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入门

v  语言使用

现在是午夜。你听到了敲门声。当你出去开门时，一个人也没有，但是，你在门上看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着“猫在垫子上”。你如何理解这句话呢？为了改变这种情境，以便你能马上理解这条信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能采取的最容易的步骤是介绍合适的背景知识。假设你是一名特工人员，你经常会以这种古怪的方式收到一些指令，你可能知道“猫”是你的联系人，“在垫子上”意思是在摔跤场里。你应该出发了。

但是，你没必要一定是特工人员，因为“猫在垫子上”有多种意义：

u  假设你的猫想要出去，它在靠门的垫子上等着。当你对你的室友说“猫在垫子上”时，你用那些词来传达这样的信息，“你能起来一下让猫出去吗？”

u  假设你的朋友担心是否可以把车驶离车道，因为她不知道猫在什么地方。当你说“猫在垫子上”时，你用那些词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把车驶离车道是安全的”。

u  假设你正在试图让你的猫和你朋友的狗赛跑。当你说“猫在垫子上”时，你用那些词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我的猫不想赛跑”。

这些例子说明了句子的意义与说话者的意义之间的区别，前者是指句子的组合在一起的词的综合的简单的意义，后者是指说话者通过恰当地使用句子所能传达的无限多的意义（Grice,1968）。当心理学家研究语言使用时，他们既想理解说话者意义的产生，也想理解说话者意义的理解：

u  为了传达想要传达的意义，说话者如何产生正确的语言？

u  听者如何获得说话者希望传达的信息？

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两个问题。

n  语言生成

请看图9.4.尝试说几句话。你想说什么？假设现在我们请你向一位盲人重新描述这个情景。你的描述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后一个描述要求更多的心理努力吗？有关语言生成（language production）的研究既关心人们说什么--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人们选择说什么，也关心为了产生信息人们所经历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语言使用者来说，大声地产生语言并不是必需的。语言生成也包括做手势和书写。然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语言生成者称做说话者，而将语言理解者称做听者。

听众设计

为了让你考虑语言生成中的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我们请你想像就图9.4你向看得见的人和盲人所做的不同描述。每当你产生话语时，你都必须考虑话语所针对的听众，以及你与你的听众分享哪些知识（Clark,1992,1996）。例如，如果你的听者并不知道猫坐在垫子上，以及猫想出去，那么，说“猫在垫子上”对你不会有任何帮助。哲学家保罗·格赖斯（H.Paul Grice，1975）最先提出了一个拱形的听众设计规则，即合作原则。格赖斯把合作原则看成是对说话者的一个指导，即说话者所产生的话语应该适合正在进行的交谈的背景和意义。为了详尽阐述这一指导原则看成是对说话者的一个指导，即说话者所产生的话语应该适合正在进行的交谈的背景和意义。为了详尽阐述这一指导原则，格赖斯定义了合作的说话者所依赖的四条格言。在表9.3中，我们给出了每一条格言，以及一段虚构的交谈，这段交谈说明了这些格言如何影响语言生成中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的选择过程。

正如你能够从表9.3中看到的那样，要成为一个合作的说话者，很大部分依赖于你对你的听者可能知道和可能理解的东西的精确预期。因而，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你的朋友知道亚历克斯是谁，你肯定不会告诉你的这位朋友，“我正在和亚历克斯吃午饭”。你也必须让你自己确信，在你朋友可能知道（并且她知道你知道）的所有的亚历克斯中，只有一个会作为这些情形中你所提到的特定的亚历克斯，出现在你朋友的心目中。更合乎习俗的是，我们可以说，在你与你朋友分享的共同点--共同知识中，一定有某个亚历克斯很突出。克拉克和马歇尔（Herbert Clark & Catherinc Marshall,1981）提出，共同点判断基于三种来源的证据：

u  团体成员身份  语言生成者经常强烈地假设哪些东西可能是彼此知道的，这种假设以各种规模团体中共同的成员身份为基础。

u  语言同现   语言生成者经常假设稍早的交谈（或过去的交谈）中所包含的信息是部分共同点。

u  物理同现   当说话者和听者直接面对着客体或情境时，就存在着物理同现。这既包括交谈的环境，也包括在交谈者周围所有的人。

所以，在句子“我正在和亚历克斯吃午饭”中，你对亚历克斯的使用可能是成功的，因为你的朋友和你属于同一个小团体（如室友），这个小团体中只有一位名叫亚历克斯的人（团体成员身份）。此外，你对亚历克斯的成功使用，还可能是因为你在稍早的交谈中提到过亚历克斯（语言同现），或者亚历克斯正好站在房间中（物理同现）。

让我们再看一下团体成员身份。假设你正在赴第一次约会。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合作的交谈者，那么，你必须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确定个体所从属的团体。

我们如何知晓 ？

团体成员身份影响语言生成   研究者创造一种情境，要求互不熟悉的学生们完成一项匹配任务。主持人面前有16张以4 x 4的形式排列的纽约的明信片。她必须描述明信片上的景物，以便匹配者能再现正确的排列。尽管主持人和匹配者不能彼此看到对方，但他们可以自由交谈。结果，主持人很快就能确定他们的匹配者是有关纽约的“专家”还是“新手”。当他们发现他们正在和一个纽约人讲话时，他们更可能用一个固有名称来强调一张明信片－－”它是花旗银行（Citicorp）建筑物”，而不是做出一个间接的描述--“它是有着三角形屋顶的高高的建筑物”（Isaacs  & Clark,1987）。

这样，说话者能够在他们对听者所能理解的内容做出期待的基础上，调整他们所说的话。总的看来，人们在猜测他们的团体内的成员可能知道什么方面相当精确--尽管他们倾向于错误地相信别人同样也知道（Fussell & Krauss,1992）。精确的猜测使得语言生成中适当的调整成为可能。

下次，当街道上一个陌生人拦信你问路时，留意一下，为了弄清你们拥有多少共同点，你会做些什么。你会问明确的问题吗（例如，“你知道市政厅在哪儿吗？）？你会根据陌生人的穿着（例如，校园运动衫），或他（她）说话的方式（例如，带着中西部城镇中的南部方言口音），来尽最大努力猜测吗？

迄今为止，我们的讨论集中在信息水平的语言生成上：你说话的方式将依赖于你的听众。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让你能够产生这些信息的心理过程。

言语执行和口误

你想因为口误而著名吗？看一下牛津大学的斯本内（Reverend W.A.Spooner)吧！他借用他的名字创造了斯本内现象（spoonerism,指在一个短语或句子中两个或更多个词首音的互换）这个术语。斯本内无愧于这项荣誉。例如，当他斥责一个懒惰的学生浪费了整整一个学期时，他说，“You hava tasted the whole worm（你已经品尝了整条虫子）！”实际上，斯本内想说的是“You have wasted the whole term！“斯本内现象是语言生成者所犯的有限类型的口误中的一种。这些口误能够让研究者了解说话者产生话语时所做的计划。在表9.4中，你可以看到，你需要在许多不同的水平上计划你要说的话，而口误为每一个水平都提供了证据（Bock & Levelt,1994;Rapp & Goldrick,2000）。所有这些口误的例子中，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口误不是随机的--沋英语口语结构而言，它们有意义。因而，说话者可能互换起始辅音--把"Slips of tongue”说成"Tips of the slung”--但永远不会说成“tlips of the sung”，后面这种说法违反了英语中“tl”不能作为起始声音出现这一规则（Fromkim,1980）。鉴于口误对发展语言生成理论具有重要价值，研究者并不满足于总是被动地等待口误自然发生。相反，研究者已经探索出在控制的实验环境中人为产生口误的多种方法（Bock,1996）。那些技术已经让研究者了解了流利言语产生过程和表征的内部原因。

u  过程   回忆一下第6章中曾经提到的鼓励被试产生斯本内现象的SLIP（spoonerism of laboratory-induced predisposition，实验室诱导产生的斯本内现象）技术（Barrs,1992）。这个程序要求被试默读一些由词对儿构成的词表，这些词对为渴望出现的斯本内现象的语音结构提供了模型。例如，“ball doze,bash door,bean deck,bell dark”。然后，要求被试大声说出像“darn bore“这样的词对，但是，在先前词对的影响下，"Darn bore"。

使用这种技术，研究者能够研究哪些因素影响说话者产生口误的可能性。例如，当口误仍然导致了真词时，斯本内现象更可能出现。这样，同“DART BOARD”上的口误相比，“DARN BORE”上的口误更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发现说明，当你正在说话时，你的一些认知过程专心于觉察和修正潜在的错误。那些过程不愿意让你说出像“DOARD”（它不是英语中的真词）这样的声音。

u  表征。  另一个程序要求被试读出成对的惯用语（如“shoot the breeze"和"Raise the roof"，分别是“吹牛”和“喧闹”的意思）。间隔2秒钟之后，要求他们尽可能快地根据记忆产生一个惯用语。在这种时间压力之下，被试有时会产生两个惯用语的混合，如“kick the maker“（来自"Kick the bucket"和“meet your maker“）。当两个惯用语意思相同（如”Kick the bucket"和“meet your maker“，意思均为“死掉”），而不是不同（如“shoot the breeze"和“raise the roof“）时，混合错误最可能发生。这一结果说明，在记忆中，有着类似意义的惯用语的表征是联结在一起的。当你开始产生一个惯用语时，该惯用语同另一个有着类似意义的惯用语之间在表征上的联结，可以导致混合错误（Cutting & Bock,1997）。正像饼干弹跳一样！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导致说话者产生特定话语的一些动力，并且考察了使他们能够那样做的一些过程。下面，让我们转到听者，他们负责理解说话者计划传达的内容。

n  语言理解

假设说话者已经说出“猫在垫子上”。你已经知道，依赖语境，这句话可用来传达任意数量的不同的意义。那么作为一个听者，你是如何确定一个意义的呢？我们将通过更完整地考虑歧义问题来讨论语言理解。

歧义消解

Bank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你可能至少想到两个意义，一个与河有关，另一个与钱有关。假设你听到“He came from the bank“这句话，你怎样知道bank是指哪一个意义？你需要在两个意义之间消解词汇歧义。[词汇与心理词典（lexicon）有关，后者是词典的同义词。]如果你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么，你会认识到你拥有一些认知过程，这些过程让你能够使用周围的语境消除歧义--消解歧义。你在谈论河或钱吗？那个更宽泛的语境应该能够让你在两个意义之间做出选择。但是，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介绍另一种类型的歧义。看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The mother of the boy and the girl will arrive soon“？一下子你可能只觉察到一个意义，但是这里实际上存在结构歧义（Akmajian et al.,1990）。看一下图9.5.。为了显示各个词如何聚集在一起形成合乎语法的单元，语言学家经常用树形图描绘句子结构。在A部分中，我们向你显示了对句子“The cat is on the mat“的分析。这个结构相当简单：由一个冠词和一个名词组成的名词短语。在另外两个部分，你看到与“The mother...“的两个不同意义相对应的更复杂的结构。在B部分中，结构分析表明整个短语“of the boy and the girl“适用于"The mother“。一个人--两个孩子的母亲--马上就到。在C部分中，分析表明，存在两个名词短语，"The mother of the boy“和”The girl“。有两个人，他们马上就到。当你最初阅读这个句子时，你想到了句子的哪一种理解？既然你能看看出两个意义都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它与针对词汇歧义所提出的问题相同：当可能存在不只一个意义时，先前的语境如何能让你从中确定一个？

让我们返回到词汇歧义（关于词的意义的歧义）。看下面的句子：

Nancy watched the ball.

当你读到这个句子时，你如何解释“ball"这个词？

如果你想像在你的头脑里有一部词典，那么，"Ball"的词条可能看起来像下面这个样子：

定义1. 在游戏或运动会中所使用的一种圆形的物体。

定义2.一种大型的正式的舞蹈活动。

句子“Nancy watched the ball“并不包含使你能够在”Ball“的上述两个定义之间做出选择的信息。事实上，研究表明，当你阅读这种类型的句子时，在你的记忆中，两个定义都变得可以通达（Vu et al.,1998）。为了确定“ball“究竟是哪一个意义，你需要从周围的语境中获得帮助。但是语境如何帮助你在几个意义中做出选择呢？研究表明，语境提供了各种类型的依据(Vu et al.,1998,2000）。看下面的这些例子：

1.She catered the ball.(她筹办了这场舞会。）

2.The juggler watched the ball.（魔术师注视着这个球。）

3.The debutante sat by the door.She watched the ball.（初进社交界的少女坐在门旁。她看着舞会。）

在例子1中，动词“catered“对确定“ball”的哪个定义更合适有所帮助；在例子2中，名词“juggler“起了作用；在例子3中，第一个句子唤起了一种情节，这种情节为第二个句子提供了像故事一样的语境.这些例子表明，每当你遇到歧义词时，你会快速和高效地利用各种类型的证据：语境立即影响听者对歧义词意义的考虑（Binder & Morris,1995;Sereno,1995）。此外，语境对结构歧义消解有类似的影响（MacDonald,1993;Shapiro et al.,1993;Trueswell,1996）。当你必须在不同的可能的语法结构之间做出选择时，语境信息加快了你的决策。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时所举的例子，即相当模糊的句子“猫在垫子上”。在那种情形中，歧义并不存在于词或结构之中，而是存在于信息本身当中。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者发现，语境重排序规则也适用于这个水平（Gibbs,1994）。

我们如何知晓？

语境使非字面意义的理解变得容易  看这句话“Sure is nice and warm in here“。它的意思是什么？像表9.5所显示的那样，编写成对儿的故事，让这种简单的话语表达十分不同的意义是可能的。你可以看到，字面版本差不多保持了词的字面意义，而非字面的版本能够使用同样的话表达讽刺的意味。让我们用前面介绍过的词汇歧义模型来加以说明。如果读者按照恒定顺序模型来加工，你可能期望他们总是首先尝试话语的字面意义。只有当字面意义不符合语境时，读者才考虑另外一个意义（Grice,1975,1978;Searle,1979a）。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会期望，同字面叙述相比，理解一句表达讽刺意味的话将花费读者更多的时间。相比之下，假设语境重排序模型像能够说明词和结构的理解一样，也能说明整个话语的理解，那么，你会期望理解包含讽刺意味的话比理解字面叙述更容易。的确，研究表明，同理解按字面意义解释的同样的话语相比，读者对讽刺解释的理解甚至更快（Gibbs,1986）。

你能得出的总的结论是，你的语言过程能够有力地和高效地使用语境来消解歧义。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产生和理解之间很相配。当我们讨论语言生成时，我们强调听众设计--通过这些过程，说话者尽力让他们所说的话适合当前的语境。我们对理解的分析表明，听者期望说话者已经令人满意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在那些情形中，语境能够重新排列听者对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的期望。

理解的产物

我们对歧义消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理解的过程上。本节中，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理解的产物。现在的问题是：当听者理解话语或文本时，记忆中产生了什么表征？例如，当你听到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句子“猫在垫子上”时，什么将储存在记忆中？有研究已经表明，意义表征始于被称做命题（propositions）的基本单元（Clark & Clark,1977;Kintsch,1974）。所谓的命题是指话语的主要思想。对句子“猫在垫子上”来说，主要思想是某物在别的物体上面。当你阅读这句话时，你会抽取出介词“on“，并对这句话所表达的猫与垫子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解。命题通常写成下面的形式：“在上面（猫、垫子）”。许多话语包含不只一个命题。看下面这句话，“The cat watched the mouse run under the sofa“。作为第一个成分，我们有命题“在下面（老鼠、沙发）”。在此基础上，我们建造命题“跑[老鼠、在下面（老鼠、沙发]”。最后，我们获得命题“看{猫，跑[老鼠、在下面（老鼠、沙发）]}”。

我们如何检验你的关于意义的心理表征是否真的以这种方式工作？语言心理学中一些最早的实验旨在证明命题表征在理解中的重要性（Kintsch,1974）。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显示，如果一句话中的两个词属于同一个命题，那么，在记忆中它们会表征在一起，即使在实际的句子中它们并不接近。

我们如何知晓？

命题构成记忆  看这个句子“The mausoleum that enshrined the tzar overlooked the square（祀奉皇帝的陵墓俯瞰着广场）“。陵墓和广场尽管在句子中离得较远，但是，命题分析表明，在命题“俯瞰（陵墓、广场）”中以及在记忆中，它们应该聚集在一起。为检验这一分析，研究者要求被试阅读词表，并说出每个词是否曾经在句子中出现过。在词表中，一些被试表示在看到“广场”之后马上看到了“陵墓”。另一些被试看完来自另一命题的词之后再看到“陵墓”。同先前出现的词来自另一命题相比，当“陵墓”立即跟在“广场”之后时，“是的，我看见过陵墓”这种反应更快。这一发现表明，在记忆中，“陵墓”和“广场”这两个概念是表征在一起的（Ratcliff & McKoon,1978）。

你是否曾经注意到精确地记得某人所说过的话有多困难吗？例如，你可能尝试过逐词地去记一部电影里的一句话，但是，当你回到家里时，你意识到你只能记得这句话的大致意思。这个实验显示了为什么逐词记忆效果不是那么好。事实上，这是因为，你的语言过程的一个主要的操作是抽取命题，而那些命题被赋予的确切的形式很快就会丢失（例如，到底是“猫追老鼠”还是“老鼠被猫追”）。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听者储存在记中的所有的命题都由说话者直接陈述的信息所组成。听者经常使用推论（interences）--一些逻辑假设，记忆中的信息使它们成为可能--来填充空隙。看下面这两句话：

我要去熟食店见堂娜。

她答应买一块三明治给我当午餐。

为了理解这两个句子是如何连贯起来的，你必须做出至少两个重要的推论。你必须弄清第二个句子中的“她”指的是谁，你还要弄清怎样把去熟食店与答应买一块三明治联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说这两句话的朋友确信你能理解这些事情。你从来不会期望听到下面这样的说话：

我要去熟食店见堂娜。她--我是说堂娜--答应买一块三明治给我--熟食店是一个可以买到三明治的地方--当午餐。

说话者指望听者做出这种推论。

大量研究已经把目标指向确定正常情况下听者会做出什么样的推论（Gerrig,1993;Graesser et al.,1994;McKoon & Ratcliff,1992）。在任何话语后面，潜在的推论的数目都是无限的。例如，因为你知道堂娜可能是人，所以，你可能推论到她有心脏、肝、一对儿肺，等等。但是，当你听到句子“我要去熟食店见堂娜”时，你不可能回想到那些（完全正确的）推论中的任何一个。研究表明，事实上，听者在做推论方面相当保守。看下面这个句子：

建筑师刺伤了这个男人。

当外显地要求被试对看到这个句子之后，他们所能想到的工具进行命名时，被试常常说“刀”。然而，研究者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在自然的阅读情形中，被试回想“刀”或类似的句子中的其他工具（Dosher & Corbett,1982）。这个发现表明，你不会自动地做出一些推论，即便他们极有可能是正确的--例如，被刺伤的人是被刀所刺伤的。你习惯做的大部分推论都像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所说明的那样--能够抓住“堂娜”与“她”以及“熟食店”与“三明治”之间关系的推论。这些推论能够帮助你地说话者希望你理解的信息形成连贯的表征，说话者并不对这种信息做详细阐述。

我们对语言使用所做的讨论，已经证明了为了在正确的时间产生正确的句子，一个说话者有多少工作要做，以及为了精确地领会说话者的意思，听者有多少工作要做。你通常不能意识到所有的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讨论是否让你更多了解了你的认知过程的精致的设计？

n  语言、思维和文化

你曾经有机会学习不止一种语言吗？如果是的话，你相信在这两种语言中，你进行了不同的思维吗？语言影响思维吗？这是研究者以各种方式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了让这个问题更为具体，我们请你看一个跨语言的例子。想像一种情景，其中，一个孩子看到她的父亲扔一个球。如果这是一个说英语的孩子，那么，她可能说出这样一个句子，“Daddy threw the ball“。相比之下，如果这是一个说土耳其语的孩子，那么，她可能说，"Topu babam atti“。这仅仅是聚集不同的词来表达相同的思想吗？不完全是：位于土耳其语句子结尾的后缀”-ti“，表明说话者目击了这个事件。如果说话者并没有目击这个事件，那么，“at“[相当于threw]后面会有一个不同的后缀“mis“，形成"atmis“。作为一个说英语的人，你不需要把这个世界分成你所目击过的事件和你通过其他来源所了解的事件。但是，作为一个说土耳其语的人，你需要这样做（Slobin,1982;Slobin & Aksu,1982）。这两种语言的不同的语法要求，可能以非常基本的方式影响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事实是那样吗？关于英语和土耳其语的这个特定的问题，还没有人知道答案--你想做有关的研究吗？不过，这个区别为人们为何如此着迷于语言对思维的潜在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关这个问题的学术性工作开始于爱德华·萨波尔（Edward Sapir）和他的学生本杰明·李·活夫（Benjamin Lee Whorf），他们所做的跨语言的探讨，让他们得出了有些激进的结论，即语言上的差异造成了思维上的差异。萨波尔这样说道：

   我们尽可能多地看、听和体验，因为我们社会的语言习惯倾向于做出特定的解释（Sapir,1941/1964,p.69）。

对萨波尔和沃夫来说，这个结论是直接从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的数据中所存在的关系中浮现出来的。沃夫总结了两个假设，这两个假设集中起来称作萨波尔-沃夫假设（见Brown,1976）。

u  语言相关性   在说各自母语的两种语言背景中的人中，语言的结构差异一般平行于非语言的认知差异。

u  语言决定论。  语言的结构强烈地影响或完全决定说本族语的人感知和推理世界的方式。

上述两种假设中，语言决定论是一个更强的假设，因为它断言了语言对思维的很强的因果影响。当代心理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者已经尝试对这些思想进行了严格检验（Gumperz & Levinson,1996）。

让我们看一个研究语言对思维的影响的领域。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世界的语言在它们所使用的基本颜色术语的数目上有所区别。语言学分析测定，英语中，基本颜色术语有11个（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和灰）。一些语言，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达尼（Dani）人所说的语言，只有两个基本颜色术语，简单地在黑白（或明暗）之间做出区分（Berlin & Kay,1969）。沃夫提出，语言使用者“沿着[他们的]本族语言所规定的路线对大自然进行剖析”（1956，p.213）。研究者推测，颜色术语的数目可能影响说不同语言的人思考颜色的方式。

我们如何知晓？

语言影响颜色判断  研究者要求被试考察三个一组的颜色块，所有这些颜色块均取自蓝-绿连续体。被试的任务是指出三种颜色中哪一种与其他两种差别最大。两组被试分别说英语（这种语言用不同的词来区分蓝与绿）和塔拉胡马拉语（Tarahumara,来自北墨西歌的一种语言，用一个词来表示绿和蓝两种颜色）。研究者提出，如果萨波尔-沃夫假设是对的，那么，“正是因为英语中有‘green'和‘blue’这两个词，所以，靠近‘绿-蓝’界限的颜色将被说英语的人主观地强迫分开，而说塔拉胡马拉语的人，由于没有在词汇上区分绿和蓝，因此将不会显示出可比的颜色歪曲“（Kay & Kempton,1984,p.68）。实验数据强烈地证实了这个预期：在对三个一组的颜色块所进行的判断中，说英语的人歪曲了颜色间的距离，而说塔拉胡马拉语的人则没有这样。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在一个不同的颜色判断任务上，说两种不同语言的人有相同的表现。这样，这种数据拒绝语言决定论的强烈的主张--语言不是命运之神--尽管这些数据支持稍微弱一点的观点，即在语言上的差异产生了平行的认知上的差异。

世界上有上千种语言，这些语言提供了许多有趣的区别：像我们开始讨论时为了说明英语-土耳其语的例子所指出的那样，有关语言和思维之间联系了许多有趣的假设，仍需检验（Gerrig & Banaji,1994;Hunt & Agnoli,1991;Smith,1996）。不同语言之间在词汇和语法上的许多差异--词和结构上的差异--不会影响思维，可能是事实。虽然如此，但是，因为《心理学与生活》整本书中我们都描述了文化差异，所以在语言相关性和语言决定论问题上，值得保持开放的头脑。许多情形中，不同文化的成员说着非常不同的语言，因此，我们想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语言在造成文化差异中扮演原因性质的角色。

现在让我们从意义通过词来表达的情形转到意义也依赖图片的情形。

小结

当人们产生语言时，他们努力他们所说的话，因此他们是合作的。合适的听众设计要求说话者牢记他们与听者分享的共同点。斯本内现象和其他口误，为洞察说话者为了产生正确的短语和话语所使用的计划和修订过程提供了机会。听者使用语境来指导他们对有歧义的词、结构和话语的不同的可能的意义所作的解释。心理表征围绕命题来组织。为了超出所给的信息，听者必须做出推论，但是，在推论的范围方面，他们相当保守。萨波尔-沃夫假设认为，人们所说的语言影响他们思考世界的方式。这个假设的一些证据来自颜色领域。研究者还不得不考察可能影响思维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诸多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