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基米德说，只要给他一根够长的棍子和一个支点，他就能把整个地球翘起来。其实，生命就如同跷跷板，一边是喜悦，另一边是苦楚；一边是对理想的憧憬，另一边是对现实的无奈；一边是有限的生理生命，另一边是无限的精神生命；也需要一个支点支撑起整个生命。我们在这个支点两边的追逐、来回、徘徊构成了我们对生命最原始的呐喊。 什么样的支点才能承受起我们整个生命的重量和追逐？米兰·昆德拉说，是爱情，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村上春树说，是“挪威的森林”，因为那是我们的精神栖息地；雨果说，是文明，因为他要用笔去完成拿破仑用铁骑也未能完成的统一欧洲的大业。我说，其实这个支点就在于我们生命两端的中点，例如现实承受着过去与未来的生命，例如日子承受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例如心理承受着理想与现实的无奈痛苦，例如…… 但怎样寻找放置这个支点的最佳位置，以让生命的跷跷板两边都得到平衡呢？米兰·昆德拉因为支撑不起“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只能逃避地“生活在别处”；王非因为对感情的失望，只好徘徊在“爱与痛的边缘”；就连流浪一生的“纯粹诗人”里尔克也万分急迫地追问道：“何处/呵/何处是居处/”。 其实，在里尔克诗意的田野之外，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把生命的本源和人的精神活动结合在一起：呐喊和挣扎是生命存在的方式。挣扎使生命的意义呈现出来，呐喊作为生活的原音，是生命的另一种语言。当然，这种语言并非是海德格尔一直批判的抽象概念或命题组合，也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地飘渺梦呓，它是一种既清澈分明又可言说的闪闪发光的境界，是对“生命存在”的追思。 生命的界限在于，我们永远在于生命这块跷跷板两边不断地升与降、进与退。只有一种生命属于我们，同时我们也在不停地向往、挣扎、追求另一种生命的形式。生命可以波动，可以平淡，可以反叛，但生命无法脱离这个支点。 生命不朽。不朽在于呐喊。生命的呐喊由此谱成了人类文明中最让人刻骨铭心的乐章。鲁迅的《呐喊》、杰克·伦敦的《旷野里的呼唤》、余杰的《铁屋里的呐喊》等这些无一不是对人的生物性与超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存在与文化所做的一种深刻的张力运动。他们把呐喊作为生命的一种语言，他们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人的存在之意义的呈现，构成了确立人类定义的最伟大的尝试。在这种尝试中，当生命以一种合理的姿态想征服他们，迫使他们在现实面前跪伏时，他们用自己的喉咙喊出了对生命的反抗，成为了时代最有力的声音。因为，就生命的呐喊本身而言，有着很多很多永恒的价值。 生命，就是这么一块跷跷板，用支点撑起来的跷跷板。 呐喊作为对生命的语言，是无限精神对有限生命的追问与反思。 生命的美丽，有时恰恰在于一种坚忍不拔的承受和对生活最原始的呐喊。(亚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