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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篇文章的各位，想必已经看完了第一集，怎么样，这集呈现的内容在你的预料之中吗？ 在之前的讨论中，有好多网友提到了维萨里和哈维，这说明，只要是对医学史稍有涉猎的，都非常明白这两个人对现代医学的建立是何等的重要。 我在最初的文本中写了几个人呢？ 普罗米修斯，宙斯，雅典娜，潘多拉，埃庇米修斯，阿波罗，科洛妮丝，阿斯克勒庇俄斯，凯龙，哈帝斯，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盖伦，神农，黄帝，刘涓子，哥白尼，维萨里，达·芬奇，肯尼斯·基里，王莽，刘劭，沈约，赵与时，孙一奎，王清任，伽利略，哈维…… 大家想想看，对于第一次接触医学史的观众来说，50分钟视频的篇幅，光这一串名字就得晕菜了，但写成长文或写书就没问题，读者可以反复看。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大制作，文本交付之后，与整个创作团队进行了多次交流。 最初，我们用的都是彼此陌生的语言，我不懂镜头语言，而她们不懂医学语言，就这样边拍边商量边改，整整磨合了三年多，最后我觉得各分集导演对医学史的学习，差不多到了可以拿到一个学位的程度了，她们都非常努力。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古人的矫情，两句而已，写了三年你得多没正事儿？我们一大帮人8集的内容，跑了十来个国家，跨大半个地球呢。 所以古代那些文人的东西算个屁，让孩子们离那些破烂远点儿，那里头没有多少值得现代人惊叹的智慧。 临近播出，她们在微博上说感谢我对本片的帮助，其实这话说反了，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她们可能又要马不停蹄地去忙下一个了，但通过医学史进行生命教育科学教育逻辑教育于我而言则是至死方休的事，我写多少篇文章能达到央视纪录片这个覆盖范围和宣讲效果？ 所以，应该说感谢的，是我。 第一集最后呈现的样子，是先用现代医学的情景让观众代入，然后再从原始的部分讲起，而我最初的文本则是线性的，从古至今顺流而下。 两者的区分在哪呢？好比我们看一出爱情剧，我要从相遇，拉手，拥抱，接吻，上床，写到结婚，生孩子，孩子上幼儿园……她们是直接就把孩子给抱出来了。 关于八集的划分，我最初的思路是八集之间环环相扣，每一集的结尾留一个尾巴勾连出下一集。 人类需要故事，最吸引的故事应该是永远没有完结的，任务总是待完成而未完成的，就像那个你永远也睡不到的姑娘，才是你心心念念惦记一辈子的。 但总导演的意思是，每一集本身就要独立成章，每一集都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作品，现在看完第一集，这个主张是实现了。 那么，这一集为什么要叫理性之光？ 因为对于人类来说，理性显得太不寻常了。 中国人经常提及的所谓李约瑟难题，对于对科学史稍有涉猎的人来说，都会觉得这就是个伪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是一个根本就不应该被提出来的问题，除了挠民族主义情绪的痒痒，屁用都不顶。 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其实是科学和理性为什么会在希腊及欧洲出现。 如果智慧生命重新演化一次，理性之光还能否降临，实在是个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情，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 所以，我们不应该为古代中国没有出现科学而难过，我们应该为人类世界居然出现了科学而欣喜，毕竟，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 我在最初给这个纪录片定下的基调就是，这个纪录片，绝对不可以拍成一个民族主义的东西。 我们首先是人，而后才是中国人，那么人类世界创造的一切伟大的东西，我们都与有荣焉，为什么意大利人不会嫉妒哈维出现在英国，英国人不会眼红达芬奇出现在意大利，而中国对公众的宣讲怎么动辄就是啥啥老祖宗第一？我们难道不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 在医学或者说科学领域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有特别牛逼过，我们只是众多古老文化的一个分支，现代中国人能够努力学习追赶最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并在有些方面有所成就，为世人瞩目，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 我在最初的文本中，提及了一些有关中国的部分，目的就在于让大家明白，在蒙昧的时代，古人都一样努力想弄明白生命和疾病的奥秘，对于这一复杂问题，古人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并不丢人。 真正丢人的是，明明对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已经有了一个最接近客观实际的解释，偏偏还有人要相信那些早该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如果最早提出那些理论的祖先们能活过来，真应该狠狠扇这些糊涂蛋一顿大嘴巴——他们显然是自己所处那个时代的智者，绝不会认同后代不肖子孙的非理性膜拜。 这部分没能通过视频呈现出来，现在我从第一稿的文本中摘抄一些，希望能给读到此文的读者以启发。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难免会对比同时代古中国的医学源起，比如阿斯克勒庇俄斯“经常在荒山野岭考察各种动植物的药性，希望获得有治疗价值的药物”，极似神农尝百草的传说，神农为使百姓益寿延年，跋山涉水，尝遍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神农识别了百草，发现了具有医疗价值的草药，终因误尝断肠草而死，相传他也是中国古代医学的开创者之一。 相比古希腊医学体系的四体液学说及古印度吠陀医学的三体液学说，我们对五行学说显然更为熟悉。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公元前200~300年）明确地将五行视作宇宙间的普遍规律，所谓“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 这三种不同起源和传承的古代医学，居然有着如此相似的哲学内核，不禁让人感慨英雄所见略同。 如果说在希波克拉底、盖伦时代，中国的医学水平还与西方难分高下的话，那么自维萨里之后，中国医学至少在理论层面，已经被远远抛在后面了（医疗实践效果方面，一直到此时仍然半斤八两）。 但我们也曾有过解剖人体的探索，为什么就没能出现合乎客观实际的解剖学呢？比如《黄帝内经》中有如下记载：
除了这样经典记述之外，故纸堆中还有一些零散的记录，摘录如下：
再晚近一些的清道光年间王清任（1768-1831）的《医林改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解剖学的巅峰之作，其书中所绘的解剖图，与维萨里（1514 -1564）相比，也是惨不忍睹。 （《医林改错》插图） 《人体的构造》插图 王清任出生时，维萨里早故去204年矣。 现代医学受惠于维萨里之解剖学甚多，但也有人认为受惠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拉斐尔等人更多，倘若没有这些艺术家所拥有的复杂的画技，利用透视法表现人体，维萨里又如何精确地记录其研究呢？中国解剖学的落后，又何尝没有画艺落后这一原因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哈维提出确切的血液循环学说之前，中国古人也产生过血液是循环的这一萌芽思想，《黄帝内经》中有如下记载：
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令人惊艳的洞见，至少比盖伦的血液潮汐学说更接近客观实际，但若与哈维相较，则仍属于玄妙的哲思，而非基于精确实验缜密思考之后的科学结论。因此，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中国人提出血液循环学说比哈维早了1500多年，多少有一点偷换概念自欺欺人。 1957年德国医学博士Felix Boenheim写成了一本书《黄帝内经与哈维的血液循环学说》，世人方知中国早有这种萌芽思想。 但若说文艺复兴时期医学研究理性传统的复苏和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中国毫无关系，也不是事实，至少当时若无印刷术的普及，维萨里及哈维对医学进步的影响恐怕是要大受影响的。 以当时的职业划分，无论维萨里还是哈维，其实都算解剖学家，更确切一点儿说，哈维算动态解剖学家，开创了生理学研究的先河，虽然他们同时也都有外科医生的身份，但若论这一时期对外科治疗学方面的直接贡献，则非法国外科大师巴累（Ambroise Pare，1510-1590）莫属。从巴累开始，有关外科的故事，开始逐渐精彩起来。 关于巴累的故事，请看下集《手术基石》 （这部纪录片来之不易，凡是央视官微发布的海报以及腾讯视频发布的相关小短片，各位打算写文章讨论的小伙伴，都可以取用以作配图，这是一个难得的教育我们周围朋友的机会，各位能写会画能说会道的，都动起来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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