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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今青岛即墨市东北五十里皋虞社）。他从小喜欢读书学习，精通经文义理，一开始在郡里做小吏，举孝廉之后被选为郎，不久又做了主治库兵的若卢右丞，后又改任云阳县令。举贤良之后被任命为掌管昌邑王国的中尉，昌邑王刘贺任性顽皮，常常在国中驱马奔驰，行为没有节制，王吉因此上书劝谏说： “臣下听说古时候军队平常每日行进三十里，为急事行进也只五十里。《诗经》有云：‘彼风疾发，彼车疾驰，环顾周道，心中哀伤’。意思是：疾发飘忽，这不是古人说的有道之风；驱马疾驰，这不是古人说的有道之车。向四周环顾，备觉你的行为不当，因此心中伤感。现在大王巡幸方与县（今济宁市鱼台县北），不到半天就奔驰了二百里，很多百姓都荒废了农事来修路牵马，臣下以为，这么做不妥善。过去召公奭到任，正值农事繁忙季节，就在甘棠树下办公决事。那个时候，人人各得其所，后世主人也追思他的仁义和恩德，以至于不砍伐他曾经在树下停留办公的那棵甘棠树，以此来纪念他。《诗经》中《甘棠》之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就是描写这件事的。  大王您不好好读书学习而喜欢到处游玩，整日倚着车栏驾车驭马，奔驰不停，口舌因怒斥吆喝而干燥，手臂因驾车驭马而酸痛，身体因车马颠簸而劳顿；清晨冒着雾露，白天披着尘埃；夏天为酷热的暑气所蒸烤，冬天为刺骨的严寒所侵迫。屡屡以柔弱的玉体去承受辛苦劳累的侵害，这种行为无益于延年益寿，也不利于仁义的增长。 在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在精美华丽的毡毯上，德才兼备的老师在前面谆谆教诲，勤学好问的学生在后面孜孜苦读，上论唐、虞之旧事，下及殷、周之盛况，考察仁德圣明之人的风范，学习治国安民的方法，悠然自得，发愤忘食，不断增进和完善自己的道德修养，其中的乐趣愉悦又岂是驾车驭马四处闲游所能相比的呢？休息的时候就俯仰屈伸以活动身体筋络，进出以步代车而行以结实双腿，吐故纳新以练五脏之气，专心致志集中意念以养精安神，用上述方法养生，难道还能不长寿吗？大王您若真正用心如上行事，那么就会心有尧、舜之志，身有乔、松之寿；对您的赞誉之声鹊起并上闻于天子，则将福禄齐至而国家安定。  （汉昭帝）仁德圣明，至今思慕不已，对行幸宫馆园池以及出游狩猎等玩乐之事都未尝涉足，大王您应当时刻铭记这些，体察圣意。各诸侯骨肉中，没有人比大王您与皇上的关系更亲近的了，从亲缘关系上看，大王是子辈，按君臣地位来论，大王是人臣，您一身兼负着双重的责任啊，处在这种地位，大王在施恩行义方面稍有不周全的地方，被皇上知道了，对于继承社稷江山并不是一件好事呵。臣王吉我愚昧戆直，希望大王明察。”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吉《谏昌邑王疏》，原文是： “臣闻古者师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诗》云:‘匪风发兮，匪车揭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说曰:是非古之风也，发发者;是非古之车也，揭揭者，盖伤之也。今者大王幸方与，曾不半日而驰二百里，百姓颇废耕桑，治道牵马，臣愚以为民不可数变也。昔召公述职，当民事时，舍于棠下而听断焉。是时人皆得其所，后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诗是也。 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凭)式(轼)搏衔，驰骋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于箠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偃)薄。数以耍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 夫广夏(厦)之下，细旃(毡)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休则俯仰诎信(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脏)，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辏(臻)而社稷安矣。 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戈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孅(纤)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享)国之福也。臣吉愚戆，愿大王察之。”  昌邑王刘贺虽然不守正道，但是还知道敬重礼遇中尉王吉，因此他下令说：“寡人修养品行有所懈怠，中尉王吉忠心耿耿，多次指正寡人的过失，寡人一定要改正。谒者千秋，你给中尉送去牛肉五百斤、酒五石、干肉五束。这是寡人对他的褒奖。” 没过多久，刘贺又放纵如常。王吉每每据理谏争，极尽为人辅臣的义务，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治理百姓，但封国之中没有不敬重他的。 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癸未十七，昭帝驾崩，他没有太子，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拥立昌邑王刘贺进京继承帝位，于是派遣行大鸿胪事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前去征召昌邑王，乘坐七匹马拉的驿车来长安府邸。王吉立刻上书告诫昌邑王说：“我听说高宗居丧，三年不说话。现在大王您因丧事被征召，应日夜悲哀哭泣，千万不要有其他举动。况且，何止是丧事应该如此，大凡南面而王者又何曾有过多的言论呢？苍天不言，四季仍依时更迭，世间百物照样生息繁衍，希望大王明察。大将军霍光仁爱而智勇，其忠直诚信的品德天下无人不晓，事奉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曾有过过失。先帝去世，将天下和幼孤托付于他，大将军扶持尚在襁褓之中的幼主，颁布政令施行教化，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即使是周公、伊尹也不过如此。现今皇帝驾崩没有继承人，大将军从可以继承汉室宗庙的立场考虑，援引提拔迎立大王为君，其仁爱宽厚真是无可比拟啊！臣下希望大王事奉他、敬重他，国家政事皆听从他的安排，您只需无为而治南面称君就可以了。希望大王您考虑我的建议，并常放于心上。” 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王吉《奏书戒昌邑王》： “臣闻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勿有所发。且何独丧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愿大王察之。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事孝武皇帝二十余年未尝有过。先帝弃群臣，属(嘱)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无)以加也。今帝崩亡(无)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昌邑王即位二十七天，就因“行淫乱”而被废黜。昌邑封国的臣子们因不举报昌邑王的恶行，致使朝廷不了解昌邑王的品德；又因作为臣下未能尽到辅弼引导之职，致使昌邑王犯下大罪，都被下狱诛杀。只有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昌邑王师王式因忠诚刚直、屡次进谏而得以免死，被判刑四年，剃发修筑城池。 王吉刑满后出任益州刺史，不久因病辞官。又被征为博士谏大夫。当时汉宣帝极力效法武帝，恢复了武帝时的典章制度，宫室、车乘、服饰等都超过昭帝时的规模。这时，许（宣帝岳父家）、史（宣帝祖母史良娣家）、王（宣帝母亲王翁须家）等几家外戚由此得宠而尊贵，宣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任用能干的官吏。王吉上疏汉宣帝《言宣帝得失疏》）评论其得失说： “陛下以尊贵之体亲自总理各方事务，专心思虑国家政务，力求天下太平。每次颁下诏书，百姓们就像重新获得生命一样欣喜若狂，臣下认为，这些举措可以说是陛下对百姓的最大恩德了，但还不能说是尽到了政务的根本。能使国家大治的圣主不是世世都有的，而现在的公卿大臣有幸遇到了圣主的出现，陛下能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和劝谏，却没有建立万世基业的长远计策，未能辅助圣主创建可与夏、商、周三代圣主相媲美的太平盛世。如今的政务主要着眼于朝会、财政报告、审判及诉讼断案之类的事情，这不是建立太平盛世的根本。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宣扬德政广施教化，一定要从眼前做起。朝廷内部不整肃，就很难言及治理国家；君主身边的人不正直，就很难教化远方的人。百姓虽然弱小但却不可欺凌，虽然愚昧，但却不可蒙骗。圣主独居深宫，行为举措得人心则天下交口称颂，失人心则天下议论纷纷。所以应当谨慎地选择身边的辅臣和使官；辅臣能帮助陛下端正自身，使官能够宣扬皇帝的恩德，《诗经》云：‘人才济济，文王得以安定天下。’这就是国家政务的根本。 《春秋》所推崇的以天子为中心的大一统政治，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贯通划一。如今那些平庸无能的官吏统治百姓，不是依靠世世都可以通行的礼义规范来进行教化，而仅仅依靠刑律法令来达到目的。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官吏，又不能认真考察典章制度、礼义规范，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穿凿附会，各取所需，投机诡诈，任意妄为，因此，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便难以继续推行其政令。因此造成了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教化迥异，家家从事不同的事情，人人穿着各异的服色，奸诈欺骗相萌生。滥用刑罚没有穷尽，纯朴的民风日益消失，恩爱的情感逐渐淡薄。孔子说：‘稳定政权、管理百姓最好的办法就是礼治’，这不是一句空话。陛下在没制订出新的礼义制度时，应当从先代君王所制定的礼义制度中选择适宜现在情况的进行运用。臣下希望陛下顺承天意，勇创大业，与公卿大臣及博士们一起考述旧礼，宣明王制，让天下的老百姓沐浴陛下的恩泽，安逸而长寿，何愁天下风俗教化比不上成、康之世（周成王、周康王。旧称成康之世为治世），寿命怎能比不上殷王高宗呢？臣下私自认为当今社会中有些不符合礼义的地方，谨条列呈上，请陛下圣裁明择。 夫妇是是人伦大纲，生命长短的起始点。世俗中娶妻、嫁女过早，尚未懂得为人父母的道理就有了孩子，因此不仅道德教化不易实施，而且所生孩子容易夭折。娶妻嫁女花费无度，贫苦人家无力承受，因此不敢多生育儿女。另外，汉朝各诸侯王娶公主，诸侯王国中的国人娶诸侯之女，这种制度使男人事奉女人，丈夫屈服于妻子，颠倒了阴阳之序，因此容易发生由女人作乱。古时候，高低贵贱所拥有的衣服车马都有一定的规定，用以表彰贤德区别上下尊卑，现今却上下僭越混乱，人人自行其是没有节制，因此人们不惜冒生命危险追逐私利、贪图财货。周王朝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用刑罚而达到天下大治，是因为它将各种奸邪罪恶遏止在萌芽中了呀。 虞舜、商汤不用三公九卿的世袭子弟，而选拔皋陶、伊尹为臣，这样那些谗佞不仁之人就被疏远了。如今允许官吏的子弟蒙荫为官，他们大多骄傲蛮横，不了解古今之事，至于积累功绩治理民众，无益于百姓，这就是《诗经·伐檀》篇中所讽刺的现象。应当实行公开选拔征求贤能的人，废除子弟以父兄而蒙荫为官的制度。外戚及亲朋故旧可以多给其资财，但不应当让他们做高官，应摒弃角抵之戏（秦汉时一种杂技，似今之摔跤），减免乐府，裁减主管营造巧作的工匠，向天下明示崇尚节俭的决心。过去工匠不制造雕刻精美的器物，商人不流通奢侈浪费的货物，并非这些工匠和商人独具贤德，而是统治者政治教化让他们这么做的。天下百姓看到政府弃奢从俭的决心，就会回归到农业这一根本上来，根本确立后，与之相关的工商末流也就能按正确的轨迹发展了。”  《言宣帝得失疏》原文为： 陛下躬圣质，总万方，帝王图籍日陈于前，惟思世务，将兴太平。诏书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谓至恩，未可谓本务也。 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时，言听谏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也。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民者，弱而不可胜，愚而不可欺也。圣主独行于深宫，得则天下称诵之，失则天下咸言之。行发于近，必见于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其本也。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进也，独设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由)，以意穿凿，各取一切，权谲自在，故一变之后不可复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诈伪萌生，刑罚亡(无)极，质朴日销，恩爱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礼之时，引先王礼宜于今者而用之。臣愿陛下承天心，发大业，与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则俗何以不若成康，寿何以不若高宗？窃见当世趋务不合于道者，谨条奏，唯陛下财(裁)择焉。 夫妇，人伦大纲，夭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节，则贫人不及，故不举子。又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则国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趋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 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皋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视天下以俭。古者工不造雕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独贤，政教使之然也。民见俭则归本，本立而末成。 宣帝看了王吉的奏书后认为他的言论不切合实际，没有采用。王吉于是借身体不适返回家乡养病。 当初，王吉年轻时曾居住在长安城内求学，东边邻居家有棵大枣树，枝繁叶茂，硕大的树枝伸入到王吉租住的院子里，枣子成熟了，王吉的妻子顺便摘了一些枣子给王吉吃。王吉问妻子枣子的来历，妻子说从邻居家这个伸过来的树枝上摘的，王吉认为妻子这是“偷窃行为”于是就休掉妻子让他回娘家了。东邻知道这件事后就想砍掉那棵枣树，邻居们都纷纷出来劝阻，又一起到王吉家里为他妻子求情，让王吉把妻子接回来，邻居们都说，要是因为这件事王吉休掉了妻子，那么东邻将无脸生活在这里，原因都是他家的书惹的祸。在众人的恳请下，王吉最终把妻子接了回来。里中人就这件事说道：“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王吉对家庭品质修养的严格要求由此可窥一斑。 王吉与贡禹是好朋友，世人称“王阳在朝为官，贡禹也将入仕”，就是说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汉元帝即位不久（公元前48年），派使者征召贡禹和王吉入朝为官，在途中王吉因年龄大不幸染病身亡，汉元帝非常痛惜，又派出使者吊祭他。 王吉通《五经》、熟《春秋》，以《诗经》、《论语》等教授学生，尤其爱好梁丘贺解说的《易经》，让儿子王骏跟他学习。王骏举孝廉任为郎。左曹陈咸举荐王骏说他们父子二人都有贤德，通晓经义，德行修明，应当让他们处于显贵的地位，用以勉励世俗之人。光禄勋匡衡也举荐王骏，说他有问必答，有治国安邦之材。于是，王骏被升任为谏大夫，并代表朝廷前去指斥批评淮阳宪王的不轨行为，后又改任赵国内史。  王吉因昌邑王之事受牵连被判刑后，告诫子孙不要做诸侯王国的官吏，因此，王骏称病辞官归家。不久，朝廷又征召他为幽州刺史，之后升任司隶校尉，上奏罢免了丞相匡衡，后又改任少府。这样过了八年，成帝准备委他以重任，让他出任京兆尹，以此考察他处理政事的能力。在这之前，出任京兆尹的有趟广汉、张敞、王尊、王章等人，直至王骏都有能干的名声，因此，京师人士称赞说：“前有趟、张，后有三王。”当时，薛宣以左冯翊之职，接替王骏任少府，正好赶上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谷永上奏说：“圣明的君王用人不听虚名而重实效。用人之法皆须考察其功绩，薛宣通过考察，很有政绩。”成帝同意了谷永的意见，因此，薛宣任少府之职才一个多月，就被破格提升为御史大夫，后官至丞相。王骏则代替薛宣接任御史大夫之职，二人同朝为官，并居高位。过了六年，王骏病故，翟方进接替王骏为御史大夫。又过了数月，薛宣被免职，翟方进代为丞相。众人都为王骏未得封侯而感到遗憾。王骏为少府时，他的妻子死了，此后没再续娶，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我无曾参之德，子无华、元之贤，又怎敢再娶？” 王骏的儿子王崇蒙父荫而任郎官，历任刺史、郡守之职，政绩显著名声好。建平三年（公元前4年），在河南太守任上时被征召入朝为御史大夫。当时，汉成帝刘骜的舅母放（人名）丧夫寡居住在长信宫，因犯“巫蛊之罪”下狱，王崇密封章疏为放求情，放的娘家解氏和王崇有姻亲，因此，汉哀帝认为王崇对朝廷不忠诚，于是制策诏诫王崇说：“我因你家累世留美名，因此破格选用你。可你就任以来，没有做出忠诚扶国之举，反而出此奸诈的言辞，想以此拯救开脱你的亲家，这是大逆之罪，你行为专断放肆，不遵循法度，不足以作百官的表率。”于是将王崇降职为大司农，后来又改任卫尉左将军。汉平帝即位后，王莽把持朝政，大司空彭宣上书请求告老归乡，王崇便取代他继任大司空之职，被封为扶平侯。过了一年多，王崇也称病请求辞官归乡，其实他们都是为躲避王莽，王崇获准后前往扶平侯的封地养老。过了一年多时间，王崇被侍婢毒死，封国被废。 王氏家族自王吉至王崇，几世都有清廉之名，然而若以才学名声来论子孙都稍逊于其父祖，但官位却越来越高。王氏几代都喜好车马衣服，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极为讲究，十分出众，但却没有金银锦绣等物品。每次搬家时，车上所载的仅是一口袋替换衣物而已。他们不存储多余的财物。离官家居时，也是布衣蔬食。天下之人都佩服他们的廉洁，却又对其衣食车马如此讲究感到十分奇怪，因此民间都传说“王阳会变金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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