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人早在北宋时就以善于经商名闻于世，周淙在《乾道临安志》中说杭州人“善于图利”，“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欧阳修《有美堂记》则说杭州“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南宋建都杭州以后，临安成为全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奔赴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都会来淘金，于是城中从事商业经营的人数日趋庞大。据时人记载，临安有四百十四行，每行大约数十至百户。其中城区从事工商业的户数有4万余家。一家以5口计，则达20多万人。这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远非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唐代长安、北宋东京所能望其项背。另据《马可波罗行纪》所说，杭州“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 经商在过去为士大夫们所不屑，唐代甚至还有士大夫家婢女以主人与商人接触为可耻的传说，但在宋代，商人则被士大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并积极投身到经商逐利的行列之中。据张氏《可书》记载： 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都城中的士子大多以卖酒醋为生，因此城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谚语：“若要富，守定行在卖酒醋。” 在当时，有的士子由于仕途不顺，转行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经营的，甚至有些还是学术上具有相当造诣的学者，如临安城中开经史书籍铺的陈起，就是一位在文学上颇有造诣的知名诗人。画家李东，在理宗时也曾在御街出售他画的《村田乐》《常酣图》之类的大众化画作。而各地来都城临安的举子们，也趁进京赶考的时机，顺便进行一些商业活动，赚一点路费补贴家用。《西湖老人繁胜录》就载： “遇补年，天下待补进士，都到京赴试。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都城万物皆可为信。” 吴自牧《梦粱录》也说： “此科举试三年一次，到省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买卖如市。俗语云：‘赶试官生活，应一时之需耳。’”  浙江博物馆藏南宋金叶子 即便是佛寺中的僧尼，也受到了全民经商之风的冲击，明目张胆地加入到商人、高利货者的行列中来。陆游《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一诗，就鞭挞了临安僧人嗜利经商的现象： “嗟我客上都，忽已见暮春。骑马出暗门，眯眼吹红尘。西湖商贾区，山僧多市人。谁令污泉石，只合加冠巾。黄冠更可憎，状与屠沽邻。齁齁酒肉气，吾辈何由亲。少须一哄散，境寂鸥自驯。” ← ← 南宋银铤 → → 南宋行在会子库 会子铜版  妇女经商的现象也很普遍。叶适就曾作诗歌颂一位开酒店的女掌柜—朱娘，他在诗中描述说：“忆昔剪茅长桥滨，朱娘酒店相为邻。自言三世充拍户，官抛万斛嗟长贫。母年七十儿亦老，有孙更与当垆否？后街新买双白泥，准拟设媒传归好。由来世事随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犹夜出，惊叹落月西南斜。桥水东流终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无复欢歌撩汝翁，回首尚疑帘影在。”由此可知，朱娘酒店位于西湖南山路的长桥旁边，至女掌柜朱娘时，已经三世了。 甚至太上皇也有经商盈利的嫌疑。据岳珂《桯史》卷八《袁孚论事》所载，宋高宗把皇位禅让给儿子孝宗后，孝宗穷天下之养以奉父亲，为其建造德寿宫，数倍大内，巧丽无匹。但太上皇仍不满足，在宫内设立小市，出售私酿的酒。为此，右正言袁孚向孝宗报告德寿宫私自卖酒，有违国家法律。太上皇赵构听后大怒。孝宗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召集大臣袁孚商议，说：“昨天太上皇听后大怒。宫中夜宴时，太上皇派人送来一壶酒，并在酒壶上御笔亲书‘德寿私酒’四字。”于是，这件事就此搁置不问了。 图片来源书籍 文章原名《全民皆商的都会》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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