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吉军：论南宋都城临安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

  南宋都城临安，在杭州、在中国、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就杭州来说，这一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也是杭州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日本有许多汉学家认为，南宋都城临安已发展到了可与西欧近世都城相比的高度文明水平。借用宫崎市定的话，即相当于“东方文艺复兴”时期。 而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 谢和耐(Prof．Jacques Gernet)更是在其所著、一本主要阐述南宋都城临安社会生活历史的著作中认为：“在蒙人入侵前夕，中国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人。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就中国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折点。就城市人口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城市 以各个城市最盛时期而言，汉长安为二十五万人，唐长安为六十多万人，北宋东京为一百四十万人左右，元大都八十八万人，明北京为八十四万人，清北京为七十六万人，而南宋临安的城市人口，据美国学者赵冈的深入研究，总人口应有二百五十万人左右。就世界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是无愧于世界之冠的特大城市。据学者统计，在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只有四个号称为巨型城市，而每个巨型城市的人口均不超过十万，它们是：佛罗伦萨九万人，米兰七点五万人，威尼斯九万人，热那亚八万人。

南宋都城临安在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方著名汉学家丹尼斯·埃尔文提出的“中世纪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上的革命”，施坚雅认为具有鲜明的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

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而伴随着这些变革而来的是：赋税和贸易日益钱币化了，商人的人数、财富和力量增长了，社会和官府轻视商业和商人阶级的态度缓和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革命中，临安极其活跃，极其出色。按施氏的话来说，即：“大城市变得更大了，城市人口大大增长了，城市体系的结合更紧密了；但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最重大的变化却是原为都邑的中心地的比例大为减少了。城市发展的这一特点，是一场不断推进着的革命的信号，这场革命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正因为如此，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将其列为“9—13世纪发生在中国的商业革命、城市革命的颇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

其城市规划对当时及明清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郭黛妲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认为，南宋临安的城市规划“已彻底打破了市坊区分的旧体制，吸取东京改革市坊规划制度的经验，按照城市发展新形势要求，进一步健全了市坊有机结合的新体制”。“由以往礼治为主、经济为辅的秩序，演变而为以经济要求为主、礼治为辅的新秩序”。“临安城市总体布局，形成以城为中心，结合周围一系列大小卫星市镇而组成的新的城镇结构形式”。“这种不同，正体现了规划制度的变革，表明适应封建后期社会经济形势要求的新规划制度，经过晚唐以来长时间的酝酿，至此已经成熟了”。

南宋时期的临安，城市建设El新月异。作为都城，南宋统治者对临安城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集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加以精心营造。经过诸帝一百多年的持续扩建和改建，至南宋末年，凤凰山周围九里之内，布满了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宫殿。“一时制画规模，悉与东京相埒”。规模之大，几乎与北宋东京城相仿了。统治者除在城内建造了规模庞大、豪华壮丽的皇城外，还在凤凰山左右翼陆续建造了太庙、景灵宫、万寿观、东太乙宫、郊坛等礼制建筑，并对临安府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御街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城市的范围也迅速扩大。据文献记载，杭州在建炎年间(1127— 1130)，“城之内外所向墟落，不复井邑。继大驾巡幸，驻跸吴会，以临浙江之潮，于是士民稍稍来归，商旅复业，通衢舍屋，渐就伦序。”到南宋末年时，城中已无空隙之地，“民居屋字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拥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时人周烽感慨地说道：“烽祖居钱唐后样街，第宅毁于陈通之乱，今韩蕲王府，其地也。尝见故老言：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楼殿相望，出涌金门，望九里松，极目更无障碍。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近人诗也。”

在城市管理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以城市防火为例，南宋中叶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和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织相类似”。 其于宁宗嘉定年问(12O8—1224)建立的专业消防队，同法国巴黎于1699年建立的第一个消防队相比，要早四百九十余年。此外，这里饮用水的供应和保护，生活垃圾的处理等，也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步。

西湖虽然在南宋定都临安之前，其山水胜景已经名闻遐迩，然而直至北宋时，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仍然不多，自然风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南宋定都临安以后，这种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西湖经过历朝统治者一百多年的不断修饰和逐渐充实，终于形成了一个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并重的风景区，这就是时人诗句中“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风景布局。相传当时有一从江西来的张秀才，骤见西湖而叹日：“美哉!奇哉!”旁人问他西湖好在哪里，他解释说：“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一幅着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西湖十景”的名目在南宋末年已经形成，当时文人极力加以描绘和赞咏。他们往往以此为景，创作山水画。一些诗人、词人也以此为题咏对象，赋诗吟唱，著名的有王洧《西湖十景》组诗及周密的《木兰花慢·西湖十景》词。有鉴于此，时人吴自牧在其所著的《梦粱录》卷一二《西湖》中感叹道：

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豫渔庄、清波聚景、长桥庆乐、大佛、雷峰塔下小湖斋宫、甘园、南山南屏，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东坡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正谓是也。? ? 春则花柳争妍，夏则荷榴竞放，秋则桂子飘香，冬则梅花破玉，瑞雪飞瑶。四时之景不同，而赏心乐事者亦与之无穷矣。

南宋临安西湖这种“山外青山楼外楼”的风景布局一直延续至现在，成为今日杭州西湖风景区不同凡响的特色。

但这一时期的临安，与其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不如说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里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业高度繁荣，远远胜过北宋东京。对此，时人耐得翁《都城纪胜》序云：“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肆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倍也。”吴自牧在其所作的《梦粱录》一书中亦说：“盖因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具体来说，临安商业的繁荣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宋临安的商业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坊市制度，“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二是商品琳琅满目。这些商品既有本地所产的，也有来自海内外的。三是店铺的营业时间已完全突破了过去“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会，日人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的规定，而是“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而一些位于热闹区的饮食店，更是“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四是服务细致周到。商人们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十分注意服务的内容和质量。五是商人与工匠在临安的居民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人数约占城区居民总数的三成，达到了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最高水平，远非唐代长安、北宋东京所能望其项背。六是商税较之过去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时，仅临安府浙江场税额就十分接近杭州城熙宁十年(1O77)的税额；而北关(郭)镇则以十万余贯的巨额税远超之。而这也是北宋东京所无法相比的。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其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门类齐全。其中丝绸纺织、陶瓷、印刷、酿酒、造船、文具及军器等工业称雄全国。二是生产规模大。如负责军工生产的军器监及御前军器所，有工匠五六千人；专管皇宫日常用品生产的少府监和土木建筑的将作监，都辖有成千上万的工匠。三是分工细致。几乎每一类商品都有专门制作的作坊。《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可见行业分工已经到了极致。 

临安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可以说，南宋著名的文化人大多到过都城临安。李清照、朱熹、陆游、范成大、吕祖谦、陈亮、周必大、辛弃疾、文天祥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都城临安留下了许多作品，大大丰富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内涵。这里既有主管全国文化教育的最高机构— — 国子监，又有全国最高的学府—— 太学，最盛时有学员二千余名。此外，这里还有中央兴办的武学、宗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全国性学校。这些学校的设立，不仅促进了临安教育事业的繁荣，而且也使临安的学风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乡校、家塾、舍馆、书会等教育机构，“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书选者”。居民的文化程度也有了普遍的提高，史载“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真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据统计，南宋一代临安的进士达五百八十二人之多，朱淑真、张炎、汪元量、周密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杨辉是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陈沂、罗知悌、邢氏等人均是当时的名医，张九成、邓牧是知名的思想家，刘松年、夏圭、马远、李嵩、马和之、林椿等人则都是南宋著名画家。

这里的文化娱乐业更是十分发达。瓦舍数量、艺人人数和场所的硬件设施等方面，远远超过北宋东京，也是全国其他城市无法相匹的。就瓦舍数量来说，城内外总计有二十多处。从业人员更是众多。仅周密《武林旧事》卷四《乾淳教坊乐部》所载，教坊乐部各种著名艺人有四百六十九人；同书卷六《诸色伎艺人》载民间有名可考的著名艺人达百二十九人；两者合计九百九十八人。如果再加上不知名的及街头卖艺的百戏之人，则人数当在数千人。瓦舍中表演的节目“百戏杂陈”，名目繁多。据《梦梁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等书所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瓦舍中的“百戏伎艺”有六七十种。此外，娱乐性的体育竞技项目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武术、相扑、弈棋、龙舟竞渡、球类、投壶等。

南宋临安的音乐艺术较之北宋东京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乐种；二是乐器与器乐的发展；三是音乐理论的提高；四是音乐家辈出。中国古代的舞蹈技艺发展到南宋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峰，这在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舞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从这份极其珍贵的舞蹈史料中，就包括了手、袖、眼神、身段、步态和舞蹈队形等九类六十三项动态舞式。临安城中的舞蹈活动也非常频繁，民间舞蹈专业团体达数十个之多。舞蹈节目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这里的宗教也极其发达。是时，临安佛道之盛甲于天下。据《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载：“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不仅佛寺道观众多，而且僧侣道士的人数也极为庞大。如灵隐寺最盛时，寺僧多达一千七百余人；与灵隐寺齐名的上中下天竺三寺，僧人总数也在千人左右；净慈寺僧有千余人；集庆寺多达一千二百五十余人。这里是当时中国甚至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两书中论述了级数求和的问题，从而成为继北宋沈括之后在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人。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所列的各色各样的“纵横图”，是世界上对幻方的最早系统研究和记载。於潜县(今杭州临安)县令楼踌所绘制的《耕织图》，不仅详细地描绘了整个蚕桑丝织生产过程，而且还绘有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提花机图像。这种提花机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丝织生产工具，是南宋临安丝织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其时已经广泛使用的花木促成栽培法—— “堂花”(又作“塘花”)，是现代园艺业广泛使用的催花法。在火药研发方面，临安最为引人注目的发明有首次面世的烟火— — “水老鼠”和“地老鼠”，它们可以像老鼠那样蹿来蹿去，从尾部喷出火焰。水老鼠有固定的小滑板，能在池水和湖水上穿行；地老鼠则在地上燃放。此外，指南针在远洋航海中得到了普遍使用；能以假乱真的纸衣、纸被、纸帐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其他高超而先进的印刷、航海、酿造、纺织、园艺、建筑、陶瓷等技术，对国内外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里也是当时科技含量极高的新产品的生产基地。数以万计含金量极高、被王公贵族和富豪们誉为高级用品的丝绸、瓷器及金银器具、书籍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到世界各国。这里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消费风尚更是领先于全国。中国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在这里遭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对工商业的社会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而使社会上出现了全民皆商的新风尚。周淙在《乾道临安志·风俗》中说杭人“善于图利”，“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传统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日趋淡薄。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婚姻、丧葬、生育、科举、行医等，大多皆以金钱为中心。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男丁观念，在临安民间得到了覆。南宋洪巽《呖谷漫录》说：“京师中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钱人、堂前人、剧杂人、折洗人、琴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天台陈润道为此作《吴民女》一诗讽刺道：“吴民嗜钱如嗜饴，天属之爱亦可移。养女日夜望长成，长成未必为民妻。百金求师教歌舞，便望将身赡门户。一家饱暖不自怜，傍人视之方垂涎。朱门列屋争妍丽，百计逢迎主人意。常时弃疏自怨啼，一旦承恩多妒忌。古人怕为荡子妇，夜夜孤眠泪如雨。今人甘为贵人妾，得意失意花上月。荡子不归宁空房，主人喜怒多不常。”这里讲究效率和速度。现代意义上的快餐店、旅游图、旅游纪念品在临安随处可见。简体字已经在临安开始应用。中国古代首先大规模印刷和使用纸币的地方也是临安。与此同时，临安市民也追求自身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吴自牧说：“临安风俗，四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过去，人们往往将临安市民这种“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将其说成是“销金锅”或“南宋遗风”，视为奢侈之举。其实上，这是一种片面的、带有封建落后观念的旧见解，与时代格格不入，因为他们忽视了临安市民高度卓越的创业活动和创业精神，无法理解生产与消费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南宋都城临安市街酒楼茶馆等店铺、市场和西湖的热闹喧哗，勾栏瓦子、书肆、会社、学校、寺观等的繁多，正是显示了城市经济、文化的蓬勃生气和活力，引导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竞争性、开放性，显示出临安市民超越旧传统的新时代的景况。

南宋临安还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是时，对外贸易受到统治者的充分鼓励，空前繁荣。日本、高丽、东南亚以及某些毗邻的亚非国家和地区，都纷纷遣使或派商人来到临安，通过“朝贡”等形式发展官方贸易。而日本和高丽的僧人、文人等，更是将临安视为心目中的“圣地”，或来此参拜学禅，或来此游学。公元1259年，日僧南浦绍明在余杭径山寺研究佛学的同时，将该寺盛行的茶宴和点茶法、僧人饮茶礼仪以及所用的“抹茶”传播到日本，使饮茶无形中成为日本人社交联谊的一种社会活动，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日本茶道文化的发展。当然，临安的风俗也受到海外诸国的影响。例孝宗隆兴元(1168)七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省言：窃见近来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雅，如插棹篦、吹鹧鸪、拨胡琴、作胡舞之类? ? ”②乾道四年(1168)七月，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奢华，声音之娱，以郑乱雅，臣窃伤悼。中原士民沦溺日甚，延首企踵，欲自致于醇朴之化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堕于妖媚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琵琶，使一人彩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伏望戒敕守臣检坐 ”绍熙年间(1190— 1194)，袁说友上奏日：“臣窃见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本知耻。? ? 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有鉴于此，西方汉学界普遍将南宋都城临安，与唐代长安、北宋东京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国际性的大都城。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宋室定都临安之举，杭州今日就不会与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安阳、郑州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含金量也要大打折扣，其文化内涵和底蕴也绝不会如此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同时，西湖在南宋或许也不会形成名扬于世的“西湖十景”，园林名胜的建设也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当然，杭州与西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也不可能如今日之大。今日杭州大气、开放、精致、和谐的人文精神，正是形成于南宋时期。总之，南宋都城临安，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绝不是偶然的。

徐吉军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学刊》主编、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