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地号称“稼渔之区，鱼米之乡”，渔不仅成为这一称誉的重点，“鱼”还放在了“米”的前面，可见“鱼”的重要。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以“饭稻羹鱼”来概括吴地古人的美好生活，这鱼是绝对不能少的。白米饭虽说是百味之本，但少了鱼，没了鲜气，生活也就称不上美好了。 吴地水资源丰富，除了雄踞全国四大淡水湖之一的母亲湖——太湖之外，河湖港汊密布于辖区之内，为鱼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吴地有鱼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古人类在这里出现的历史，更比人工培植水稻的历史要早出不知多少年。吴地的“吴”，与“鱼”字在吴语中的读音一致，说明吴地与鱼有着不解之缘。吴地什么时候开始有鱼的？吴地人又是什么时候以鱼为食物的？……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一 鱼是脊椎动物的一类，生活在水中。一般有鳞、有鳍，靠鳃呼吸，它要比哺乳类动物原始得多。吴地有鱼的历史，地质资料为我们作了最可靠的记录。 吴地，特别是太湖沿岸，有着丰富的沉积岩资源。虽然沉积岩的生成年代要比火成岩晚得多，但它们的生成已至少经历了三百多万个春秋。沉积岩中的石灰岩，很多在太湖地区。它的主要成份是碳酸钙。主要有粒屑、生物骨架、晶粒等物质，经波浪与流水的搬运，集聚到一起，在长期的沉积作用下形成。它的形成，离不开鳞介类生物的骨殖，也就是鱼类的骨骼、贝类的介壳、龟类的壳甲和珊瑚类遗存等。虽然在业已形成的石灰岩中，很少能够看到完整的鱼或贝类的整体形象，但大量的鱼类、鳞介类动物骨骼的堆积，却是石灰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另外，在另一类沉积岩——板岩的层理中，人们还常常能发现鱼类或其他水生动植物的化石。这就说明鱼类在太湖地区的生存确实由来已久，应该比这些沉积岩形成的时间更早。 吴地人类出现之时，也与鱼类有着密切关系。这是早已被考古资料证实了的。草鞋山遗址的发掘资料显示，在六千多年前的文化遗存中，已有大量的草鱼、鳖、河蚌、鲤鱼、鲫鱼等的遗骨（详见《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捕鱼用的网坠发现。在同一文化层中发现的墓葬都为俯身葬，并发现多座同性合葬墓。说明当时的社会形态应属母系氏族社会。此时，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渔猎和采集。捕鱼比狩猎相对安全，又比较容易获得。鱼应该是当时人类的主要食物之一。 鱼在有些部落甚至被作为图腾来加以崇拜。因为当时人的寿命极短。对草鞋山早期墓葬中遗骸的骨龄测定，大部分只有二十多岁。因此，多多产子，是种族繁衍最基本的需求。母系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主导，鱼是多子的象征，古人类崇拜鱼，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既然鱼是古人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鱼也成为了原始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澄湖遗址距今五千多年的崧泽期古井中，曾出土一件刻花泥质灰陶罐。罐上所刻的鱼，大头翘尾，耸鳍圆眼，非常可爱，很像现今的卡通图案。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古井中，则出土了一件鳖形壶。壶背隆起，壶嘴高昂，周围饰有裙边，整个形象就是一只活脱脱的老鳖。鳖俗称水鱼或甲鱼，实际也是鱼的一种。到太伯奔吴时，这种对鱼的崇拜和装饰意念，已延及到人的身上。据史料记载，太伯来到吴地，尊重吴地人的习俗，断发纹身，以为龙子。”所谓龙“子，即是鱼的形象。可见剪短头发，在身上绘以或刺上鱼龙的纹样，是吴地土著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样既方便人下水作业、捕鱼捉蟹，也祈求免受异类的伤害，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人对鱼的重视。 二 吴地人工养鱼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吴郡诸山录》说：吴“王有鱼城在田间”，可见当时太湖一带已有鱼池了。同时代的浙江，池塘养鱼也很发达。越王勾践被吴王打败后回到会稽，范蠡看到会稽山上有两处鱼池，就向越王建议：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越国当盈。”越国发展养鱼业以后，“三年致鱼三万”，对经济的复苏起了很大作用。越国打败吴国后，仍未放松养鱼，据说苏州齐门外的渭塘，就是当年范蠡隐迹养鱼之处。范蠡在越国战胜吴国后，便辞官隐居在“陶”，并化名为朱公。他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写的《陶朱公养鱼经》，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养鱼著作，惜原本已佚，仅由于《惰书·经籍志》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书的转录，才得以流传下来。他总结了当时养鲤的经验：鱼池的建造，种鱼的选择，自然孵化，密养轮捕等。在记载鱼池建造时说：“以六亩地为池”池有九洲八谷，谷中立水六“尺。”让鱼环洲而游，栖谷而息，浅水 适于幼鱼活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又讲了鲤鱼繁殖时的雌雄配比，且要注意环境安静。并说一年之后可捕捞成鱼，留好种鱼，第二年大小混养，可充分利用食料等。这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养鱼业都有指导和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以后，吴地的养鱼业累代不衰。汉代注意到了鱼池的综合利用，把养鱼、养鸭和种菱、芡、藕结合起来。在池岸上种草栽竹，扩大经济收益。三国时，开始了稻田养鱼。唐代时，因皇帝姓李，强令严禁捕杀鲤鱼，使养鱼业受到影响，但迫使渔农从饲养单一品种的鲤鱼，发展到鲩、青、鳙、鲢等多种鱼类的放养。明代，苏州的养鱼面积还在不断扩大，从保存在东山轩辕宫里的由文徵明所绘的《太湖两山图》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太湖边筑起了一排排方整的鱼池。据记载，明代嘉靖年间还开始了河道养鱼和外荡的放养，放养面积又有一定增加。 但是，鱼苗的有限一直是养鱼业发展的障碍。由于青、草、鲢、鳙等家鱼的鱼苗，每年要到长江里去捕捞，因此鱼苗的采集和运输都有问题。从保存在浒关镇上的《严禁需索留难鱼花船只碑》来看，运鱼苗的船只还常常会遇到兵弁、地痞、恶棍、差役们的敲诈和留难。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官府才颁发布告明令禁止。现存于相城区黄桥庄基村的《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刻成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也体现了清初地方政府对于养鱼业的重视与支持。通过免税、减税，禁止乱收税来促进养鱼业的发展。由此也可看出，养鱼是吴地的一门不可忽视的重要产业。 人工养鱼，鱼苗的获得始终是发展中的瓶颈。鱼类繁殖季节，到长江出海处去捕捞采集，不仅成本大，还会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所采集到的鱼苗，还不一定跟得上养鱼业发展的需要。随着科技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养殖基地开始尝试人工繁殖。即在一个不太大的池子里，安上水泵，人工营造一个与长江下游相近的水流环境。给成熟的种鱼注射一种激素，将种鱼按一定的配比放入池中。有限的水池，提高了鱼卵的受精率。将鱼的受精卵再放到适合温度的水池中进行孵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幼鱼受到大鱼或异类的吞食，大大提高鱼苗的成活率，而且还节约了捕捞、运输高昂的成本。人工繁殖足够多的鱼苗，使养鱼业的发展得到了最基本的保证。 吴地，作为国内最主要的水产养殖基地。养鱼一直是受鼓励并持续发展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太湖等大面积水域的鱼苗放养，成为了惯例。每年都要投放大量的鱼苗，吴地的水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平时休捕养鱼，并在适当的时节，由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组织隆重的“开捕节”活动，统一开始捕捞。这样的做法，使养鱼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吴地一直承担着为京、津、沪等大城市和周边地区供应水产的任务，同时也满足着当地人民食用的需求。鱼至今仍是吴地人餐桌上的重要食材。 三 鱼的美味给人以味觉上的享受，捕鱼的过程更会给人带来极大的乐趣。钓鱼，是捕鱼中最简单的方法。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钓鱼，这是困难年份给家人补充营养最直接的方法。以蚯蚓和苍蝇作鱼饵挂上鱼钩放入水中，等待鱼儿咬钩，不仅可以钓到鱼，还可培养人的耐性，所以至今钓鱼仍是一种有益的活动。小时候，我在浒关运河边长大，常常看到大人们扛着扳罾，选一僻静的水岸边落罾扳鱼。这一方法显然比钓鱼要有效得多。运河中还常常有鱼船顺河撒下长长的丝网，然后用力地敲打船板，惊得鱼虾乱蹿，钻入丝网之中。收起丝网，一次就可抓到不少小鱼。 与丝网船相比，另一种捕鱼方式更吸引眼球，捕鱼人肩扛整理好的鱼网，站立船头，矫健地扭身一转，顺手将肩上的鱼网抛向空中，鱼网迅速张开落入水中。等网上的重垂落到河底，再缓缓地收起鱼网，一网就能捕到许多鱼。这种网吴地人俗称为“天打网”。 利用鱼鹰捕鱼，是捕鱼人的一大“发明”。有的渔家养着八九只鱼鹰，将它们架在小舟的两侧。小船轻轻驶到鱼群较多的地方，将饿上半天的鱼鹰赶入水中。鱼鹰一会儿潜进水里，一会儿钻出水面。放鹰人看到衔着鱼的鱼鹰露出水面，立即以竹竿挑它上船，缴下它的猎物后再赶它下水，如此重复多次，要等放鹰人心满意足时，才驾船回去，拣出小鱼让鱼鹰吃个饱，以待第二天继续作业。 每当鱼类繁殖的旺季，捕鱼者还会用水草扎成蒲团，在蒲团下挂一条大大的雄鱼，以吸引雌鱼前来求偶。捕鱼人过一段时间，就用网兜轻轻地兜底抄上去，常常会捉到许多大腹便便的雌鱼。 我在吴县文化馆工作期间，曾多次到渭塘、蠡口、黄桥等地的渔业大队，看渔民们年末起塘捕鱼。一大群穿着橡皮连袜裤的渔民，拉着一张大网，从鱼池的一边牵向池的另一边。随着大网慢慢起水，网中之鱼渐渐聚拢，欢蹦乱跳起来，一网常常会有数千斤大鱼。此时，网中跃动的鱼耀金闪银，池边观看的人欢声雷动，出力拉网的渔民们笑逐颜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绽露出丰收的喜悦。这是吴地渔民一年辛苦劳作的收获。这网中承载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丰收的渔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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