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玲的这一篇文章写得饶有趣味，对沈从文小说结尾艺术的把玩与体悟有独到见解，提出的四个概念有理有据。我们的研究生文章往往就是缺少自己提炼或创造的概念或关键词。在沈从文小说研究中有所创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燕玲的文字干净，思路清晰，当然还需要有深度的理论分析。作为一个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能有这样的成绩，我是为她高兴的。大家看后会有收获，也欢迎同学们讨论。
《华中人文论丛》2011年第1期
试论沈从文短篇小说的结尾艺术
罗燕玲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本文以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情的短篇小说为例，将沈从文小说的结尾分为“煞尾”、“度尾”、“翻尾”、“点尾”四种类型。在分析这些小说独具匠心的结尾艺术的基础上，进而探析沈从文在其小说结尾中所传达出的对生命“偶然”的体认与超越。
关键词：沈从文
短篇小说 结尾艺术 偶然
“为人重晚节，行文看终穴”，结尾在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往往是决定小说良莠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文体家”美誉的沈从文便深谙小说的结尾艺术，并在其小说中实践了独特的结尾艺术美。他的小说结尾非但形式多样，种类不一，而且往往蕴含着对生命的思索，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最为人们所激赏的结尾当属其小说名篇《边城》——“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七万余字的小说，仅以一语作结，却自有一番含蓄蕴藉的情味，更兼含希冀与遗憾之美。
不仅《边城》如此，沈从文所作最多的短篇小说亦无不以其匠心独运的结尾，给人以艺术美的享受。他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风民俗”[①]，因而最能代表其短篇小说成就的，也便是这类以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本文主要以此类小说为例，分析这些小说独具匠心的结尾艺术，并进一步探析小说结尾所传达出的作者对生命“偶然”的体认与超越。
一、沈从文短篇小说结尾的基本类型
汤显祖评董解元的《西厢记》时，论及戏曲的两种收尾：“度尾”与“煞尾”。“度尾”如画舫笙歌，从远地来，过近地，又向远处去；“煞尾”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寸步不移。汪曾祺曾引此评论《边城》的结尾，认为“《边城》各章收尾，两种兼见”。[②]其实，这两种收尾方式亦适用于沈从文的多数短篇小说，并衍生出更多不同的形态。以下结合林斤澜在《小说构思随想》中所提出的“翻尾”与“点尾”，试将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结尾分为四种类型：
（一） “煞尾”式
如上所述，“煞尾”即指小说在叙述中陡然收束，犹如乐曲戛然而止，给读者以“冰泉冷涩弦凝绝”的阅读感受。《初八那日》、《石子船》、《爹爹》等小说的结尾即“煞尾”的典型例子。它们都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当读者仍沉浸于作者的娓娓讲述中，对故事里普通人物的平凡哀乐或深表同情，或感同身受之时，故事的结局却是人物的突然死亡，让读者陡然一“惊”。在这些小说的结尾处，沈从文总是以要言不烦的文字点出，一经点出便陡然收束。
以《初八那日》为例，这篇小说叙述了两个单身汉七老与四老的故事，他们的对话里有着乡下人特有的诙谐，时时令读者会心一笑。然而乐极生悲，当七老仍醉心于订婚的喜悦劝说四老也娶亲时，却被木柱击中，瞬间死亡。故事的结尾道：“只有一匹大公狗，在那木柱旁边低着头，舔嗅那从七老口中挤出的血和豆腐汁。初八这日就算完了事。”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仿佛七老的突然之死只是初八这一天的结束般平常，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对生命偶然的惊惧与思索。《石子船》里的八牛与七老有着相似的命运。上半天八牛还因借钱和船主赌气，只半天功夫却因下水洗澡被河石“啃”住手淹死了。当读者仍在猜想着八牛定亲之事时，陡然间却得知八牛游水猝死的消息。小说结尾只道：“大家望到这火光都无言语。”读者定然也陷入喑哑中，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人事的支配。“一些人的生命，仿佛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
这些小说的结尾都是戛然而止的，故事中人物的突然死亡往往给读者以惊诧之感，然而这并不同于一般小说的奇变突转，却符合现实生活的种种“偶然”变故。尽管故事煞尾了，却给读者留下了思索与追问人生的艺术空间，因而有着“结响凝而不滞”的审美意蕴。
（二） “度尾”式
如果说“煞尾”如戛然而止之音，给人以“冰泉冷涩弦凝绝”的惊诧感，那么“度尾”则是不绝如缕之音，给人以“余音袅袅，绕梁三日”的审美感受。从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情的短篇小说来看，“度尾”式是其短篇小说结尾的主导风格，似画舫笙歌呈现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旨趣。《柏子》、《阿黑小史》、《雨后》、《三三》、《月下小景》等都是“度尾”式收篇的典型例子。同是“度尾”，却又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
或以“疑”结尾——在叙述中预设了种种疑问，却始终不作解答，小说在疑问中收束，留下了无限的思索空间。《阿黑小史·雨》、《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等结尾便是此类。《阿黑小史》讲述了青梅竹马的阿黑与五明的爱情故事，充满着两小无猜的纯洁。然而在小说末篇《雨》中，活泼健壮的“为人幸福像做皇帝”的五明却无端地变成“癫子”，小说完而未结，留下了种种疑问：五明为什么会变成“癫子”？曾经的油坊为什么破败了？五明又为什么到后坡洞上去？这些疑问都无从作答，只能结束在困惑中。同样，《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结尾对女子为何吞金而死也始终不释疑。读者正如小说中的“我”一样只能兀自思索着：那个女子“为什么吞金，同些什么人有关系……”
作者依旧以寥寥数语结束这些小说，在读者最关心小说人物的归宿、故事结局的篇末却不提供明确答案，因为“他不欲给主人公的命运规定某种解决办法。这一方面，在客观上，生活从来就没有与人预约某种前途。成功与失败、喜剧与悲剧的机会均等。另一方面，在主观上，沈从文也无法给作品的主人公指出自己信得出的人生道路。”[③]所以他只将无限的疑惑留给读者，让读者去想象、去猜度、去思索，为读者留下了永远的朦胧。
或以“景”作结——小说以自然景物的描写作结，如同古典诗词所追求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往往将人物的情感隐藏于对自然物景的淡淡描画之中，让读者在自然物相中思索小说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月下小景》即为一例，小说以诗意的笔触抒写了一对少数民族的年轻男女为纯洁之爱而殉情的故事。小说结尾道：“月儿隐在云里去了”——寥寥数笔便将一个凄美的故事置于月景中，余味悠长。
更具代表性的则是《阿黑小史·秋》，在小说的结尾处，沈从文轻轻几笔便点染出乡村景物所特有的韵味与神髓，画面疏朗有致，直逼陶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景致。诚如夏志清所言，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地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划出来”[④]。他的写景绘境是“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⑤]。如此景致又正与五明与阿黑之间小儿女的纯真情感相映成趣。一切如同“世外桃源”般纯净美好，无怪乎“在这光景中的五明与阿黑，倚在门前银杏树下听晚蝉，不知此外世界上还有眼泪与别的什么东西”。
或以“境”收篇——小说结束在一定的场景情境中，与自然物景有别，主要是人物的生活场景。《雨后》、《柏子》、《三三》等篇即为此类。虽然小说的结尾是对一些零碎的生活场景的描摹，然而“在沈从文笔下，这些日常生活现象被提到精神领域进行观照，人物生活的表面现实与其内在的精神运动共振”[⑥]。
与《阿黑小史》相仿，《雨后》写了四狗与“她”的纯美小儿女情，小说结尾收束在“她躺着不去采蕨菜”的闲适场景里，有着雨后清新的美韵。“她”的慵懒情态也正合乎小说的基调，蕴含着宋词里“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的生活诗意。《柏子》的结尾描摹柏子同吊脚楼里使他“心开一朵花”的妓女一夜同欢后，离开吊脚楼时触目所见的生活场景，皆是日常人事，看似平淡无奇，却使我们随着“船就开了”的余调去推想柏子的命运。《三三》里情窦初开的少女三三，暗中爱上了城里来的“白脸客人”，原本有望结下情缘，不想“白脸客人”却害了肺痨病逝。小说在三三数鸡蛋的情境中结束了这场“偶然”，读者会不由得跟着三三跑去的身影，回味这场短暂的邂逅。原是一出无果而终的爱情悲剧，却在沈从文的诗意抒写下，有着哀而不伤的美丽。
不论是以“疑”结尾，以“景”作结，还是以“境”收篇，都呈现出“度尾”式结尾画舫笙歌的情致，笔调间流淌着无垠的“韵外之致”，将微妙意味寄诸言外，达到笔有终而情未竟的效果。
（三）“ 翻尾”式
“翻尾”是林斤澜在他的文章《小说构思随想》中提到的结尾方式。他在文中说：“像《盖棺》这篇小说，我认为煞尾也不够劲，度尾也不够劲，你还是来个翻尾，尾巴翻上去。翻尾是我们短篇小说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好多名著都用了这种方法，欧·亨利专门钻这个方法，钻成了一家，成了他的拿手刀法。”[⑦]虽然“翻尾”是林斤澜“随口出的词儿”，却无妨我们用来分析沈从文那些有着显著欧·亨利式结尾的短篇小说。“翻尾”实际上也即“突转”，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或故事发展的结局突然转向与情节表面指向相反的方向”[⑧]。
小说《丈夫》是此类结尾的代表。小说中如果按照情节发展的表面线索，那个乡下丈夫第二天早上应该去水保家吃酒席，到戏院里看大戏，最多独自回乡下去，但小说的结尾却是“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吃酒，只有大娘同五多在船上。问到时，才明白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去了”。乡下丈夫突然带着妻子悄然回乡无疑令小说中的水保等人大感意外，同样也令读者意想不到。然而，这种结尾却又是合乎人性的，是小说中丈夫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再如《贵生》，小说中贵生与金凤的婚事原可以水到渠成，却因五爷强娶金凤而落空，小说最终结束在一片火海与贵生的生死未卜中，结束在鸭毛伯伯“这是命”的宿命叹息里。
确如林斤澜所言，这些小说的结局都是“尾巴翻上去”的，出其不意。然而，这些结尾并非沈从文主观上的有意设计，以期让读者获得阅读上的奇异效果，而是基于对生活发展之必然逻辑的认识，符合“必然性必须通过偶然性来表现”的艺术辩证法。也可以说沈从文“敢于寻找最富有表现力的偶然形式，去揭示自己所企图表现的生活必然性内容”[⑨]。
（四） “点尾式
“点尾”亦是林斤澜“随口出的词儿”，他说“鲁”迅的《故乡》最后几句是：‘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是用哲学思想来点尾”，“意思是画龙点睛，点出了高远的意境。”[⑩]虽然沈从文一贯追求“将道理包含在现象中”的创作主张，总是让人事以其特有的风貌自然地透出内在的蕴含。然而却也有一些小说，作者“忍不住”直接在篇末点出了题旨，故可归入“点尾”一类。
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讲述了一个凄美的殉情故事，真心相爱的白脸苗女子媚金与凤凰族男子豹子原想在山洞中定下终身，却因豹子未及时找到白羊而产生误会，先后殉情。与同样写殉情的《月下小景》篇不同，作者的笔触不以殉情的场景告终，却跳出故事，直接议论道：“白苗族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她们也仍然是能原谅男子，也仍然常常为男子牺牲，也仍然能用口唱出动人灵魂的歌，但都不能作媚金的行为了”。“卒章显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是少见的，但在这篇小说的结尾中，则明显地寄寓着作者对人事变迁的隐忧：“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11]了。同样，《黔小景》的结尾亦以直议收篇。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贵州深山里的两个赶路商贩的见闻。在结尾处，作者以冷静的语调议论着黔境边地的种种离奇现象。然而语气虽极冷静，却在不动声色之中，表达了作者对取代了农村素朴人生观的“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12]的反感。
沈从文说自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文如其人，他的这些有着浓浓“乡土抒情诗气氛”的短篇小说便较少在故事结尾明显地表达爱憎或阐述道理。因而像上述的“篇末点题”也较少出现在沈从文的笔下。作者对自己谙熟的乡土人情惯于以抒情写意的笔法，“将道理包含在现象中”。
沈从文短篇小说的结尾形态各异，或如骏马收缰的“煞尾”，或似画舫笙歌的“度尾”，或是出其不意的“翻尾”，或是卒章显志的“点尾”，都显示出作者对结尾艺术的匠心独运。虽然小说结尾种类繁多，种类不一，却都贯穿着作者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这主要表现为对生命“偶然”的体认与超越。
二、
沈从文短篇小说结尾的生命蕴涵
短篇小说被誉为“开头和结尾的艺术”，结尾牵动着小说的整体结构与布局，故而更显重要。一部作品的思想情感也往往凝聚在结尾之中。同样，沈从文短篇小说的结尾虽形态各异，却并非单纯技巧上的花样翻新，亦或隐或现地凝聚着作者对生命的认识。因为“离开人生认识的深致，技巧便无所附丽”[13]。他认为“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短篇小说的作者，能从一般艺术鉴赏中，涵养那个创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加之对人性的特殊洞察，方能从平凡人的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14]在描写湘西风情的短篇小说里，沈从文所致力表现的则是生命的种种“偶然”形式。
（一） 对生命“偶然”的体认
在沈从文的散文名篇《水云》中，犹能见出作者对“偶然”的体认：思索“偶然”与“情感”的势力，邂逅闯入生命之“偶然”、感知“偶然”的离奇遇合、甚至钟情于种种“偶然”——“对于偶然，我永远是诚实的，专一的”作者如此说道。《水云》可谓是一首关于“偶然”的抒情哲理诗——通篇都在自我独白里思索人生的“偶然”，更时时提及自己创作小说的灵感来源于种种“偶然”浸入生命的人事与物景。沈从文曾说：“我永远只想到很少几个有会于心的读者，能从我的作品上见到我对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与设计。”[15]而作者对于“生命的偶然”的“构图与设计”则主要体现在对小说结尾的安排上。无论哪一种结尾，都蕴含着作者对生命“偶然”的体认。
上述小说的结尾虽形式各异——或戛然而止，或奇变突转，或抒情写意，或疑念朦胧，或直议点题，却都一例浸透着作者对于生命偶然的体悟：《初八那日》中正沉浸在定亲喜悦里却被木柱突然击中而瞬间丧生的七老、《石子船》里同样将要定亲，却偶然被河石“啃”住手而淹死的八牛、《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被三个男人同时垂青却莫名吞金而死的对门女人、《黔小景》里那个前半夜还与商贩“说了许多话”却于后半夜意外死去的鳏居老人、《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两情相悦却因寻找辟邪白羊的种种不巧而终至殉情身亡的媚金与豹子、《三三》里原想同三三结下情缘却因肺病意外死去的白脸客人等等，这些人物的遭遇无不让人感到命运的无常，“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16]。沈从文不断地重申着“偶然”的普遍——“我们生命中到处是‘偶然’”，“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况且人间到处是偶然”，“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更强调着“偶然”的强大势力——“原来这个那个‘偶然’都好像在支配我”，“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还决定后天的命运”。[17]在自我与自我的对白中，作者见出了偶然生命取予的各种形式，笔下所写皆是“偶然”侵入生命时所能发生的种种变故，而“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18]，无从自主。
在这些有着浓郁湘西风情的小说里，作者笔下所钟情的皆是湘西边地下层人民平凡的哀乐人事，因为“他对故乡的农民、兵士、终身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19]。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七老、八牛，情窦初开的少女三三、阿黑，还是孤寡老人大牛伯、傩寿医生，都只是在演绎着平凡琐碎的人生：七老定亲的喜悦，八牛赌气的执拗，三三暗生情愫的莫名哀愁，大牛伯错手打伤“老伙计”的懊恼，傩寿医生失子的郁郁寡欢等等，皆是平凡人的得失哀乐。然而，生命中的种种“偶然”势力却各以不同方式侵入这些乡下人的平凡人生，打破了他们简单素朴的人生愿望。这让读者不得不像五明一样发问：“为什么一切事变得如此风快？为什么凡是一个人就都得有两种不相同的命运？”亦不得不承认“存在的意义，有些是偶然的；存在的价值，多与原来情形不合”[20]。作者对于这些生活在沅水流域的平凡人物的得失哀乐，“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21]。这些小说的结局无不浸透着作者对人生“偶然”势力强大而无力抵抗的无奈。
小说中屡屡表现出这种无奈：“诚然的，命运这东西，有时作弄一个人，更残酷无情的把戏也会玩得出”（《山鬼》），“不期然而来的事，应归于命运项下”（《爹爹》），“主持这人类生存的，俨然是有一个人，用手来支配一切”（《会明》）等等都透着宿命的悲凉与人事难控的无奈。当这些小人物为着小小人事或喜或悲时，“偶然”却“开了一次玩笑，一切的忙碌，一切精力的耗费，一切悲壮的预期”都归于命定的悲剧之中。“在这些结尾里，往往隐含着某种人生哲理，仿佛是一种无从尽释的疑团，梗在胸中，让人忍不住长长地吁一口气，却又无从将它从胸中挪移开去。”[22]
仅从文字表层来看，作者对这些小说结尾所作的关于生命偶然的“种种构图与设计”，容易给读者以宿命之悲，疑心作者是宿命论者。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也曾向沈从文提问说：“《边城》、《黔小景》、《贵生》等篇是否含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的倾向”。对此问沈从文持否定态度，认为读者应该从欣赏出发，“看能得到的是什么”，因为“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23]从小说的结尾部分来看，作者虽对沅水流域人们的平凡哀乐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对生命中的种种“偶然”也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然而却并不沉溺于宿命的漩涡中，而表现出对这些“偶然”变故的超越态度。
（二） 对生命“偶然”的超越
沈从文“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却还是沅水流域的乡村人事，因为“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而作者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24]从沈从文描写湘西风情的小说来看，这地方人民的感情式样应是一种“完全贴近土地的素朴的心，素朴的人生观”，沈从文致力表现的也正是这些存在于“单纯背景中所有的哀乐式样”。[25]虽然生命中的种种“偶然”势力无可抗拒，然而作者却能“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26]用以激励自己，启发读者。在小说中，作者通过故事人物面对“偶然”事故的方式传达出个体对生命“偶然”的超越。
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们更多的只是像《山鬼》中的“伍娘”那样“春夏秋冬各以其时承受一点小忧愁，同时承受一些小欢喜，又随便在各样忧喜事上流一些眼泪”。因而他们面对“偶然”变故，也只以固有的素朴情怀承受着：《初八那日》里对于七老的偶然死去，像“初八那日就算完了”般寻常；《石子船》里面对八牛的意外身亡，人们也“自然是哭一阵罢了”；《黔小景》里孤老人的半夜死去，也只觉“那么老了一个孤人，自然也很应当死掉了”；《爹爹》里对于死的态度更体现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生命的素朴信仰——“死了的是把这世界上一切事抛开，生前的苦闷，生前的爱憎，全撒手不管，很和平的闭了眼睛用那黄土作枕长眠了”，甚至认为死亡是“厚礼”，是“不当的幸福欲望”。而在小说《知识》中，作者更用“木筏”作譬来诠释这种对待“偶然”的独特的生命理解方式：“爸爸妈妈生养我们，同那些木簰完全一样。入山斫木，缚成一个大筏，我们一同浮在流水里，在习惯上，就被称为兄弟了。忽然风来雨来，木筏散了，有些下沉，有些漂去，这是常事。”生活于这片土壤的人们只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27]，从而以平凡的生命演绎出素朴生命的庄严之处。
成长于这片土壤的沈从文，因着潇湘水韵的浸润与滋养，在小说中自然也呈现出这种超越生命“偶然”的素朴信仰。这种素朴信仰体现在小说结尾处则是往往以淡淡几笔收束全篇——或是琐碎平凡的生活场景，如《柏子》、《三三》、《雨后》；或是古朴淡雅的自然风光，如《阿黑小史·秋》、《黄昏》、《月下小景》；或是明灭朦胧的疑问，如《贵生》、《山鬼》等等，这些结尾“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它有的只是一种境界。”[28]这种境界非所谓道家之自由无为境界，而是植根于土地的能够饮浊含清的生命信仰。因为沈从文曾说自己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29]因着对生命的绝对信仰，才能用淡淡笔墨设计故事中侵入人物生命的种种“偶然”，进而设计出独具匠心的种种结尾。沈从文曾在《青色魇》中讲述了一个关于驹那罗王子的故事，或可视为对这种生命信仰的诠释。驹那罗王子虽失去双眼却能从容宣说：“美不常往，物有成毁，失别五色，即得清净；得丧之际，因明本性。破甑不顾，事达人情，拭去热泪，各营本身。”[30]
“美不常往，物有成毁”即是生命中的“偶然”变故，而人们所能做的应是“拭去热泪，各营本身”。
小说中的人们便是如此:《三三》篇末在三三数鸡蛋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结束了一场“偶然”；《黔小景》里的商贩遭遇老人的意外死亡，第二天照旧赶路；《石子船》里对八牛的游水身亡，“自然是哭一阵罢了”等等，人们皆是“拭去热泪，各营本身”，因为他们都对生命抱着最素朴的信仰，故能“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31]因为对农人与兵士皆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故而沈从文能深刻体认这群人的生命信仰，用淡淡笔墨“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写了“最后一首抒情诗”[32]——一首歌颂边地人民对生命永远怀着素朴信仰的抒情诗。也正是这种贴近土地的生命信仰，给人以超越生命“偶然”得失的不竭力量。
由于潇湘水韵对沈从文人格文风的浸润与滋养，他笔下的小说结尾多是若水般善意的淡淡描画，虽然原意是为使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和目前堕落处”，却没有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那似火般的泼墨浓烈。又因为对一切生活于水边的古朴人事皆有着赤子情怀，使得他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美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更在结尾处独具匠心。沈从文的笔下流淌出的是澄明清澈、自然如水的湘西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作者用淡淡笔触对人们执着求生的素朴信仰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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