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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北魏，中国的兴衰其实都取决于中央政府与自耕农经济之间的有效互通。可是中国太大，自耕农太多，中央政府只通过各级官吏去管理。但是如果以资产作为官吏选拔的标准，那就等于承认兼并，最后国家的资源就会过渡到豪强手中，使中央政府瓦解。怎么办呢？ 间接脱胎于北魏的隋朝，创造性地提出了科举制度，也就是通过考试重新塑造了一个官僚系统。借助于儒家思想，这个官僚系统有自己然信念与纪律，并且与豪强没有天然的联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科举制度正是中国步入第二帝国时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过还是那句话：中国实在太大，自耕农也实在太多了。隋朝之后的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高峰，但即便是唐朝，其中央政府也没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去真正调整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村；一旦出现了问题，中央政府的反应也注定迟钝。就比如说最基本的人口增长问题吧，中央政府只能依靠各级官吏挨家挨户地搜查登记，这种低效的行为注定皇帝永远不可能知道，他的国土上到底有多少应当纳税的自耕农。 中国的悲剧在于，地方组织及技术设备还没有发展出规模，就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帝国的顶层与基层之间，缺乏一个真正有效的中间阶层，当皇帝清明有为时，一切还能有效运转；一旦遇到昏君，政令不出长安城，一颗小小的石子都能激起巨大的波浪。 唐玄宗时期，一颗石子出现了：那就是安禄山。安禄山是东北一个掌兵的将领，依仗着军权向中央发起冲击。后来叛乱被平叛，但唐朝辛辛苦苦收拢的权力与资源，由此分散到地方的将领身上了。唐朝晚期，又一颗石子出现了：这一次是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因为中央集权已经被打破，黄巢可以在不同将领势力范围的夹缝中左右逢源，如入无人之境。 安禄山与黄巢共同暴露了中国“中央集权制”的矛盾。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开支极高，又极端依赖于君主个人；但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后果也不堪设想，唐朝的灭亡就是因为被动的分权。唐朝灭亡于军阀，众多军阀又将中国带入了分裂得不成样子的五代十国时期。史学家们大多认为这一个混乱时代是中国历史的耻辱，但黄仁宇却慧眼独具地找到出了分裂的优势：因为分裂，所以各个政府只相当于一个省级单位，行政上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也更有意愿去发展辖区内相对落后的地区；从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国家的经济负担轻了很多。关系良好的国家之间在灾荒时还会相互救济，这些都是大一统的政府很难做到的。 最终五代十国统一于北宋。说是统一，北宋的面积远远比不上唐朝，面对的游牧民族也更为强大。盘踞在北方的辽国与西夏都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他们也有着农业基地，懂得筑城开展防御战，北宋没能向北方开疆拓土，也有一点时机不济的因素在里面。但是从改革的视角来看，北宋依然是辉煌的。比起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北宋更诞生了一次伟大的改革，那就是王安石变法。 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极富天才。比如他提出的“青苗钱”，让农民在需要种子的时候向农民贷款，等农民用这笔钱开展耕种、取得收成之后附加20%的利息还给政府。又比如说“市易法”，就是将国库里积压的货品贷给商人，等商人获利后连本带息归还。 为什么说王安石变法极富天才呢？因为之前中国的改革，都是以农为本的改革，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以重商主义为切入点。要知道近代西方各殖民帝国之所以能发展，也多半依靠重商主义，所以称王安石为划时代的改革家也不为过。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几乎没有一项成功，各级官吏为了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大搞数据主义，到头来农民反面受到了更大的剥削，纷纷开始抵制新法，于是这一项划时代的改革也就失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王安石的设想远远越过了北宋政府的能力范围。王安石变法想要成功，必须建立在整个财政制度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上。各种度量衡务必标准化，商业交换需要独立的监督机构，官僚必须以技术做主，等等等等。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王安石就开始推行重商主义，自然不可能成功。 北宋灭亡后皇帝南迁，于是形成了南宋。南宋的经济也是极度发达的，科学上也出现了大量新发明，但商业的影响力最终没有越过农业。也因为如此，南宋经济与技术上的繁荣，也不可能引发出文艺复兴等运动，它缺乏一个内在的推动力。在这之后，南宋又遭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的外族——蒙古族征服，所有发展也不得不中断了。蒙古人在马上得天下，但却难在马上治天下。不到一个世纪，这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就被明朝取代，中国由此进入了明清第三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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