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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琵琶飞天见敦煌莫高窟112窟的《伎乐图》中，为该窟《西方净土变》的一部分，伎乐天伴随着仙乐翩翩起舞，举足旋身，创造了反弹琵琶的绝技造型。 可以说，反弹琵琶飞天是敦煌壁画中艺术表现手法最具特点的画面，也代表了敦煌壁画较高的艺术水准。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富有浪漫色彩的经典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则从另一个角度塑造了具有活生生人的体温的反弹琵琶经典形象。 《丝路花雨》诞生于20世纪7 0年代，以举世闻名的敦煌壁画和丝绸之路为题材，描绘了敦煌画工“神笔”张和英娘，以及波斯商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动人故事。《丝路花雨》以富有表现力的舞姿、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将瑰丽多彩的敦煌壁画搬上舞台，形象地再现了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创造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让观者宛如置身于充满传奇色彩的丝绸之路上。 《丝路花雨》女主角英娘反弹琵琶飞天的造型，把东方女性的优雅妩媚之美，以美伦美幻的舞蹈形式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在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飞天是佛及菩萨的侍从，其主要职能是“娱佛”。 敦煌飞天总数接近6000身，每个时代的飞天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中可以看出外来飞天变身中国式飞天的发展轨迹。 飞天形象起源于印度，最初为强壮的男性。 飞天，佛教中天歌神与天乐神的化身，也是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这本是夫妻的一对男女，后来合为一体，不男不女，再后来就变成了女性的飞天。 敦煌早期北凉石窟中的飞天就是典型的男性形象，带有明显印度和西域风格特征。 到了北魏，飞天下身羽衣，上身赤裸，臂缠绸带。这就是王充《论衡》所云：“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的羽人？但羽人是依靠羽翼飞翔，飞天则是靠身上的长袖长巾凭空飞翔的。或许，这个飞天是羽人向飞天演变过程中的混合者？来自古印度的天人和中国本土的羽人，合而为一飞翔在莫高窟的天空。 和唐代的飞天相比，北魏的飞天缺少飘逸和灵动，但略显木纳的北魏飞天更多了一些纯真和质朴。 早期敦煌飞天多画在窟顶平棋岔角处，佛龛上沿和本生故事画主体人物的近旁，或用做窟顶藻井的装饰。这时的飞天有着显著西域民族的特色，肤色黑，粗犷健硕的身躯，直鼻大眼，虽然衣带环绕，依然让人觉得这是即将跳一曲战舞的乐伎，蒙昧之气未消。 隋代是莫高窟壁画飞天最多的一个朝代，也是莫高窟飞天种类最多、姿态最丰富的一个朝代。 第427窟是隋代洞窟，四壁上飞天沿天宫栏墙之上绕窟一周，共计一百零八身。 一百零八身窈窕飞天，皆头戴宝冠，上体半裸，项饰璎珞，手带环镯，长裙彩带飘飘，逆风飞翔。有的手捧莲花，有的手执花盘，有的扬手散花，箜篌、琵琶、横笛、竖琴等乐器同奏，一时间，飞天四周，落花打着旋儿，云朵悬在空中。 一幅人间天堂的景象。 可以看出，隋代洞窟已经完全摆脱西域飞天的影响，而以中原女性形象取而代之，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一改最初依靠双臂挥动略显笨拙的飞行姿态，而是彩带、祥云、花瓣飘洒，成群结队的飞了起来。 这一时期，已经完全女性化了的飞天，换身唐装，衣袂飘飘，绸带一甩，花瓣一撒，接着飞。 唐代飞天姿态舒展，服饰华丽，达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飞天用舒展飘逸的绸带，颠覆了西方天使带翅膀的传统形象。因此，有人说，敦煌艺术是“飘带的艺术”。唐代飞天进入最完美的阶段。 仙风吹拂，飞天发髻越来越高，昂首散花，衣裙飘带随风舒展，亦如大唐帝国绚烂的彩虹。 莫高窟492个有壁画的洞窟中，其中有270个洞窟绘制了飞天。舞蹈演奏者3400个，乐队500组，乐器4500多件，这个数量可以组成世界上最大的歌舞剧团和交响乐团。敦煌壁画里可以找到千百年间，中原和西域所有流行过的舞蹈样式。 盛大的乐舞场面，经变化中的乐舞形象，反映了隋、唐时期宫廷音乐的盛况。我们从《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中都可以找到影子。 敦煌反弹琵琶飞天形象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内的飞天乐伎形象如出一辙。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时，另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港远赴重洋。可以看出，作为佛教文化之一的飞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也传入了泉州。从年代上看，敦煌的飞天形象比泉州要早，泉州和敦煌的飞天，可以算作是一种文化认同吧。 据考证，反弹琵琶飞天形象所谓的“琵琶”，原是在马上演奏之乐器，本名“批把”，所谓“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至魏晋时才更名曰“琵琶”。 丝绸之路历史源远流长，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已经成为一种“亲善天使”的反弹琵琶飞天形象，在现阶段“一带一路”的宏观大背景下，必然被赋予新的价值与意义，继续乐舞蹁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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