没有任何食物可吃，人就活活地饿死在家里或村头路边。真正出现了现实版的“千村万户鬼唱歌”的惨景。 挨饿等死的过程中，家庭成员里，抵抗力强一点一息尚存的人眼看着抵抗力弱的在饥饿中无声地断气，眼睁睁看着亲人的尸体倒在自己身旁，而无力呼喊无力施救无力掩埋…… 这不是讲故事，也不是演电影，而是“六零年”发生在我们村活生生不见血人就倒下的事实。 当时，我们村属于这种情况的典型村（全村近700口人，几个月饿死了280多口），我们家又属于这种情况的典型家（我家原有父母亲，奶奶，姐姐，哥哥5口人，奶奶和姐姐不幸在这年春天先后饿死了）。 这是发生在人间特大悲剧，真正应上了那句“水流天下事，兴亡百姓苦”的俗语。 “六零年”，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年:大炼钢铁超英美，大地刮起“共产风”。全村共吃大锅饭，半年下来鬼吹灯。当时“共产风”“浮夸风”盛行。 当年，其实，粮食并不歉收，甚至比往年还有一定程度的增产，但“天不作梗让作梗”:“地里产的远收不够村干部纸上虚报的”呀!当时的村干部极力追求“傻英雄”，善于“戴高帽”“当标兵”。为了“争红旗”，“树典型”，个人受表扬，就不顾村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盲目跟风，浮夸虚报，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当年收的粮食都缴上去，也凑不够上报的数。 粮食都上缴了，老百姓只有吃野菜喝西北风喝清水度日，几个月不见面星，人不饿死，还有二话说吗？ 从1958年开始，我们村跑步进入到了“共产主义”:一个村执一口大锅，全村人每天一起吃“大锅饭”；生产队长带着“社员”，一起集体出工集体放工，形式规整；旱地改水田种稻，美其名曰“稻改”，想以此方式让“淮北薯民”吃上“江南水米”…… 不到一年，全村人把提着勒不住裤带的裤子弱不禁风地大喊:“大锅饭真好吃呀”! 那个年代的人，嘴硬身子软:站都站不住了，还睁眼说瞎话。朴素底层的村民成为了这般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样子？ 唉，一言难尽呀! 但是，当时，不这样是不行的，“人随王法草随风”，愚憨的小小老百姓，难道还敢逆风？ 父亲与村里的男劳力一样，每天要早出晚归到四里路外的“试验田”去“稻改”，母亲则和各家各户的妇女一样，在家里听从生产队安排一些体力较轻的“农”活:像拉犁子锄地拾柴火剜野菜之类。 其实，到59年底，“社员”已不能干什么实质性的体力活了，因为吃不饱，每个人的体力都下降得厉害，大部分人已经掉队，不能参加生产队统一组织的集体劳动了。虽然生产队长嘴里的哨子还吹得嘟嘟响，但跟在队长身后的劳动大军却稀里哗啦的，就像败兵队伍:越来越少和凌乱了。 春天是个青黄不接的时段，体力能跟上能配合队长下地干活的，只有像队长，会计，炊事员和村里的其它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亲属（他们能多吃多占，村里有限的食物他们基本能正常吃。“六零年”，一般社员要么接近死亡保命，要么饿死，根本没有生育能力，而上述特殊人群却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不同人群体力不同的例子），一般的“纯老百姓”或“地富反坏右”成分的家庭，都是逐步“浮肿”向死亡迈进的。 我家是“上中农”家庭，日子当然也在不好过之列。种种迹象表明:“六零年”我家将凶多吉少。 死亡向我家逐步袭来的时候，父母在自己吃不饱的情况下，在正常干重体力活的情况下，还要节省部分食物给老人（奶奶）给孩子（姐姐和哥哥）吃，这似乎是有正常伦理道德意识正值人生上老下少时期父母的本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客观上他们是有心无力的:“僧多粥少”的恶劣现实，决定了，家庭中必然有人要饿死。 在死亡向母亲和姐姐发出严重警告的时候。一天，母亲带着姐姐挣扎着去寻找食物:她们相扶着挪到村庄边的麦田（事实上，当年的麦子杏黄色，后来还丰收了），用尽全身力气每人撸了半碗麦粒，然后，她们就高兴地向家挪去。 在麦地头，她们害怕村干部和“看青的”（专门看护庄稼的人）看见，不敢吃不敢多耽误时间。回到家后，她们关上门开始慢吃起来（每次只吃十几粒，怕吃完没法后续了，怕吃多了当时噎死）。 然而，母亲和姐姐的这次神秘行动，还是被“二窝鬼子”（专替村干部放哨的眼线人物。抗战时期，真正的日本鬼子对中国的国情，乡情，村情是不太熟悉的，他们的“扫荡”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往往都是“汉奸”帮的忙。所以，村里人就把这些为村干部跑腿能得到点残羹冷炙的“眼线人物”称为“二窝鬼子”）发现了。 第二天，这帮“鬼子”就到我家扫荡来了:母亲及姐姐撸的麦粒及原有的像野菜之类的食物，都被他们一并翻出来没收了。 这帮“土匪”这次丧尽天良的“搜查”，对我们家来说分明是一次落井下石的灭顶之灾:连惊吓带挨饿，“土匪”走后，姐姐一“病”不起。两天后，在父亲怀里，姐姐奄奄一息地说着:我饿，我怕!几分钟后，可怜的“孩子姐姐”活活地饿死在父亲怀里。 体力还能支撑（只能走动路，也接近了生命的极限）的父亲，无泪无语地把骨瘦如柴的姐姐抱出家门，在离家五十多米远的土塘边，用自然塌土（父亲无力用工具挖土）的方法，把姐姐“埋葬”了。 “浮肿”和饿死人的“六零年”过后，上面逐步调整政策，国民经济逐步得以平稳发展，我们村也在劫后余生地不断恢复生气中。 痛定思痛，“六零年”，在我们当地，至今仍有部分老人（直接经历那场苦难的父母辈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提起，就感到头皮麻。 打我记事时起，就看到每年父亲都要给村头的一个小坟茔上坟。 一开始，我不理解，也不想多问。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上坟意识”的增强，我开始关注起来。又过了几年，父亲上了年纪，已经不能亲自上坟了，就“薪火相传”地告诉我:这路边埋的是你姐姐，六零年九岁饿死的，我不能动了，你以后每年不要忘了给你姐上把坟呀!家里不能不问她的事。 说这话时，父亲不自觉地老泪纵横。 上图:作者部分家庭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第一女儿，后排右起第一妹妹 现在，我早已为人父了，早已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和对子女百般呵护疼爱的心情。由此，也换位思考地使我更加深深理解了父亲每年给一个九岁女儿上坟的心情:人再普通，再处于危难时期，子女都是父母的心肝呀! 六年前，当我父亲因身体原因，不能亲自上坟（3年前，父亲87岁去世了，实际上父亲上坟一直自己上到84岁那年）的时候，我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上坟”的接力棒。 这么晚，才接棒，按理说，我是心愧的，我对不起父亲，我对经历无数苦难的父亲理解得太晚太肤浅了。本来早该我做的事情，我却无动于衷，以致晚年的父亲满头白发弯着腰还要每年去为“黑发女儿”“送钱”。 时代变迁，村庄建设不断更新扩大。姐姐的“家”，现在已被圈进一户人家的院内。为了使九岁的姐姐不再“动身”，经与那户人家协商，姐姐的坟就地平了。但为了表示纪念和树立标志，去年，我在姐姐“门旁”栽上了一颗桃树，现在枝繁叶茂，绿厚红润的，已经挂果了。 姐姐的坟虽然不在了，但表达对姐姐哀思的方式还是有的:每到上坟季节，为了不打扰那户人家，我就在路边为姐姐“遥上”，“烟飞钱去”后，我再到桃树下坐坐，心里默念祝福着我这位未同过世（姐姐饿死在六零年，我是六零年后出生的。我虽然没见过这位姐姐，但父亲告诉我，姐姐的长相如同我现在的妹妹和我女儿。见文中照片）的可怜姐姐: 生不逢时童花落， 常恨人间自作祸。 如烟往事全忘净， 唯望历史不重辙。 看到春天的落花，我想起了你。 时代和家庭欠缺你食物和生命的花季姐姐呀:愿你在地下安息!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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