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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有血有肉的真实历史流传后世 ——在朱文杰《记忆老西安》审读会上发言 商子雍 何谓历史？最简单明了的诠释，是“过去的事实”这么5个字。倘若进一步追问：过去的事实，现在的人怎样才能知道？答曰：得靠有责任的人和有心的人的忠实记载；故而，“过去事实的记载”，也是辞书对历史二字的诠释之一。 至于记载过去事实的重要性，梁启超曾深刻指出：“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不过，历史若欲真正具备梁氏所言之“资鉴”功能，在真实这样一个层面，必须尽可能做好。中国很早就有了由官方主导的修史机构，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创建了纪传体的历史记录体裁，之后东汉时班固著《汉书》，延续发展了《史记》的体例，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这两部历史著作，奠定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后来的历史学家沿用《史记》和《汉书》的体裁，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编成书，这就是被视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断代史之外，唐宋期间中国还出现了通史，如唐末杜佑的《通典》，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述这些史书，当然是中华民族民族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不过，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官方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中，也存在着“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不良倾向，“历史就是为胜利者歌功颂德、对失败者落井下石的虚假陈述”之论，固然不无偏颇，但也绝非全无道理，不是连鲁迅，针对中国某些史书中的瞒和骗，在致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曾尖锐指出，“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吗？也正是鉴于此，出自民间文人之手的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以及底层草根百姓口耳相传的所谓口述历史，在帮助后人接近，并了解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这一点上，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边我说到，“过去的事实”要靠有责任的人和有心的人去忠实记载。官方修史机构里的“史官”，是由于被赋予责任以后才成为有心，而民间记载过去事实的文人，则是先有心，尔后自觉承担起责任。朱文杰当属于第二种过去事实的记载者。 10多年来，从偶尔到经常、从兴趣使然到视为使命，朱文杰把自己记忆中的老西安、把通过阅读和阅世所了解到的老西安，用文字记录下来，从花甲写到古稀，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竟形成了煌煌数百万言的历史文化著作《记忆老西安》，其中部分内容在网络广为流传后，赢得一片叫好声。究其原因，除 过因为朱文杰是近几十年来西安少有的能够坚持不懈劳作、且成就不凡的民间历史记录者以外，还由于他笔下的文章叙事真实、内容厚实、文字朴实，读起来让西安人油然而生亲切之感也，可叹、可赞！ 官方修史，占有大量资源、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因而在作品的高屋建瓴、宏大叙事、完整权威诸多方面，民间的过去事实记载者，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但后者的努力，也绝非一无可取之处。他们的作品真实、厚实、朴实，更接地气，特别是有着更为鲜活、更加丰富的历史生活细节，众多个体的过去事实记载者的努力集合在一起，就可以让历史更真实，更有血有肉、鲜活丰满地存世、传世、警世、醒世。 所以我一直认为，“官史”和“民史”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加真实、更为全面、特别是更显生动地展现“过去的事实”，成为真正足以启蒙当代人、资鉴后世人的历史。着眼于这一点，朱文杰持续10余年，且仍在奋力为之的劳作，真是值得我们尊敬！ 插图：陶浒 商子雍，资深报人，著名作家、文化学者。1942年生于西安，曾任《西安日报》总编辑助理、西安市文联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杂文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省杂文学会会长等职。系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馆）馆员、文史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在全国各大报刊和香港大公报等有数百万字的作品发表、出版有四卷本《商子雍文集》《申酉杂品》《戌子杂品》《咥在西安》等多部专著；作品曾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最佳杂文》、《中国杂文大观》、《中国杂文精选》等数十种权威选本，是有着全国影响的杂文大家。曾先后获全国及省、市级奖励五十余次。 商子雍先生（右）与朱文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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