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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307 吉金耀采——中国历代铜器展 吉金耀采，是台北故宫的青铜器常设展厅，展示从商到汉的铜器，夏至战国中期为中国的青铜时代，这个时期的铜器用途多样，既有礼器又有兵器及日常用品。自铁器和陶瓷技术逐渐成熟后，铜器的地位被取代，因此汉代以后铜器主要是做为铜镜及钱币。 这个展区的青铜器可以说虽然具有一定水准，但稍嫌不足，这是因为1949后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已与台北故宫无缘，而今天许多重要的青铜器发现是在1949以后，如曾侯乙墓、三星堆、二里头、陶寺。至于像殷墟这种在1949以前已出土的则是放在中研院。因此单纯以青铜器来讲，台北故宫比不上北京国家博物馆。但仍是有不少精品在这裡，不过台北故宫青铜器中最重要的毛公鼎并不在这个展区，而是在展区之外独立展出。 中国青铜时代开始于夏代晚期（约西元前十七世纪初），历经商、西周、至东周，前后一千五百年左右。秦、汉以后铁器兴起，但铜器仍沿用不替。 珍贵的青铜铸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除了部分用来铸造兵器、乐器外，主要铸成祭祀容器，以盛装祭品、献祭祖先，祈求家族生命之绵延不绝；而经由祀典中礼器陈设的多寡，也突显了贵族的身分与阶级。铜器，是构成商周贵族社会中最重要的礼器。 商周时代（公元前1600-220）是中华文化建构的重要时代。政治上，由政权与神权合一，转为礼教和人文意识之觉醒；物质上，青铜冶铸的发达，开启了礼兵器用的新纪元；工艺技术的突破，促成了百业的勃兴；精神上，将国之大事“祀”与“戎”，透过铜器的造型与纹饰，寄託对天神祖先的敬畏和心灵的沟通，也经由“铭文”的铸刻，实录了当时祭飨、征伐、赏赐、册命等场景。 青铜文明，在钟鼎彝器的礼与乐中赞扬；在立功祭祖的“祀与戎”中颂赞，在周人范铸纪铭的“其命维新”与“郁郁周文”里娓娓诉说；历经东周繁华绚丽的新阶段；到秦汉的统一，铜器虽逐步退出礼制的中心，却转化成为一种典型，更加的深入思想、文化的底蕴，而中华文化之美，即深藏在此一器一物之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商代青铜器 商 蟠龙纹盘 高16.3公分，口径43公分，腹深7.5公分，足高8.2公分，重5240公克 盘面蜷伏一龙，龙首正居盘心，突起於盘面，为晚商典型的兽面；盘面边缘则环绕以夔纹、鸟纹、鱼纹，整体风格庄重古雅。在铸造痕迹的遗存方面，圈足内部与器底相接处有六条加强筋，以加固强圈足与器底的接合。圈足上有三个方孔，正与范线位置相应。考古资料显示，商代墓葬中以盘、盂等大型水器陪葬并不普遍，尤其此器盘面又装饰着庄严的龙纹，应该是等级较高的贵族才享有的陪葬品。 商晚期 铜倗祖丁鼎 高85.5 cm，重94.65 kg 倗祖丁鼎是商末周初盛行的大型蹄足鼎，应是在商周之际特殊礼仪活动中的盛食祭器。颈部饰带状兽面纹一道，柱足兽面纹作高浮凋獠牙狰狞状，亦是此期兽面纹样的典范。铭文三字，是族徽与亲属称谓的组合，乃早期彝铭的通例。鼎重94.65公斤，是本院最重的器物，原置于清宫养心殿门厅。鼎彝重器、邦国至宝，倗祖丁鼎确可当之而无憾。 商晚期 铜乳丁纹羊首罍 高37.3 cm，口径 31.3 cm 罍为大型盛酒器。此器体态宏伟，纹饰丰富多姿，四个高浮凋的羊首、间隔以扁平的立鸟，腹部的乳钉雷纹、繁丽突点与钩状棱嵴，一起营造出视觉的强烈张力。全器造型与诸多装饰特徵，虽具有商文化中心区的青铜器特徵，却又透露着商代中原作风与南方装饰手法的完美结合。器身身厚底薄，亦为某些南方铜器的区域特性。！ 商代晚期 嵌绿松石兽面纹钺 长20公分，刃宽13.5公分 钺的内部镶嵌精致的绿松石，显示持有者的尊贵。为仪仗礼器，非实战使用之兵器金文，人持钺形。 商晚期 兽面纹盂 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距今3400~3100年。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小屯村及其周围，面积约24平方公里。在殷墟发现的众多墓葬和遗址中，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出土文物多而精美。 殷墟时期 亚丑方簋 高20.7公分，径11.9*17.6公分，重4945公克 亚丑铸器多次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学者或以为即《左传》之薄姑氏，晚商时极盛，至西周早期为成王所灭。存世具铭之亚丑铸器，约四成为方形器，与妇好墓所出方尊、方彝、方罍、方缶、方壶、方斝及方鼎，共同建构起晚商铜器造型之绚烂异彩。本器时代属殷代晚期，因有铭文“亚丑”二字，故名曰“亚丑方簋”，器身装 饰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由六道上下三段的高耸棱脊均匀分割，最特别的是两耳作立雕鸟兽形：侧视如冠羽长卷之立鸟伸展、俯视则如一大口侈张的兽面将鸟头啖入嘴中，极其生动憾人。 方簋原藏于北京景山的寿皇殿。 殷墟时期 亚丑杞妇卣 盖里中间及器底中央同铭各四字“亚丑杞妇”。
前流後尾有盖平底无柱「角」。全身满装密集细线浅浮雕兽面纹，器腹中间上有浮雕兽首，口下吐出长条状如兽「舌」，上饰有细钩纹排列。此舌形且见於器腹两面交接处的两端。器盖前有高浮雕叶形耳兽首，耳上满装纹饰，亦为细线浅浮雕的云雷纹，中间有近似「兽舌」装饰者，中间有一环钮，便於提举。器上有兽首，阴与盖腹内有铭文三字，乃亚丑族祭祀父丙者。
殷墟中、晚期 兽面纹觚 高31.7cm 口径17.2cm 脰饰蕉叶兽面纹及蚕纹;腹饰兽面纹;足饰俯首夔纹及兽面纹:主体花纹鼓出器表，有雷纹衬底，腹与足各有稜脊背四条。高圈足、口缘极外张，形制纹饰与西北冈M2046，R1045，R1046近。
殷墟时期 爵
浅腹高足扁足鼎。腹饰兽面纹，扁足饰直立的鸟纹，除鸟冠平贴器底，馀则呈立雕直立式。鸟眼及鸟眉经精细描绘，立雕的鸟一侧范线沿鸟喙而下，部位与器身一致。另一侧则在鸟背。与器身应是一次铸接的。铭文「析子孙父乙」在器壁，部位与一足相对应。
商晚期 嵌绿松石兽面纹匕
商末周初 铜亚丑方尊 高39.1 cm
西周早期 宁戈父丁盉 西周早期 铜凤纹方座簋 通高27.2 cm，腹深11.6 cm，口径22.6 cm，方座高10.4 cm，宽18.5 cm 簋与鼎，是青铜礼器中重要的盛食器组合，鼎用以盛肉，簋则盛黍稷稻粱。方座簋盛行于西周初早期（约西元前1050-950年左右），型制多样，纹饰富丽，可作为西周礼制重食文化之代表。此簋以大量的牛头装饰鋬把与方座之四隅，是西周初早期武王、成王时在周王畿附近（今宝鸡市一带）流行的铜礼器造型，宏富壮美，颇能透显周初的开国气象。簋下附加方座、增益器体高度，以及簋身突出的四个大附耳与下垂长珥，为周初新簋制的最大特色。
西周早期 双龙纹簋 圆腹圈足缩口以上承器盖，器身侧出双半环耳，双耳下有垂珥，腹底有铭文"作宝簋"三字。本件器物造型十分特殊，盖与器的纹饰连成一体，为双龙蟠绕。器盖为两龙首，分别为柱状角与锥状角，装饰着菱格纹的身躯则蟠绕于碗形器身，显现出商末周初的创新与巧思。足部则以夔纹装饰。
西周早期 康侯方鼎 器口呈长方形，腹浅足长，器身饰兽面纹，其上饰目雷纹，有八道棱脊，足饰蝉纹，形制庄重，内壁有铭文：“康侯丰作宝尊”，纪录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丰，受封为康侯。自作宝尊，以祀宗庙。铭文中的尊含有礼器的意思。
西周早期 御正卫簋 通高12.2、口径18.4、腹深10.5厘米，重1.755公斤。侈口束颈，口下饰回首卷尾夔纹。鼓腹，圈足外侈，兽首附耳，下有方形垂珥。 铭文4行23字。【铭文】隹（唯）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用乍（作）父戊（尊）彝。
西周早期 蟠龙兽面纹盉（左）、 尹直卣（右） 蟠龙兽面纹盉 通高32.1厘米。 内有铭文“尹直作父辛尊彝，亚俞”。横切面为椭圆，上接提梁，提梁两端饰牛首，有双巨角，器腹两面各饰兽面，双目处腹壁向内凹，提梁饰蝉纹，旧藏清奉天行宫。
西周早期 卯邲甗 上面有两行七字的铭文：雔卯邲作母戊彝。
西周早中期之际 铜服方尊 口（外）径19.7 cm，高22.6 cm，底径11.2 X 10.8 cm，腹围50.3 cm，腹深17.5 cm 服方尊原藏于清宫内府，製作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时期。和传统方尊的形制相比，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器腹两侧有向上延伸弯转的象鼻形双耳，是相当罕见的设计。铸铭三行十四字：「服肇夙夕明享，作文考日辛宝尊彝。」大意是说本器主人「服」为了纪念先父「日辛」而铸製此件宗庙礼器，用以早晚向先祖献祭酒食。 西周 祖乙尊 高34.5公分，口径25.6公分，底径16.9公分，腹围54.4公分，重5725克。 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筒状尊，四面有稜，通体饰兽面纹及夔龙纹，腹部两兽面之眉、耳、下唇均翘起於外，两耳各饰一鸟纹。这是西周早期流行的大口筒状尊，呈叁段式，侈口、腹微鼓、高圈足，近地有折缘，通体四方作四道透雕扉棱。口缘外壁饰尖叶形简化倒立夔纹，其下为卷尾夔龙纹，腹部正反面均饰巨形兽面，双目、双角、双耳与嘴角獠牙均耸扬出器表，形象森然，挺立的鼻梁取代扉棱，更赋予兽面立体的威势。腹下作二道弦纹与高圈足相隔，其下则饰曲角兽面纹，全尊庄严雄奇，华美富丽。与此形制相近的尚有成王时的“何尊”，昭王的“旂尊”，及同为西周早期的“商尊”，均极精美，为一时铜尊的首选。铭文二行六字，纪录某人为其祖父乙铸作此宝贵的祭器。
西周中期 师汤父鼎 通高21.8、腹深13.5、口径26厘米，重5.9公斤。 窄沿方唇，下腹向外倾垂，底微外鼓，双立耳，三个蹄足，颈饰长鸟纹，腹饰变形垂冠大凤鸟纹。足上部饰浮雕兽面。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54字。师汤父因而铸作祭祀父亲毛叔的宝鼎，并希望其子孙万年永宝用之。
西周中期 县改簋 可以验证“礼云玉帛”的贵族礼制。
西周中期 井季世尊 器身所饰大卷尾凤鸟纹，为西周中期穆王左右兴起的崭新纹饰。
西周中期 伯定盉 盖器同铭，但书风迥异：一承西周早期之清劲、一开中期之婉秀。此承先启后的过渡书体，恰同出于一器之中，证明书范有二人，且代表新旧两种书风的交替。 口沿下及盖各饰凤纹一道，流饰蝉纹及窃曲纹，牺首作鋬，上有龟形环与盖相连，口呈椭方形，侈口长颈，溜肩，浅分裆，四柱足，肩的一侧有管状流。另一侧有兽首鋬，盖呈球面形，上有半环钮，一侧有小钮以链条与鋬相连。盖沿和器颈均饰云雷纹填地的鸟纹。
西周中期 夷曰匜 通盖高19.6厘米，腹深9厘米，长27.2厘米。 匜四足，盖上兽首铸造极精。
通盖高41.2厘米，深18.6厘米，口径14.1厘米，底径21.8厘米。器盖铭文相同，各为41字，盖铭在盖内及口沿外一圈，器铭在口沿内侧，计十行。器身作圆形，圈形足。旁边有双兽耳套环。盖鼎作八瓣冠状，向外撇，盖沿饰窃曲纹一道。盖顶饰双蟠龙纹。器口及腹均饰环带纹，颈饰窃曲纹，足饰垂鳞纹一周。
西周晚期 铜散氏盘 口径54.6 cm，高20.6 cm，腹深9.8 cm，底径41.4 cm 散氏盘于清康熙年间出土，嘉庆十四年仁宗五十大寿，散氏盘是贡入宫中的寿礼，从此成为内府重器。盘内共铸铭三五０字，记述西周时夨国向散氏转让田地的过程。起因是夨国侵犯了散邑，所以用田地来赔偿散，铭文详细记述踏勘田界的路綫。此铭是《周礼?秋官?司寇》中「书于宗彝」的「治地之约」之实例，是考察西周土地契约制度的珍贵材料。
西周晚期 颂壶 壶为盛酒之器。青铜礼器中的壶自商至春秋、战国，一脉沿续，制作未曾中断过。颂壶因作器者为“颂”而得名。形制庄重、纹饰瑰丽，腹呈椭方形，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此类形制硕大的方壶流行於西周晚期。器身上的花纹以环带纹、蛟龙纹为饰，圈足与壶盖则饰垂鳞纹及窃曲纹。西周晚期青铜器上的花纹一反主轴中线、两两对称的铺排，而喜用连续环接的纹饰。 颂壶口沿内环壁上及盖口外壁四周铸铭151字，两处铭文的内容相同，记录着“颂”接受周王册命掌管成周洛阳仓库此一职务的过程。而这件壶则是典礼完成後，“颂”为颂扬天子的美意，及荣耀先父母龚叔、龚姒，表达未尽的孝思，并祈求家国康乐大福、周王万年长命而作。 颂壶铭文对西周的册命典礼记载详备，可以和《左传》僖公28年传等文献上所叙，互相印证；“颂”纪念父母，这种慎终追远、父母同祀的情况，亦可以和《礼记·祭义》所言互相印证，所以颂壶为研究西周礼制的重要史料。
西周晚期 颂鼎
西周晚期 史颂簋
西周晚期 鄂侯簋 簋是用来盛黍的大碗，有宽而深的腹，下有圈足，两侧有供人持拿的耳。
西周晚期 大鼎 通高31.6厘米，口径38厘米。内壁铸铭文8行82字。铸作铜器以志天子美意殊荣，并以祭祀父亲己伯，希望子孙永宝。
西周晚期 乐季献盨（xǔ） 乐季献盨由簋演变而来的新器类----盨，与瓦纹器身，是西周中晚期的“维新”。 盨：古代盛食物的铜器，椭圆口，有盖，两耳，圈足或四足。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礼器或食具。由圈足簋发展而来，用途相同。
西周 追簋 盖器同铭，各铸7行60字： 追虔夙夕厥死事，天子多赐追休。追敢对天子扬，用作朕皇祖 考尊簋。用享孝于前 文人，用祈介眉寿永令，畯臣天子，霝终。追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鲁伯大父簋 此器旧藏于沈阳故宫，为传世鲁国铜器。腹内铭文三行十九字。
春秋中期 子犯和钟1-12 这套编钟成组八件，各有刻铭，连读共132字，记载的就是著名的春秋故事晋文公重耳流亡十九年后返晋掌权，及晋楚城濮之战等重要史实。作器者是子犯，即晋文公之舅父狐偃。
春秋中期 蟠虺纹鼎 是变形前的典型秦式鼎
春秋中期 蟠夔纹匜
春秋 鉤兽形纹簋
春秋中期 国差甔([dān]) 敛口，短颈，阔唇，底圆近平。上腹壁饰四个兽面铺首衔环。唇口有一字，肩饰铭文十行五十二字。记国差主政时期工师铸此器之事。
西周晚期 铜人足兽鋬匜 高24.5 cm，口径17.1 X 34.2 cm，重5.2 kg 「匜」与「盘」是古代行盥礼的必备礼器：受洗者双手置于「盘」上，侍者以「匜」装水，从上方浇于受洗者双手。「匜」的器身大多宽广有如水瓢，一侧有流，以便倒水，另一侧有把手，方便持拿。本器把手如龙，而最特殊的是器底的四足，为双手交握的小人，似为异族僕役者，在青铜器中较为罕见。以人形作器足的风气，大约盛行于西周晚期，延续至西汉。
春秋中期 宽儿鼎 通高27.1厘米，口径19.9厘米，铭文大意“在某年八月上旬吉日壬申这一天，苏公的孙子宽儿，特地选择吉金铜料，铸作祭飨的礼器，祈求自己能长寿无期，子子孙孙永远保有用之”。
战国 兽首盉（前）、春秋中晚期 螭耳羽人足（金和）（后排右）、春秋晚期 鸟兽盖（金和）（后排左）（“金和”一个字）
战国 鹰首带流杯
战国时期 狩猎纹壶 全器装饰以浮雕之图像纹，颈部为鸟衔蛇，肩部带翅膀的神人，腹部则饰以块状的人兽相博，下腹间以勾联云雷纹。壶形则为战国早期以来流行之鼓腹壶，造型简单，仅在肩部两侧贴附兽首衔环。由于这类图像纹以狩猎纹出现最早，且出土于中国北方，因此推测图画式的装饰意念可能与游牧民族有关，尤与岩画风格有相近之处。
战国早期 狩猎纹鈁
战国早期 狩猎纹缶
战国早期 铜曾姬壶一对 通高78.3 cm 曾姬壶一对，为带盖垂腹圆角方壶形式，体积巨大，气势雄浑。传为民国二十一年安徽寿县出土器。两器器口内壁铸有相同铭文，内容记述楚王来自曾国的夫人，过世后归葬于漾陵，希望后世子孙保存使用这件器物。此铭内容奇特，长年来为学者竞相研究考释的对象。其富于韵律的词句，宛如一首悠远的古诗，在两周金文中又尤为特别。
战国早期 鸟首兽尊 动物造型的酒器，鸟首可取下加酒，鸟喙可开关以注酒，器身饰羽翅纹。
战国 兽带纹鑑
战国中期 嵌松绿石金属丝牺尊 牺尊高28.5厘米，重5.21公斤 工艺上各类金属材质与松绿石的综合运用，搭配器形变化，构成了青铜艺术的一个高潮。背部有盖，可以打开合上；口部有流孔，可以把酒倒出来。牺尊的粗脖子上镶了一圈金环带，眉眼嵌有松绿石和孔雀石，通体装饰有斜角云纹，还有金银镶嵌。牺尊的体形圆浑、细致而生动，有如一尊神兽。
战国早期 鎏金三牺鼎
战国中期 包金带钩
战国 鸟纹扁壶
战国初期
战国中期 陈侯午敦 陈午即田齐桓公，田氏代齐以后的第三位齐国国君，祖上为陈厉公之子陈完（古陈、田同音，故又作田）。谥号“齐桓公”，因与“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小白相同，故史称“田齐桓公”或“齐桓公午”。有传世的陈侯午敦、陈侯午簋。器内底有划线界隔的铭文八行，共三十六字，记述了陈侯午用各诸侯所献青铜为其先母孝大妃作敦之事。
春秋战国 杖首
春秋战国 鎏金嵌宝石带钩 包金带钩
魏晋以前古人席地而坐，即坐在铺在地面的草席之上。王室贵胄之家，备有低矮的床榻，上面也要铺席。有的床上置帷帐，帷帐四角也常用镇来压住。春秋战国时就有实物遗存。动物形铜镇造型都非常生动，构图也很紧凑，动物常作蜷缩状，以保持席镇半球形状，堪称一件件精巧的工艺品。
秦朝 秦量 这就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颁布的官制度量衡铜器，用以确订制度。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百姓）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控制）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一之。在秦始皇在为第二十六年终于统一各国诸侯，百姓得到安宁，建立尊号为皇帝。于是诏示丞相，制定标准的度量，使不统一、有疑问的，都能明确划一。
应该是重量的标准器。
官玺 姓名玺 箴言玺 吉语玺
东汉青铜器
汉代 佳镜 镜背中央圆钮，四周饰以规矩、乳钉、四灵、仙人等图像，并有一圈吉祥文。 此镜于清朝时著入《宁寿续鑑》，保存于製作精巧的镜匣内。
东汉 铜博山炉（左）、铜鎏金山纹兽足樽（右） 高19.6公分，重2.89公斤 “樽”同“尊”是汉代主要的盛酒器，制作、装饰颇多讲究者。此器器表鎏金，环器外饰以神山、瑞兽、羽人（仙人）等图像，表现汉代人喜见的极乐世界。 铜博山炉 汉代焚香器物品种繁多，形态各异。博山炉恰是熏香文化发展到特定阶段与社会精神信仰结合的产物。博山炉相较于早期豆式香炉炉体加深，适合放置更多的香料，上部高而尖的山峦形炉盖，点缀其上的细小出烟孔，可使烟气慢慢散发，形成山峦云烟环绕的氛围，如同仙境，下面的承盘为圆形，盘中放水，一方面有助于香气的散发，另一方面有专家猜测象征大海，与炉体象征的海上仙山相呼应。这种造型特点正与汉代谶纬神学和羽化升仙思想相契合，是古人精神追求在生活器具上的生动体现。 汉代出土的带铭文博山炉中，多以熏炉命名；汉代文献中也没有见到“博山炉”的名称。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汉代，“博山炉”这一称谓还未明确，与普通熏炉一样，统称为“香炉”、“薰”、“薰炉”等。有关“博山炉”名称的最早记载是晋代葛洪所著的《西京杂记》。
汉代 青铜展柜
汉 蒜头口素瓶 高28.5公分，重18公斤 蒜头壶源出陜西秦地 自战国经秦迄西汉盛行常见为直颈圆腹曲颈圆腹与直颈扁壶则较少见。
汉代 青铜器
新莽 铜嘉量 通高25.6 cm，口径34 cm 王莽新朝以「复古改制」着名，嘉量便是在新朝始建国元年（9 C.E.），根据《周礼》所製作的标准量器。全器的五个量体上各以一篇铭文说明其尺寸、量值及容积计算方法，可知量体间的关係（分别是“斛（hú），斗，升，合（gě），龠（yuè）”五种容积单位。在其上的铭文说明了尺寸，量值方法，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这其中便能看出当时的古人已经发现了十进制的便捷，并推广运用。），也因此可据以考定音律、以及西汉时圆周率的精度已细密至3.1566。新莽时期颁佈天下郡国的嘉量，仅此一完整器存世，乃当之无愧的国宝。
各种灯具
汉 圣德行灯 铜行灯，古代灯具。多汉代遗物。灯盘敞口，直壁，平底，口径在10厘米左右，中心常立一烛钎，盘壁外侧有一扁平鋬，底作三蹄足。传世铜灯中有自铭“行镫”的。结合出土资料推断，行灯的流行期，主要是在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中期。 打开可以照明，盖上便于携带。 打开可以照明，盖上便于携带。 上面有几只灵猴在攀爬。 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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