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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仅代表刘博年的学术研究思想，可能某些观点并不代表普世价值观的立场。 北宋“华东开封”与南宋“江浙杭州”同样为中国的冷门古都。华东开封既不像坐拥“六朝古都”的华北北京这样的历史悠久，也没有“中原洛阳”华夏之中的地理交通优势，更没有“关中西安”的天险屏障，且没有“江南南京”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是北宋王朝让开封这个小地级市成为了当时中国的首都东京，并走向世界。但东京汴梁的“易攻难守”也为北宋埋下了亡国的隐患。 唐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弑君逆贼宣武节度使朱温推翻“李唐王朝”、焚毁唐都长安、迁都开封并建立了史称“后梁”的伪政权。除后梁割据被不共戴天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消灭、李存勖建立“后唐”政府、且重建唐都西安外，剩下的后晋、后汉、后周却又选择了回归后梁的开封府建都。由于开封的“汴河”穿过后梁首都京城，因此开封也称“汴梁京”。直到北宋确定继续定都开封后，才改称为“东京”。 开封的地理优势并不显著：据说在现代“民国”时期修建“京广铁路线”时，原计划过黄河后连接中原古都洛阳；但因局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而选择了在洛阳和开封中间相对好施工的新建城市“河南郑州”架设了“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使其成为了当时的“铁路中转站”，但铁路却没有直通河南省会开封。由此就可见开封虽作为首府城市，却没有发挥它的市政功能。只有在北宋的那个黄金时代，开封府才算是中国的京城，并使国人知道它的存在。 朱温当年挟持唐昭宗李晔毁西安、迁开封的原因是此地的“运河系统”已相当完备。在主要依靠运河交通运输的古代，汴梁开封府因其依靠运河、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等便捷水陆交通的地利优势而使其成为朱温迁都的首选。故因此历史沿袭，后晋、后汉、后周也没有迁都既有天险防线、又是历史名城的关中西安和中原洛阳，而是继续盘踞开封之地。因此靠“陈桥兵变”篡后周之帝位的北宋开国太祖赵匡胤就在登基后，着手考虑定都的问题。 为此，宋太祖于公元976年的农历三月初九离开东京开封，前往中京洛阳祭拜永安陵和天地，此时他已称帝17年。但他却在洛阳停留一个多月…其实此时早有宰相看出太祖巡幸洛阳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但因大宋已建立多年，皇亲国戚和大臣们的家眷也大都定居开封，且“中京洛阳”和“西京长安”已在战火中几乎全毁。因此，宋太祖在众相的反对之下，只得继续定都易攻难守的东京开封，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驻守军队。 汴梁京的城市规划基本上是沿用唐朝的“坊市制”。但为了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闹市区基本上也继承了中唐后期那种拆除坊墙的里坊格局，从而形成了自由度较高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开封的市政布局也遵守《周礼考工记》的封建传统建筑规制：即由皇城、内城、外城的三城组成。官僚富户居住内城，平民百姓则住外城。宋代城市的基本职能还是以“市场交换物资”为主，但又兼具娱乐功能。 “瓦舍”为宋元时期一些大都市中的固定娱乐场所，俗称“瓦市”或“瓦子”。因其人员流动性极强，犹如砖瓦的“瓦聚”合“瓦解”而故得此名。其包含用于圈定商业性戏剧演出剧场范围的“勾栏”围栏、以及演出戏棚的“瓦子”，这就是成语“勾栏瓦舍”的由来。瓦舍的场地除用于表演商业等盈利性的剧目外，有时在节日等特殊时期，也被当朝政府征用为组织类似于当今“快闪”等活动的民间公益性群众活动场所。 “交子”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由于北宋初期的坊市制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刺激了商品经济的流通。但日益携带笨重的铜铁钱却不能满足方便的商品交易，再加上宋太宗赵光义末期公元993年因旱灾饥荒致“四川王小波农民起义”而使本来就缺铜资源的四川等地铸币暂停，故此地的商人就发行了交子。起初交子类似于“商业票据”，持票人只得到指定“钱庄银行”进行钱币兑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也具有了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的职能。却又被官府恶意滥发、造成通胀，从而变成政府敛财的惯用伎俩… 坊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虽然为“大宋帝国”创造了可观的税收，但面对连年与北方侵略者战争所花的军费和战败后的巨额赔款，以及冗兵、冗官、冗费的不必要财政支出，城市的税收也可谓是杯水车薪。此时的宋政府便又采取了西汉当年桑弘羊财经改革时的“盐铁专营”制度，使国家成为了最大的商人。但因政府严格控制专卖资源的私售并施行仅凭禁榷机构《交引票》的“配给制”买卖，却形成了官商投机倒把和低买高卖盘剥民财、变相敛财的手段！ 哲宗赵煦为宋神宗赵顼的六子。他十岁即位，但25岁就英年早逝。此时期虽然在欧洲上演了西方抵抗突厥势力西迁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但并未对当时的北宋造成直接的伤害。然而随着王安石的辞世，其昔日的老友政敌史学家司马光上台后的罢黜其新法却使北宋又一次陷入国库亏空的财政危机。好大喜功的司马光虽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主张墨守陈规，却以己私利支持神宗皇后即高太后干政；并依太后之意，立哲宗之弟即神宗11子赵佶为“宋徽宗”。然而徽宗这个不理朝政的“文艺青年”却最终因“靖康之难”而亡北宋、惨死异国… 张择端是山东诸城人，早年在开封游学，深切地感受到了汴梁的风土人情。他后来学习研究绘画，专攻“界画宫室”。因他的画作得到了徽宗的赏识，故得以进入皇家宫廷的“翰林画院”。但他却没有住进画院，而是在郊外租房作画，并用四年的时间实地考察宋都民情，创作了精致绝伦的《清明上河图》，直观地展示了当时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北宋东京坊市。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期宫廷御用画师张择端的旷世杰作。它再现了东京汴河及开封坊市的繁荣景象。但也以其“现实主义”的生动描绘，特意刻画民俗生活，并揭露了官府横冲直撞、商霸占道经营的违规乱象；同时，在一片表面热闹的背后，却反映出“赵宋王朝”的“拜金主义”及“军武不振”等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徽宗看出此画的用意之后就不愿收藏，只是在卷首题跋签名盖章以作为纪念，却又将其赏赐他人。 “靖康之难”是指北宋钦宗赵桓的靖康二年，金朝侵略者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并俘虏了徽宗和钦宗二帝，致北宋灭亡。徽宗九子赵构虽也被金兵俘获，但金朝又将其放回宋地，以便向宋传达金方所要求赔款等条件。于是赵构自立为“宋高宗”皇帝，建立“南宋”政权。因宋无能抵御那擅长骑射又灵活机动的北方金兵，高宗只得“偏安东南”地迁都至江南杭州，却安逸享受而不理朝政；且他也像其父徽宗宠佞蔡京一样地用奸臣秦桧，而最终致南宋灭亡！ 孟元老在北宋徽宗崇宁癸未二年的公元1103年随进京上任的其父来到开封西城定居。少年的他在此度过了23个春秋，与同期的宫廷画师张择端一样是北宋东京陷落的见证人。靖康之难后，他跟随逃难群众南渡，但却依然清晰地记得昔日北宋东京每条街道的景观布局和建筑的方位规制…他决心要写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表示对曾经东京繁华梦境般的记录，并将自己在开封的所有见闻及对昨日故都美景印象的深刻怀念都写进此书。 《东京梦华录》是北宋靖康之难末年，孟元老为避北方战乱，随众南迁杭州时所创作的。此书是对北宋都城陷落前，官府衙署、河道桥梁、店铺酒楼、歌舞戏剧等东京街景的具体描述，同时也缅怀着作者对故都的深切怀念之情。他以“笔记体散记文”的文体笔锋，与之前的《清明上河图》一样，都是以庶民百姓的视角去展示了北宋人民的民间生活，也是后世学者研究北宋历史民俗重要的客观参考资料。 杭州自古以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而在大宋经历靖康之难后，南宋高宗却没有迁都同样江南的“建康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却把首府定在了“临安杭州”。在那句“山外青山楼外楼，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词就足以能够反映出南宋皇帝偏安东南、安逸享受致亡国的祸根；且因两宋皇帝们均采用那种“重文抑武”的治国制度，这也使奸佞的文官当道，而忠良的武将却多被阴谋构陷、惨遭屠戮，如秦桧在杭州“风波亭”残杀岳飞。 提起“杭州西湖”，不禁让人联想起战国时期美女间谍西施即“西子”受歌舞等训练于越王勾践手下的范蠡、并替越国勾引吴王夫差的特务行径。因其“情报员”的身份比助纣为虐、红颜祸水的商纣王宠后妲己还罪加一等，故在历史上与南宋奸臣秦桧在杭州斩杀岳飞一样地留下了千古骂名！而西施也在其完成任务后，据说是被她师傅范蠡沉入西湖底，以防再乱越国；也有说是吴人将她这个罪魁祸首沉入湖底，终其可恶的一生，故称西湖为“西子湖”。 宋室南渡定都“杭州”，升级为“临安府”，史称“南宋”，并继续与北方金朝和蒙古等侵略者政权分庭抗礼了170多年。除北宋皇室外、大批北宋遗民纷纷涌入杭州城，使临安成为了南宋当时的政治中心；随着大量能工巧匠和掮客商贾的进入，杭州也成为了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经济中心；而依宋制规划所建设的临安亦是文化中心。其皇城位于杭州南部的“凤凰山”，通过向北延伸的“御街”连接坊市，形成了依山傍水、“南宫北市”的城市格局。 作者：刘博年，北京朝阳群众庶民，成教本科学历；好电子、医学、金融、法律、英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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