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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七月天:衡山说衡(3)

 老鄧子 2019-07-01

【一】

七月的天空,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天空。

七月的南岳,我们来探讨衡器杆秤与衡文化的关系。

传说那年七月,一位叫轩辕黄帝的人,来到南岳衡山,精心制作“乾坤秤”,以此称量天下诸侯的功过是非。 

生活中每天离不开秤,它既是一种“知轻识重”的称量工具,又是权衡利弊的砝码。人们常以“权衡得失”“权衡利弊”“权衡轻重”来告诫自己或提醒别人行为处事要慎重考虑,善于比较,三思而行。这个“权衡”最初就是从杆秤演化而来的。

中国的杆秤亦称为“衡”,可以说是衡器的“鼻祖”。在《墨经》里就已经有了记载:在一根杠杆上安装吊绳作为支点,一端挂上重物,另一端挂上砝码或秤锤,就可以称量物体的重量。古代人称它为“权衡”或“衡器”。“权”就是砝码或秤锤,“衡”是指秤杆。《墨经》里把秤的支点到重物一端的距离称作“本”(今天通常称“重臂”),把支点到权一端的距离称作“标”(今天称“力臂”)。《墨经·经下》中说:第一,当重物和权相等而衡器平衡时,如果加重物在衡器的一端,重物端必定下垂;第二,如果因为加上重物而衡器平衡,那是本短标长的缘故;第三,如果在本短标长的衡器两端加上重量相等的物体,那么标端必下垂。(“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墨家在这里把杠杆平衡的各种情形都讨论了。他们既考虑了“本”和“标”相等的平衡,也考虑了“本”和“标”不相等的平衡;既注意到杠杆两端的力,也注意到力和作用点之间的距离大小。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定量的数字关系,但这些文字记述肯定是墨家亲身实验的结果,它比阿基米德发现杠杆原理要早约二百年。

“衡”作为器具的功能就是平,公平。据传,衡山上曾有黄帝乾坤秤:称钱称粮称黄金,秤秤招财进宝;称天称地称人生,秤秤一生平安。《荀子·礼论》:“衡诚县(悬)矣,则不可欺以轻重。”将其引申到礼的范畴。《淮南子·主术训》:“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平。”进一步将其引申到政治管理,形成政治平等观念。

且不说黄帝的乾坤秤,中国秤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就有了雏形,由秤盘、秤杆、秤砣组成。秤杆上的计量标志叫秤星,是由铜钉制成,为黄白二色,取天上星星之意。秤杆上第一颗星为“定盘星”,其作用是在不称重时,秤砣挂在定盘星的位置看秤是否保持平衡。千百年来,杆秤绝对可算作是华夏国粹。它制作轻巧、经典,使用也极为便利,作为商品流通的主要度量衡工具,活跃在大江南北。据考证,杆秤真正在中国广泛使用,是自南北朝开始的。流行中的秤杆为深褐色,由紫檀木等十分坚硬的木质刮制而成,安装秤钩的一端稍粗,另一端逐渐变细,两端都用铜皮包裹。秤杆稍粗的一端安装着可以灵活转动的秤钩子,稍后的位置依次穿过前后两根提绳,俗称“秤毫系”。杆秤的“秤毫”这个部件名称就是基于“明察秋毫”这个词,即约秤时要明察秋毫,决不可粗心大意。秤杆的上面和右面一侧等距离地镶嵌着白色或黄色的金属星点,来表示重量的刻度。这些像星星一样的金属星点,叫作“秤星”。

秤星中最重要的一颗处于毫系位置,叫作“定盘星”,秤砣系绳放在定盘星上,提起毫系,秤保持平衡。朱熹在《水调歌头·雪月雨相映》中写道:“记取渊冰语,莫错定盘星。”可见“定盘星”的重要。“定盘星”则被赋予了公平、正义的含义。

因此,“定盘星”是天地良心的定位。相当于法官和裁判,是专门主持公道、公平和公正的角色。古时衙门的房梁上会悬挂一个大秤砣(权),一方面象征国家法律的权威,另一方面提醒官员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要掌握轻重,要体现权衡的公正。有道是:“民不可欺,万众心头一杆秤;官非难做,一颗公字万般情”。

一根小小的木杆,一个秤砣,就可以精准地计量出各种物品的重量,一桩桩交易在秤砣与杆秤的此起彼伏间达成,堪称神奇。因此,制秤工被称为“百工之首”,在过去的年代里一度称得上是“金饭碗”。在民间,戥秤匠还被尊称为“戥秤官”,由需要置办杆秤的主人家包吃包住,因为民间把钉秤作为吉利而慎重的事情。

买卖公平是一切交易的起点和终点。“无商不尖”,是我国古老的经商典故,意指古人到米店买米,以升斗作量器,米面抹平给添头,是习俗;客人到布店扯布,足尺放三、加三放尺也是习俗,这是中国传统商家和气生财、童叟无欺的生意经。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秤杆平,万事行;秤杆翘,万事闹;秤杆低,有心机。韩国作家崔仁浩所著《商道》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即视财富如水一样平常,做人如秤一样公正刚直。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秤的深刻内涵,无论在经商行为中,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都应该恪守这种文化精髓。

杆秤结构简单,携带方便,以前家家户户都备有一杆秤,农副产品收获时要称一称产量,肉猪出售时要称一称重量,上街买卖时也要称一下货物的份量,每到夏至,民间还有称孩子体重的习俗,大概此时穿衣最少,最能反映出真实的体重吧。

【二】

度量衡,作为国之“规”,政之“矩”,均与衡山息息相关。

据考证,世界上最早的量具也出自南岳衡山。据《史记》大禹在南岳治水时的文字记载:“(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行,以开九州,通九道”。其中的“准”是古代用的水准器,“绳”则是一种测量距离、引画直线和定平用的工具,是最早的长度度量和定平工具之一。禹治水时,“左准绳”就是用“准”和“绳”来测量地势的高低,比较地势之间高低的差别。而“规”是校正圆形的用具;“矩”是古代画方形的用具,也就是曲尺。量具,在我国虞舜时期就已经投入广泛使用。

作为衡具的中国秤,在古代是16两为一斤。传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诏令李斯制定统一度量衡标准。李斯不敢擅自做主,又去请示秦始皇,不料秦始皇只回答了四个字“天下公平”。李斯灵机一动,就取了“天下公平”四个字的笔画——16为计量单位。

16两为一斤的文化含义还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来自于《汉·律历志》“四时乘四方之象也”,也就是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四时与东南西北四方相乘。由于此中包含自然定数,因此这种计量单位应该永恒不变。另一种说法为秤杆上16颗星与天上星象对应。从头到尾依次为南斗6星(天府星、天梁星、天机星、天同星、天相星、七杀星),北斗7星(天枢星、天璇星、天玑星、天权星、玉衡星、开阳星、摇光星),最后三星为福、禄、寿。此种说法与“定盘星”合为一体,表达一个完整的商业道德观念。

买卖双方必须公平、公正、公道,童叟无欺,绝不能缺斤短两。否则,少一两损福;少二两伤禄;少三两折寿。时至今日,这种道德理念仍影响甚深,广大民间就一直保留了这种说法。这种商业文化观念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稳固的心理暗示,买卖双方都不敢乱来。深圳东门商业步行街2003年3月9日竖起一杆10米高的铜杆秤,造价39万元,以杆秤作为城市雕塑作品放在商业街头的创意,其用意十分深刻。在交易的公平方面得到了保证,这就是杆秤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很自然,我们只要把这个长度折半,那称量的重物的重量就是半斤。问题就来了,如果采用十进制,半斤以下就要将刻度分为五等份。怎么来分?将一条线段五等分,在只有尺规的时代,这是一道高难度题目,能够掌握的工匠不多,即使在现在也很难。于是我们的先人以大智慧放弃了十进位制,创造了秤的等份法则:对折法。制秤的工匠只要把用来打线的墨绳,对折,对折,再对折,一共四次,就可以把一个1斤的单位长度等分为十六份,把用这十六分之一长度称量的重物命名为1两,于是一个十六进制的秤就诞生了。

十六进位制大大地简化了制作杆秤的难度,使得普通的工匠都能够制作,提高了制作的效率,而且也促进了秤的标准化、普及化、平民化,使秤像尺、斗一样,成为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工具。十六进制打破了十进位制的传统法则,不是以法则定方法,而是以方法定法则,以至简的技能破解了制秤的难题。没有十六进制,制秤可能就是一个高垄断性技术,整个社会将为它付出高昂成本。

有意思的是,我们祖先的称量法则,只在1斤这个单位里,斤两关系上采用十六进制,在斤以上和两以下都是十进位制。比如1两等于10钱,1钱等于10分,1分等于10厘,1厘等于10毫。这是古人的大智慧!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衡器与计量方式逐渐与西方接轨,中国秤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商业欺诈行为依然大行其道。如2019年全球最具商业道德企业公布,中国就只有来自香港的Connor一家上榜,值得深思呀!

衡文化倡导,为官的,就要像“定盘星”,主持公正,保持平衡;为民的,就要像“秤砣”,学会衡量,决定轻重;为商的,就要像“秤杆”,买卖公平,不短斤少两,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诚实守信,否则叫“奸商”。

【三】

据我国史书记载,在古代,人们最初判断长短、大小、轻重时,是靠自己的眼、手等感觉器官,后来发展到以身体的某一部分作标准,如“布手知尺,手棒为升,迈步定亩”等说法,说明当时人的手、脚是常用的度量衡工作具。后来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商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质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交换商品用的计量器具的准确要求越来越高,于是早期的度量衡就随着人类的需要而产生了。

就出土实物而言,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制造了小型的衡器——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环权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的铜衡杆,这种衡器即不同于天平也不同于后来的秤杆,但与不等臂天平类似。经过逐步演化的过程,衡杆的重臂缩短,力臂加长,也就成为了现代仍在使用的杆秤。  

在我国,度量衡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尚书·舜典》提到“同律度量衡”,《礼记·月令》更具体说“同度量,平权衡”。特别是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直接奠定了我国度量衡制度的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器具都有很大的发展,但量值不统一,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也不一致。如楚国的一升合今220ml,秦国的一升合今200ml,韩国的一升合今170ml,秦国的量器名称为升、斗、斛,齐国则叫豆、区、釜、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巩固其中央集权统治和发展经济,决定把战国时混乱的度量衡制度统一起来,于是颁发了统一度量衡制度的命令。制度规定:

度制:1引=10丈  1丈=10尺  1尺=10寸

量制:1斛=10斗  1斗=10升  1升=10合

衡制:1石=4钧   1钧=30斤  1斤=16两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统一度量衡”。

秦代还规定度量衡器具实行定期检定和严格的法制管理制度,规定每年秦历八月为检定度量衡器具的时间,因为这时温度比较适宜,而且比较稳定,有利于保证检定准确度,如斗、升的允许误差为5%以内,衡器的允差则为0.8%以内,如果超过规定范围仍在使用,就要罚以盔甲和盾牌(秦朝时的货币)。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制计量的文明古国。

秦朝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历朝历代基本上是沿用秦国的度量衡制度,但单位的大小和名称有所变动。到了唐朝和宋朝,我国的衡器发展日臻成熟,计量单位由“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改为“两、钱、分、厘、毫”十进位制。当时,宋朝主管皇家贡品库藏的官员刘承硅,鉴于当时一般的木杆秤计量精度只能精确到“钱”,还不能满足贵重物品的称量,经过潜心研制,在公元1004~1007年之间,创造发明了我国第一枚戥(děng)秤。经过测量,其戥杆重一钱(3.125克),长一尺二寸(400毫米),戥铊重六分(1.875克)。第一纽(初毫),起量五分(1.5625克),末量(最大称量)一钱半(4.69克);第二纽(中毫),末量一钱(3.125克);第三纽(末毫),末量五分(1.5625克)。这样的称量精度,在世界衡器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种戥秤设计精美,结构合理,分度值(测量精度)为一厘,相当于今天的31.25毫克。“戥子秤”其最大刻度为1两,多用于称量黄金和药品,称为“金衡”和“药衡”。

虽然杆秤的发明较早,并且两千多年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最早的秤却是在八百里衡山的长沙附近左家公山上战国时期楚墓中的天平。它是公元前四到三世纪的制品,是个等臂秤。不等臂秤可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使用了。古代中国人还发明了有两个支点的秤,俗称铢秤。使用这种秤,变动支点而不需要换秤杆就可以称量比较重的物体。这是中国人在衡器上的重大发明之一。

西方最古老的计量器具出土于中东和埃及。最古老衡器的残余物现在存放在英国伦敦博物馆,它是带红色石灰石制成的天平的衡梁,出自于约公元前2500年埃及第三王朝。约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的天平有了根本性的改进,并出现了在于支柱的悬臂杆固定在一起的悬挂铅锤,在天平横梁的中部还装有一根指针,秤盘为用线绳吊在天平横梁两头的蝶形物。在古希腊,早期的天平与埃及的天平很类似,他们也开创了衡器理论。公元前389-322年的阿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00年的欧几里德,公元前287-312年的阿几米德研究了等臂杠杆的平衡问题,天平的稳定性问题,天平的灵敏性于杠杆臂长的关系等问题。罗马人发明了比等臂天平更具有优点的游砣秤,并以“罗马快速秤”著称推广到世界各国。这种秤只需一个游砣就可根据杠杆臂比的大小来称量出比游砣质量大很多倍的被称重物,而等臂天平却需要配备于被称物等重的砝码。游砣秤具有称重快捷的特点,但它只能用于准确度不高的场合。

如今的秤种类五花八门,尤其是电子秤,不但称量快速,而且称、算一体,很受人们青睐,杆秤制作这种锱铢必较、毫厘必究的纯手工精细活,在先进、便捷的衡具层出不穷中逐渐难觅身影。但人们对杆秤的那份公信、那种敬畏却没有戛然而止。

不管是杆秤、天平、游砣秤、磅秤、吊车秤、弹簧秤还是电子秤,它们的核心价值都是一个大写的“衡”字。       

【四】

历史是一杆秤,文化是掂量的砣。

杆秤是中国传统度量衡三大件之一,也是公平、公正的象征,天地良心的标尺。杆秤不仅是一种衡量工具,还衍生出丰富多彩的“衡文化”。

“衡”的本义是天平。《论衡》一书为东汉思想家王充(27-97年)所作,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哲学文献。

民间有许多有关杆秤的习俗,建房上梁时,将秤锤悬挂在梁上,取“称心如意”的意思;乔迁之际,首先要搬入杆秤,然后再搬家具被褥等,有道是“有秤当家,家财兴发”;长辈们往往要教儿孙从小认识秤花(星),认为“不识秤花,难以当家”;孩子周岁时,桌子上常会放书、笔、尺、秤和算盘等物品,让孩子“抓阄”,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每逢过年,人们还会用红纸卷贴于杆秤头上,寓意“鸿运当头”;古代婚礼中,新郎官要用秤杆子挑起新娘子头上的红盖头布,秤杆在其中象征龙,新娘佩戴的凤冠霞帔象征凤,所以挑红盖头意思就是“—龙挑凤”“鸾凤和鸣”“龙凤呈祥”。在广大农村,每逢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之时,长辈们就要将大秤悬挂于堂前,以求神龙护佑,镇邪避灾。 

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说:“市肆谓砝码为招财童子,谓秤锤为公道老儿。”人们不仅把杆秤作为称量的器具,而且作为一种吉祥之物,称之为“当家财神”。

在传统文化中,有关中国秤的成语有“半斤八两”“斤斤计较”“秤平斗满”“称心如意” “绵裹秤锤”,等等。

有关中国秤的俗语“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形容两人天生是一对,关系亲密,引申为夫妻恩爱,难舍难分;“我心如秤”,表示自己处理事情极端公平。

有关中国秤的谚语“秤砣虽小压千斤”,比喻外表虽不引人注目,实际很起作用;不摸秤杆,不知秤砣重量;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莫学张飞卖秤砣,强卖硬搭难立脚;等等。

有关中国秤的歇后语有瞎子称秤——没放在心(星)上;卖花生的不用秤——估堆;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老鼠爬秤钩——自己称自己;心坎上挂秤砣——沉重,等等。

有关中国秤的谜语有天地之间有杆秤(打一成语)——宽宏大量;那秤砣是老百姓(打一国际名词)——全民公决;水面上秤砣浮(打一常用俗语)——重在表现;平稳的天平秤(打一成语)——恰如其分,等等。短小精悍,生动诙谐,耐人寻味。   

由是观之,

杆秤,是原则、制度、规则和人情的有机统一;

杆秤,是相对、和谐、公平和公德的完美表达;

杆秤,是标准性、制度性、原则性的逻辑辩证;

杆秤,是适度性、灵活性、中庸性的哲学实践。

“衡”,是一座山对这个宇宙生生世世、亘古不变的承诺!

上天给南岳衡山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特殊的灵魂,特殊的使命!

不管尘世如何喧嚣,

在七月里的衡山,我更愿意透过一杆秤,

凸显中国精神,展示中国形象,

传承中国文化,亮出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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