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一八OO年版序言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一八OO年版序言 
曹葆华 译 

这些诗的主要目的，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上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事件和情节中真实地而非虚浮地探索我们的天性的根本规律——主要是关于我们在心情振奋的时候如何把各个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样就使这些事件和情节显得富有趣味。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地美丽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我又采用这些人所使用的语言（实际上去掉了它的真正缺点，去掉了一切可能经常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时时刻刻是与最好的外界东西相通的，而最好的语言本来就是从这些最好的外界东西得来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处于那样的地位，他们的交际范围狭小而又没有变化，很少受到社会上虚荣心的影响，他们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单纯而不矫揉造作。因此，这样的语言从屡次的经验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诗人通常用来代替它的语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学意味的。一般诗人认为自己愈是远离人们的同情，沉溺于武断和任性的表现方法，以满足自己所制造的反复无常的趣味和欲望，就愈能给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带来光荣（1）。 

但是，我也知道，现在有几个作家偶尔在自己的诗中采用了一些琐碎而又鄙陋的思想和语言，因而遭到了一致的反对；我也承认，这种缺点只要存在，比起矫揉造作或生硬改革，更使作家丧失名誉，可是同时我认为，这种缺点就全部看来并不是那样有害。这本集子里的诗至少有一点和这些诗不同，即是，这本集子里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这不是说，我通常作诗，开始就正式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在脑子里；可是我相信，这是沉思的习惯加强了和调整了我的情感，因而当我描写那些强烈地激起我的情感的东西的时候，作品本身自然就带有着一个目的。如果这个意见是错误的，那我就没有权利享受诗人的称号了。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个说法虽然是正确的，可是凡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着和指导着我们的情感的不断流注，我们的思想事实上是我们已往一切情感的代表；我们思考这些代表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发现什么是人们真正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重复和继续这种动作，我们的情感就会和重要的题材联系起来。久而久之，如果我们本来具有强烈的感受性，我们就会养成这样的心理习惯，只要盲目地和机械地服从这种习惯的引导，我们的描写事物和表露情感在性质上和彼此联系上都必定会使读者的理解力有某种程度的提高，他的情感也必定会因之增强和纯化。 

我也说过，这本集子里的诗每首都有一个目的。另外我还须说明，这些诗与现在一般流行的诗有一个不同之点，即是，在这些诗中，是情感给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给予情感以重要性。(2) 

我决不为着虚伪的客气而不说出，我要读者注意这个显著地特点，与其说是为了这本集子里的诗，还远不如说是为了题材的一般重要性。题材的确非常重要！因为人的心灵，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够兴奋起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他进而不知道一个人愈具有这种能力就愈比另一个人优越，那末他一定不能充分体会人的心灵的优美和高贵。因此，在我看来，竭力使这种能力产生或增大，是各个时代的作家所能从事的一个最好的任务；这种任务，虽然在任何时期都很重大，可是现在特别是这样。许多的原因从前是没有的，现在则联合在一起，把人们分辨的能力弄得迟钝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蜕化到野蛮人麻木状态。这些原因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发生的国家事件，以及城市里人口的增加。在城市里，工作的千篇一律，使人渴望非常的事件。这种渴望，只有迅速传达的新闻能时时刻刻予以满足。这种生活和习俗的趋势，我国的文学和戏剧曾力求与之适应。所以，已往作家的非常珍贵的作品（我指的几乎就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已经被抛弃了，代替它们的是许多疯狂的小说，许多病态而又愚蠢的德国悲剧，以及象洪水一样泛滥的用韵文写的夸张而无价值的故事。当我想到这种对于狂暴刺激的下流追求，我就不好意思说到我想在这些诗里反对这种坏处的微弱努力。当我想到这种普遍存在的坏处的严重情况，我就几乎被一种并非可耻的忧郁所压倒，好在我还深深觉得人的心灵具有着一些天生的不可毁灭的品质，一切影响人的心灵的、伟大和永久的事物具有着一些天生的不能消灭的力量，好在除此之外我又相信，这样的时代快到了，能力更强大的人们会一致起来系统地反对这种坏处，并且会得到更显著地成功。 

关于这些诗的题材和目的，我已说了这么多，现在我请求读者让我告诉他一些有关这些诗的风格的情形，免得他格外责备我不曾作我决不想作的事情。读者会看出（3），这本集子里很少把抽象观念比拟作人，这种用以增高风格而使之高于散文的拟人法，我完全加以摈弃。我的目的是摹仿，并且在可能范围内，采用人们常用的语言；拟人法的确不是这种语言的自然地或常有的部分。拟人法事实上只是偶尔由于热情的激发而产生的辞藻，我曾经把它当作这样的辞藻来使用；但是我反对把它当作某种风格的人为的手法，或者把它当作韵文作家按照某种特权所享有的一种自己的语言。我希望读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作为伴侣，使他相信我这样做，会使他感到兴趣。别的人走着不同的途径，也同样会使读者感到兴趣；我决不干涉他们的主张，但是我希望提出我自己的主张。在这本集子里，也很少看见通常所称为的诗的词汇；我费了很多力气避免这种词汇，正如普通作者费很多力气去制造这种词汇；我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已经在上面讲过了，因为我想使我的语言接近人们的语言，并且我要表达的愉快又与许多人认为是诗的正当目的的那种愉快十分不同。既然不能份外地仔细，我就无法让读者对于我所要创造的风格有着更确切的了解，我只能吿诉他我时常都是全神贯注地考察我的题材；所以，我希望这些诗里没有虚假的描写，而且我表现种种思想时所使用的语言，都分别适合于每一思想的重要性。这样的尝试必然会获得一些东西，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一切好诗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然而要这样做，我又必须丢掉许多历来认为是诗人们应该继承的词句和词藻。我又认为最好是进一步约束自己，不去使用某些词句，因为这些词句虽然是很合适而且优美的，可是被劣等诗人愚蠢地滥用以后，便使人十分讨厌，以致任何联想的艺术都无法加以征服。 

如果在一首诗里，有一串句子，或者甚至单独一个句子，其中文字安排得很自然，但据严格的韵律的法则看来，与散文没有什么区别，于是许多批评家，一看到这种他们所谓散文化的东西，便以为有了很大的发现，极力奚落这个诗人，以为他对自己的职业简直一窍不通。这些批评家会创立一种批评标准，读者将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喜欢这些诗，就必须坚持否决认这一标准。我以为很容易向读者证明，不仅每首好诗的很大部分，甚至那种最高贵的诗的很大部分，除了韵律之外，它们与好散文的语言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而且最好的诗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的语言也完全是那写得很好的散文的语言。……………… 

……………… 

………………现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们可以毫无错误地说，散文的语言和韵文的语言并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喜欢探索诗和绘画的相似之点，因而把它们叫作两姊妹。但是对于韵文和散文，我们从哪里找到充分紧密的联系，足以说明两者是一致的特征呢？韵文和散文都是用同一的器官说话，而且都向着同一的器官说话，两者的本体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感动力也很相似，差不多是同样的，甚至于毫无差别；诗（4）的眼泪，“并不是天使的眼泪”（5），而是人们自然地眼泪；诗并不拥有天上的流动于诸神血管中的灵液，足以使自己的生命液汁与散文的判然不同；人们的同样的血液在两者的血管里循环着。 

如果认为韵脚和韵律是一种特点，可以推翻刚才所讲的散文和韵文是一致的说法，并且又引起人的头脑所乐于承认的其他种种人为的（6）特点，那末我只有回答说（7），这本集子里的诗所用的语言，是尽可能地从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中选择出来的。这种选择，只要是出于真正的兴趣和情感，自身就形成一种最初想象不到的特点，并且会使文章完全免掉日常生活的庸俗和鄙陋。即使再加上音节，我相信所产生的不同之处也不至于使头脑清楚的人感到不满意。我们究竟还有别的什么特点呢？这些特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又存在于什么地方呢？不，就是在诗人通过他的人物讲话的地方，也没有别的特点。就是为着文本的高贵，或者为着它的任何拟定的装饰，别的特点也是不必要的。只要诗人把题材选得很恰当，在适当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有热情，而由热情产生的语言，只要选择得很正确和恰当，也必定很高贵而且丰富多彩，由于隐喻和比喻而充满生气。假如诗人把自己所制造的一套外加的华丽与热情所自然激发的优美杂揉在一起，那末这种不协调一定会使明智的读者感到震惊，这里我就不仔细谈了。我只须说这种杂揉是不必要的。倘若热情并不强烈，文体也相当平和，那么，一些适当地充满隐喻和比喻的诗行，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这种情况的确是很可能的。 

……………… 

………………诗人这个字眼是什么意思呢？诗人是什么呢？他是向谁讲话呢？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语言呢？——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枕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质，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他喜欢自己的热情和意志，内在的活力使他比别人快乐得多；他高兴观察宇宙现象中的相似的热情和意志，并且习惯于在没有找到它们的地方自己去创造。除了这些特点以外，他还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仿佛这些事物都在他的面前似的；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这种热情与现实事件所激起的很不一样，但是（特别是在令人高兴和愉快的一般同情心范围内），比起别人只由于心灵活动而感到的热情，则更象现实事件所激起的热情。他由于经常这样实践，就获得一种能力，能更敏捷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特别是那样的一些思想和感情，它们的发生并非由于直接的外在刺激，而是出于他的选择，或者是他的心灵的构造。 

不论我们以为最伟大的诗人具有多少这种能力，我们总不能不承认这种能力给诗人所提示的语言在生动上和真实上总常常比不过实际生活中的人们的语言，实际生活中的人们是处于热情的实际紧压之下，而诗人则在自己心中只是创造了或自以为创造了这些热情的影子。 

不管我们怎样赞美诗人的禀赋，我们总看得出，当他描写或摹仿热情的时候，他的工作比起人们实在的动作和感受中所有的自由和力量，总是多少有些机械。所以，诗人希望把自己的情感接近他所描写的人们的情感，并且暂时完全陷入一种幻觉，竭力把他的描写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即使人愉快的目的，有时才把这样得来的语言稍为改动一下。于是，他就实行我所主张的选择原则了。他依据这种选择原则，抛弃热情中使人厌恶不快的东西；他觉得无须去装饰自然或增高自然；他愈加积极地实行这个原则，他就愈加深信，他的从想象或幻想得来的文字是不能同从现实和真实里产生的文字相比的。 

但是，那些不反对这些话的总的精神的人们也许会说，诗人既然不能时常创造十分适合与热情的语言，象从真实的热情里得来的语言一样，那末他就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翻译者，可以随便把另一种优点来代替那种他不能得到的优点；他有时竭力想超过他原来的优点，以便补偿他觉得自己不能不犯的一般缺点。但是这种说法却会赞助懒惰，鼓励怯懦的失望。还有，这些人说出这种话，都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他们把诗当作取乐和消遣的东西来谈论，他们十分严肃地向我们说他们爱好诗，而实际上他们就象他们爱好跳绳或喝酒一样，把这当作无关利害的事情。我记得眼里斯多德曾经说过，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的确是这样。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8）这种真理就是它自身的证据，给予它所呈诉的法庭以承认和信赖，而又从这个法庭得到承认和信赖。诗是人和自然地表象，传记家和历史家都必须忠于事实而且要顾到实际用处，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比起诗人所遇到的就大得不知多少，因为诗人了解他自己的艺术的高贵性。诗人作诗只有一个限制，即是，他必须直接给一个人以愉快，这个人只须具有一个人的知识就够了，用不着具有律师、医生、航海家、天文学家或自然哲学家的知识。除了这一个限制以外，诗人与事物表象之间就没有什么障碍；而在事物表象与传记家和历史家之间却有成千上万的障碍。 

不要把这种直接给人愉快当作是诗人艺术的一种退化。事实上绝不是如此。这是对于宇宙间美的一种承认，一种虽非正式的却是间接的更诚实的承认；对于以爱来观看世界的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工作；还有，这是对于人的本有的庄严性的一种顶礼，是对于人们借以理解、感觉、生活和运动的快乐得伟大基本原则的一种顶礼；只有愉快所激发的东西，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我希望我不会被人误解；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对苦痛表示同情，我们就会发现同情是和快感微妙地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和展开的。没有一种知识，即是，没有任何的一般原理是从思考个别事实中得来的，而只有由快乐建立起来、单凭借快乐而存在于我们的心中。科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不管他们经过多少困难和不愉快，他们总知道这点，感觉到这点。不管解剖学家研究的东西如何给人苦楚，他总感觉到他的知识是一种愉快；他没有愉快，也没有知识。那末，诗人作的是什么呢？他以为人与周围的事物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而出生无限复杂的痛苦和愉快；他依据人自己的本质和他的日常生活来看人，认为人以一定数量的直接知识，以一定的信念、直觉、推断（由于习惯而获得直觉的性质）来思考这种现象；他以为人看到思想和感觉的这种复杂的现象，觉得到处都有事物在心中激起同情，这些同情，因为他天性使然，都带有一些愉快。 

诗人主要注意的，就是人们都具有的这种知识，以及除了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不需要别的训练就能喜欢的这些同情。他以为人与自然根本互相适应，人的心灵能映照出自然界中最美最有趣味的东西。因此，诗人被他在全部探索过程中的这种快感所激发，他和普遍的自然交谈着，怀着一种喜爱，就象科学家在长期的努力后，由于和自然地某些特殊部分（他的研究对象）交谈而发生的喜爱一样。诗人和哲学家的知识都是愉快；只是一个的知识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天然的不能分离的祖先遗产；一个的知识是个人的个别的收获，我们很慢才得到，并且不是以平素的直接的同情把我们与我们的同胞联系起来。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家面部上的强烈表情。真的，我们可以象莎士比亚谈到人一样，说诗人是“瞻视往古，远看未来”（9）。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不管地域和气候的差别，不管语言和习俗的不同，不管法律和习惯的各异，不管事物会从人心里悄悄消逝，不管事物会遭到强暴的破坏，诗人总以热情和知识团结着布满全球和包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诗人的思想对象随处都是；虽然他也喜用眼睛和感官作向导，然而他不论社么地方，只要发现动人视听的气氛可以展开他的翅膀，跟踪前去。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象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如果科学家在我们的生活情况里和日常印象里造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变革，诗人就会立刻振奋起来。他不仅在那些一般的间接影响中紧跟着科学家，而且将与科学家并肩携手，深入到科学本身的对象中间去。如果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的极稀罕的发现有一天为我们所熟习，其中的关系在我们这些喜怒哀乐的人看来显然是十分重要，那末诗人就会把这些发现当作与任何写诗的题材一样合适的题材来写诗。如果有一天现在所谓科学家的东西这样地位人们所熟悉，大家都仿佛觉得它有血有肉，那末诗人也会以自己神圣的心灵注入其中，帮助它化成有生命者，并且欢迎这位如此产生的人物成为人们家庭中亲爱的、真正的一员。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能想象，凡是对于诗抱有我所企图说明的这样崇高观念的人，会以转瞬即逝的装饰来损害他所描写的东西的真实性和神圣性，会竭力用各种技巧来博得喝彩，而使用这些技巧不过是由于假定他的题材卑下的原故。 

直到这里，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于一般的诗而言的，特别是对于诗人通过自己人物说话的那一部分而言的。谈到这点，我们仿佛可以下一个结论，只要是有理性的人都会认为，诗中戏剧性部分的缺点的大小，完全在于它脱离真正的自然语言的程度，以及是否染上了诗人自己的词汇的色彩。这种词汇或者是诗人当作个人所特有的，或者是一般诗人所共有的。这些人由于写诗的关系，自然就使用一种特别的语言。 

所以，我们不仅在诗的戏剧性部分里可以寻找语言上的这种差别，而且就是在诗人现身说话的地方，我们也一定可以看到语言上的这种差别。关于这点，我请读者看一看我在上面对于诗人的描写。在主要有助于形成诗人的这些特质之中，没有一点在种类上与别人不同，不过在程度上有差别而已。总括说来，诗人和别人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诗人没有外界直接的刺激也能比别人更敏捷地思考和感受，并且又比别人更有能力把她内心中那样产生的这些思想和情感表现出来。但是这些热情、思想和感觉都是一般人的热情、思想和感觉。这些热情、思想和感觉到底与什么相联系呢？无疑地，它们与我们伦理上的情操、生理上的感觉、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相联系；它们与原子的运行、宇宙的现象相联系；它们与风暴、阳光、四季的轮换、冷热、丧亡亲友、伤害和愤懑、感德和希望、恐惧和悲痛相联系。这些以及类似的东西是别人的感觉和使他们发生兴趣的对象，所以是诗人所描写的感觉和对象。诗人以人的热情去思考和感受。那末他用地语言怎能与感觉敏锐、头脑清楚的其他一切人所用地语言有很大差别呢？我们可以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假如不是这样，诗人就可以在表达情感以娱乐自己或他这样的人的时候使用一种特别的语言了。不过，诗人绝不是单单为诗人而写诗，他是为人们而写诗。除非我们提倡盲目崇拜，或者把无知当作快乐，诗人就必须从这个假想的高处走下，而且为了能引起合理的同情，必须象别人表现自己一样地表现自己。除此以外，诗人只是从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里进行选择，换句话说，他正确地依据这样的选择原则去作诗，自然就踏上稳固的基础，我们就知道从他那里会得到什么。关于韵律，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读者要记住，韵律的特点是整齐、一致，不象通常所谓诗的词汇的所有韵律是硬造的，随意可以改变的，这些改变是数也数不清的。在一种情况下，读者就完全受世人的摆布，听任他高兴用什么意象和词汇来表达热情；在另一种情形下，韵律遵守着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是诗人和读者都乐于服从的，因为它们是千真万确的，一点也不干涉热情，只是象历来所一致证实的那样提高和改进这种与热情共同存在的愉快。 

……………… 

………………人的头脑能从不同之中看出相同而感到愉快。这个原则是我们心灵活动的伟大源泉，是我们心灵的主要鼓舞者。从这种原则才产生我们的性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热情；这是我们通常彼此谈话的生命，我们的鉴别力和道德感都是依靠从不同中看出相同以及从相同中看出不同的这种准确性。依据这种原则来研究韵律，证明韵律能给予很多愉快，指出这种愉快在什么方式下产生出来，这倒不是没有用处的事情。……………… 

我曾经说过，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诗人沉思这种情感直到一种反应使平静逐渐消逝，就有一种与诗人所沉思的情感相似的情感逐渐发生，确实存在于诗人的心中。一篇成功的诗作一般都从这种情形开始，而且在相似的情形下向前展开；然而不管是什么一种情绪，不管这种情绪达到什么程度，它既然从各种原因产生，总带有各种的愉快；所以我们不管描写什么情绪，只要我们自愿地描写，我们的心灵总是在一种享受的状态中。如果大自然特别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获得享受，那么诗人就应该听取这种教训，就应该特别注意，不管把什么热情传达给读者，只要读者的头脑是健全的，这些热情就应当带有一种愉快。和谐的韵文语言的音乐性，克服了困难之后的感觉，已往从同样的韵文作品里所得到的快感的任意联想，对这种语言（它与实际生活的语言十分相似而在韵律上却又差别很大）的一再的模糊的知觉，——所有这一切很微妙地构成了一种复杂的快乐感觉，它在缓和那总是与更深热情的强烈描写掺杂在一起的痛苦感觉方面是非常有用的。在打动人心和充满激情的诗中，总是有这种效果；至于在轻快的诗篇里，诗人在安排韵律上的轻巧和优美就是使读者感到满意的主要源泉。关于这个问题所必须说的一切，还可以用下面这个事实来证明：很少有人否认，用诗和散文描写热情、习俗或性格，假使两者都描写得同样好，结果人们读诗的描写会读一百次，而读散文的描写只读一次。（10） 

……………… 

选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摘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主编 1987年3月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乔叟的动人诗篇差不多都是使用纯粹的语言，甚至到今天普遍都能懂得。——作者原注。 

（2）这一段见1845年版。1800——32年版是这样：我曾经说过，这本集子里的诗每首都有一个目的。我也曾告诉读者，这个目的主要是什么。就是说明我们的情感和思想在兴奋状态下互相结合的方式。但是，用不大普通的语言（1802——36年版是：用稍微更加适当的语言）来说，这是跟随我们的心灵在被天性中的伟大和朴素的情感所激动的时候的一起一落。这个目的，我在这些短文里曾经竭力用各种办法去实现，而这些办法就是：通过母爱的许多更加微妙曲折的地方去探索这种情感，如在《小白痴》和《一个发狂的母亲》两首诗中；伴随一个濒于死亡但还孤独地依恋着生命和社会的人的最后挣扎，如在《一个被遗弃的印第安人》这首诗中；表明童年时期我们关于死亡的观念所常有的混乱和模糊，或者是我们之完全没有能力接受这种观念，如在《我们是七个》这首诗中；显示出在早期同大自然的伟大和优美的对象结合的时候那种有爱的依恋的力量，或者说得更哲学些，那种道德的依恋的力量，如在《兄弟们》这首诗中；或者使我的读者从普通的道德感中获得另一种比我们所习惯于获得的更加有益的印象，如从西蒙﹒李的事件中所获得的那样。在我的总的目的当中，有一部分是力图描画一些受到不很热烈的情感的影响的人物，如在《一个旅行的老人》和《两个贼人》中那样，这些人物的成分是单纯的，是属于大自然而不是属于习俗的，这些成分现在存在着，将来也会永远存在，这些成分由于自己的构成是可以明确地和有益地加以思考的。我不想滥用读者的宽容，再多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应该提到另一个情况………………情感。读者只要看一看《可怜的苏桑》和《没有孩子的父亲》这两首诗，尤其是第二首诗的最后一节，我的意思就可以完全理解。1836年版也是如此，但是用第三人称代替了第一人称。——原编者塞林科特（Selincourt)注。 

（3）这段话在1800年版中是这样：“除了很少的几个地方，读者在这本集子里将发现不到我把抽象观念比作人。这并不是出于我有意责难这种拟人法；拟人法也许适合于某些种类的作品。但是，在这本集子里，我是想摹仿并且尽可能地采用人们常用的语言。我不认为这种拟人法是这种语言的任何正式部分或自然部分。”——原编者注。 

（4）我在这里使用诗这个名词（虽然违反了我的意思），是把它看作与散文对立的，而且是与韵文同义的。但是，不把诗和事实或科学看作在哲学上更加对立的，而把诗和散文看作对立的，这曾经给批评界带来许多混乱。唯一与散文严格对立的是韵律，不过事实上这不是严格的对立，因为在写散文当中，自然而然出现一些含有韵律的句子和段落，即使想避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者原注。 

（5）见弥尔顿《失乐园》，第一卷，第619行。——原编者注。 

（6）1800年版没有“人为的”这个字眼。——原编者注。 

（7）从“我只有回答说”到往下第九段的“读者要记住”，都是在1802年版中加上的。——原编者注。 

（8）参看达维南的在《刚底贝尔》中当作序言的信：“叙述的和过去的真理是历史家们的偶像（他们崇拜死的东西）；行动的和由于效果而不断活着的真理，是诗人们的主妇。”——原编者注。达维南（Davenant,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写有史诗《刚底贝尔》（Gondibert)。 

（9）《汉姆雷特》，第四幕，第四场，第37页。——原编者注。 

（10）在1800——36年版中紧跟着又下面这一段：我们看到，蒲伯单是借助诗句的力量，曾经设法使最普通的常识变得很有趣味，甚至常常使这种常识具有热情的外表。由于这些信念，我于是用诗写了勃来克老妇和哈里﹒基尔的故事，这是这本集子里最粗糙的作品之一。我本是想使读者注意这一真理：认的想象力甚至在我们的天然本性中也足以产生看起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种种变化。这个真理是一个重要的真理；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是对这个真理的珍贵的例证。我获悉这个故事曾经传达给成千上万的人，自己感到很满意。如果这个故事不是作为歌谣叙述出来，而且用地韵律比歌谣通常用地更令人感动，这些人是决不会听到它的。——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