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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合影，从左至右为： 讲师李济/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后为助教。时陈寅恪尚未到校 文/岳南 1925年夏，清华学校的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 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在校内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以木纳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从当年清华的“官方文件”上看，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后，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 令人稍感遗憾的是，他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期间，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徐中舒(徐为第一届研究生，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在地 号称“史上最牛的毕业证书”。 这张证书从另一个侧面为清华研究院共有五位导师提供了“铁证”。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们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当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因为梁对李有推荐保举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 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在清华任教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这个时候的李济正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费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使其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和更广阔的前景，于是便有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陈列室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乃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其事，每年经费预算六七千元。 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了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二人组织当地民工在此发掘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研究院。 梁启超看罢又惊又喜，连夜给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的儿子梁思永写信，信中颇为激动地谈到了这批出土器物，并详细叙述了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等问题，并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  梁启超殷切期望在美读书的梁思永好好研习学问，回国后跟着李济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事业。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它在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氏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同时，也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 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而载入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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