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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世駿作《史記疏證》《漢書疏證》補考 巢彥婷 巢彥婷，南京大學文學院博士。 摘要：佚名《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有很高的文獻價值與學術價值，但由於作者缺失，長期未能獲得足夠的重視。本文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史料，確證《史記疏證》與《漢書疏證》二書作者皆為杭世駿。《史記疏證》和《漢書疏證》在乾隆十年（1745年）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間初步成書，又在其後數十年中反復修訂增補。杭世駿編撰《史記疏證》和《漢書疏證》的過程中，先後得到了全祖望和梁玉繩的幫助，體現了乾嘉學者間的交流與互動。由於乾隆八年（1743年）發生的建言獲罪事件，杭世駿對待自己著作的態度較為謹慎，直接影響了《史記疏證》和《漢書疏證》二書的傳播。作者的缺失，更是嚴重影響了《史記疏證》、《漢書疏證》的傳播和接受。 關鍵詞：杭世駿 《史記疏證》 《漢書疏證》 全祖望 梁玉繩 《史記疏證》一書六十卷，作者標註為清代佚名。[1]此書材料豐富，價值很高，但長期僅存抄本，並無序跋，又未署名，實難判斷其作者。《漢書疏證》一書二十七卷，情況也大致相同。作者對於著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這兩部書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近年，董恩林《佚名〈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作者考——兼論杭世駿〈史記考證〉的性質》[2]一文，說明了《史記疏證》的文獻價值，又論證《史記疏證》作者即為杭世駿，并進一步得出了《漢書疏證》也為杭世駿所作的結論。董文一方面初步解決了困擾學界多年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重新發現了這兩部學術著作的價值。 董文問世以後，其成果已為部分學者所利用。汪桂海《漢武帝“立樂府”新解》[3]中引用《史記疏證》時，直接引作“杭世駿《史記疏證》”。全洪《漢初南海王及其封地考》[4]中引用時則仍標示“佚名”，但在腳註中引述了董文的考證成果，并表示“今從之”。這兩位學者的態度較有代表性，可見一部分學者已認可了董文的考證成果，并在研究中直接予以採納；而另一部分學者則顯得較為謹慎。筆者認為，董文主要從《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本身內容出發，進行考證和推論。其考據固然嚴密，仍屬內證，在論述上尚有不足。本文試以外圍史料對董文的論證加以補充，確證《史記疏證》與《漢書疏證》二書作者皆為杭世駿。并進一步考察此二書的成書情形和流傳情況，另對二書佚名的原因作一些推測。此外，從文獻文化史和學術史的角度，初步討論作者缺失對文獻的影響，以及乾嘉學者之間的交流與互動。 一 為便於本文論述的展開，有必要先對董文的論述作一簡單概括。董文首先概述了《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的寫作體例和學術價值，又從多個角度駁斥了《史記疏證》清抄本卷首藏書者題識中所稱二書皆為沈欽韓所作的觀點。然後從作者按語中透露的信息，考出作者生活在雍乾時代，并曾參與武英殿校勘整理二十一史的工作。最可能撰寫《史記疏證》的，當是其中曾參與《史記考證》工作的人，共有八名。其中有三人的成果皆為佚名《史記疏證》所征引，當可排除。其餘五人中，唯有杭世駿著有《史記疏證》、《漢書疏證》等書。 汪沆為杭世駿《道古堂文集》乾隆四十一年刻本所作序中，明指其曾作《史記疏證》、《兩漢書疏證》[5]。但杭氏《史記疏證》等書並未行世，世所未見。而杭世駿參與武英殿校勘時撰寫的部分考證條目，後擬出集為《史記考證》，單行傳世，其中內容幾乎皆見於佚名《史記疏證》。杭世駿《道古堂文集》中一文，又恰為佚名《史記疏證》中的按語。由此推斷，佚名《史記疏證》即杭世駿未行於世的《史記疏證》。又以互注互見之法，以及體例、風格、引書等各方面的高度相似，考得《漢書疏證》作者也為杭世駿。 二 董文考證頗為嚴密，然所用文獻主要為《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以及杭世駿自序等材料，多屬廣義上的內證。其論證過程亦多為排除和推論，缺少直接的證據。以筆者所見，他人著作中尚多有旁證，可以補充董文的論證，并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二書的編撰情形。 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 仁和杭太史世駿《史記疏證》引吴廷華云：“驩兜薦共工于堯者，紀稱混沌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帝臣雖不善，未必至于斯極。鯀則四岳薦之，堯試之，績在太原，將‘不可教訓，不可話言’者能如是乎？以窮奇為共工，蓋‘毀信惡忠，崇飾惡言’，與《虞書》象、共相似。然考《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杜注‘共工在太皥後，神農前’。夫少昊固黃帝之後，則共工非少昊之裔，安得便以為窮奇也。《書》言：‘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亦與貪食冒賄不符。”[6] 梁玉繩生於乾隆九年（1745年），小杭世駿約五十歲。杭世駿與梁玉繩的祖父梁詩正為同鄉好友，又曾同朝為官。杭世駿與梁玉繩交誼甚篤，亦師亦友。“《宋史》最蕪冗疏畧，杭堇浦太史嘗命余删增别作一書。自揆譾薄，謝不敢爲。遂從事《史記》，作志疑三十六卷。”[7]可見梁氏《史記志疑》的撰寫，也曾受到過杭世駿的啟發。梁玉繩《史記志疑》中引用杭世駿的著作，是非常自然的。那麼，這個“杭太史世駿《史記疏證》”，是否就是佚名《史記疏證》呢？ 佚名《史記疏證》卷二： 吳廷華曰：“《紀》既載虞書流共工、放驩兜、遷三苗、殛鯀事……按《虞書》，驩兜，尭臣，即薦共工於帝者。《紀》稱渾沌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帝臣雖不善，未必至於此極。又《紀》稱檮杌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若鯀則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九載崇伯，績在太原，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者能如是乎？《紀》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服虔以為共工者，盖與《虞書》象、恭之説相似耳。然據《左氏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杜氏謂‘共工在太皥後，神農前’。若少皥固黄帝之後，則共工非少皥之裔，不得即以為窮奇也。《虞書》言：‘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與《紀》言饕餮貪食冒賄不符。”[8] 正與梁玉繩《史記志疑》中所引基本完全吻合。而核之杭世駿行世的《史記考證》，則并無此條材料。 《史記志疑》中涉及《史記疏證》的並非僅此一處。《史記志疑》卷七： 《史記疏證》云：“《年表》駟鈞以文帝元年封，六年有罪除，享國甚短，並無徙封之說。鈞果徙封，《表》何故止錄其前封，以清都失國耶？恐靖郭、鄡、鄔俱因偏旁形似而差，其作‘鄡’與‘鄔’者，又并‘清’字脫去耳。”此條余嘗面質之杭先生。竊謂靖郭必齊地名，駟鈞以齊王舅父侯，當裂齊地封之。清都實無其地，似不得專據史表“清都”概指靖郭、鄡、鄔為差脫。徙封之說固不足信，鄡、鄔、都恐皆訛字。先生曰：“汝之言，是可訂吾疏證之失。”[9] 其中所引的正是《史記疏證》卷十： 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鄔侯。不同者，蓋後徙封于鄔。”金甡曰：“按《年表》作清都。”徐廣曰：“一作鄡。”索隱曰：“《漢表》作鄔，此注誤脱漢字。”《年表》文帝元年封，前六年有罪國除，享國甚短，無徙封之説。凡始封某、後别封某者，《年表》俱次第詳載，注明轉徙絶續之由。鈞果徙封，《紀》、《表》何並錄其前封，而《表》直書其以清都失國耶。恐郭、都、鄡、鄔，俱以偏傍形似而差，如曹疇、曹壽、曹時之類。淸字并不免脱去耳。[10] 這兩處引文，足見梁玉繩《史記志疑》所引書，正是佚名《史記疏證》無誤，而佚名《史記疏證》也確為杭世駿所作。由此，則可將董文的某些推論加以落實。同時，這還是梁玉繩曾仔細閱讀杭世駿《史記疏證》，并與杭世駿就其中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的明證。 而依靠梁玉繩《史記志疑》，還可進一步推論杭世駿《史記疏證》的成書經過與傳播情況。《史記志疑》卷十： 全氏祖望評《史記疏證》曰：‘秦滅韓，置潁川郡，先已置三川郡矣。然二周之地亦入三川，不得專指。韓分為河南即韓成之起，亦未嘗以兵下河南也。此語微誤。[11] 按，全祖望生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梁玉繩生於乾隆九年（1745年）。全祖望去世時，梁玉繩尚為幼童。全祖望的評語，應當是在其身後由杭世駿向梁玉繩轉述的。全祖望所評的，當為《史記疏證》卷十三《秦楚之際月表》中“韓分為河南都洛陽”[12]等內容。 杭世駿在《史記考證》卷首“弁言”中，談了《史記考證》的成書經過：“旣余以狂言譴，天府之藏，末由再得窺見。同年，天台齊侍郞惠三册，而《史記》儼然在焉。一再覧觀，如逢故物，辛苦所存，不忍捐棄。録而存之，其名一仍武英殿之舊。……乾隆十年龍集乙丑四月朔。”[13]乾隆八年（1743年），杭世駿因上書被革職。齊召南將三冊《二十一史考證》寄給他，杭世駿將其中自己所撰的部分輯錄出來，就成了七卷《史記考證》。而《史記疏證》60卷，則是在《史記考證》的基礎之上，繼續深入研究、加以補充後形成的。[14]卷首弁言中，杭世駿並未提及撰著《史記疏證》一事。可見在乾隆十年（1745年）時，《史記疏證》的撰寫工作可能尚未開始。而全祖望在世之時，已見到了《史記疏證》的某個版本。則杭世駿的《史記疏證》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已經初具規模，且為當時學界所知曉，并在一小部分學者中流傳。好友全祖望和晚輩的梁玉繩，都曾讀過此書。 全祖望所見非僅《史記疏證》一書。《鮚埼亭集》中，留有不少杭世駿與《漢書疏證》的痕跡。《辨宋祁漢書校本》：“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堇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15]此為全祖望幫助杭世駿辨析版本，避免在寫作《疏證》時信從麻沙偽託之書。作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范沖一穿中柱文》：“時杭堇浦方以《漢書疏證》令予覆審。冲一每見予所論定，以為在劉原父、吳斗南之上。”[16]可見杭世駿曾將《漢書疏證》一書，交與全祖望審讀。既謂“覆審”，則想必已有成書。全祖望對自己提出的意見也頗為自負，在文中記錄了范沖一的誇獎之詞。由此可見，全祖望對杭世駿《漢書疏證》一書的寫作參與度很高，也讀到過《史記疏證》，并在很多方面給予了意見和幫助。《漢書疏證》中，卷六“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條、卷二十二“迺釃二渠以引其河”條、卷三十六“九江連率賈萌”條，杭世駿皆註明了全祖望的意見和貢獻。而卷九“荀尹”、“蘇不釋”條，杭世駿也引用了梁玉繩的觀點。 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時，杭世駿的《漢書疏證》已大致成書。杭世駿可能是在乾隆十年（1745年）輯出《史記考證》之後編寫《史記疏證》，繼而動手寫作《漢書疏證》的。這兩部書六年中已初成規模，但在之後的數十年間應當還經過反復的修改補充。這期間，全祖望去世，梁玉繩長大成人。梁玉繩《史記志疑》中所引《史記疏證》的內容，就是杭世駿曾對《史記疏證》加以修訂增補的明證。全、梁兩代學者，都對《史記疏證》和《漢書疏證》提出過自己的意見。從《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頗可見彼時文人學者間的交流與互動，以及學術著作之艱難。 三 然則，《史記疏證》、《漢書疏證》為何會從當時名家之作變為佚名之書呢？這可能與杭世駿乾隆八年（1743年）試時務策獲罪罷官後的心態有關。為了解杭世駿罷官以後的心態，有必要對其建言一事作一番考察。 《高宗實錄》乾隆八年二月： “癸巳，諭大學士等，昨因考選御史，試以時務策。杭世駿策稱，意見不可先設，畦域不可太分。滿洲才賢雖多，較之漢人僅什之三四。天下巡撫，尙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内滿而外漢也？三江、兩浙，天下人才淵藪，邊隅之士閒出者無幾。今則果於用邊省之人，不計其才，不計其操履，不計其資俸，而十年不調者皆江浙之人，豈非有意見畛域等語……杭世駿獨非本朝臣子乎？而懷挾私心，敢於輕視若此也？杭世駿著交部嚴察議奏。尋議：杭世駿懷私妄奏，依溺職例革職，從之。”[17] 杭世駿的這篇時務策，導致了嚴重的後果。“先生條陳四事，言過切，忤旨推問。舉主相國徐文穆公免冠謝罪，下先生吏議，尋放還。”[18]“是日旨交刑部，部議儗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為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19]多虧徐本與觀保的諫奏，才保住了杭世駿的性命。此後，杭世駿遭到過往友人的種種冷遇。[20]離京時所作《出國門作》組詩，頗能見出杭世駿當時的心理。“七載舊游程可數，卅年壯志事全違。窮簷肯負名山業，史稿還堪證昔非。”[21]可見他對於宦遊歲月的追悔，以及寫作史稿以成就名山事業的願望。 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浙中士大夫均赴吳門迎駕，多有錄用及賞賚者，獨先生（全祖望）與堇浦先生寂然，說者謂匭臣未嘗上達也。”[22]一片阿諛聲中，全祖望和杭世駿二人卻勤力著述，絲毫不為所動。乾隆歷次南巡，杭世駿皆未獲得開復。龔自珍《杭大宗逸事狀》中，多次寫到乾隆與杭世駿的對話，生動地描摹了乾隆志得意滿與杭世駿包羞忍恥的情形。儘管這些描寫的可靠性存疑，但《道古堂文集》中確實反常地並未留下任何一首頌聖之詩。 人生經歷過這樣的轉折，杭世駿很可能變得較為謹慎。目前看來，他罷官閒居後寫作的《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確證得見的僅有全祖望、梁玉繩、汪沆等少數幾人。汪沆是杭世駿的至交好友，杭世駿曾請他為《漢書疏證》作序，汪沆作有《同讓谷宿紅泉館堇浦以所輯漢書疏證索序各賦一律》一詩記其事，見於其集《槐堂詩稿》。全祖望與杭世駿結識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二人先後被貶，在三十餘年間探討學術、共享資料，著作中常能見到對方的觀點。雖然晚年交惡，學界甚至留下一段公案，但並不能因而否定他們的友誼。梁玉繩雖與杭世駿年齡差距較大，但卻是多年的世交。他們與杭世駿的關係非同一般，因而才見到了杭十分重視的手稿，又分別對書稿有所貢獻。其餘交誼較為普通的士人學者，則不能輕易得見。 《史記疏證》可能只曾以手稿、抄本的形式，在較小的範圍內流傳。“鴻詞所業《補晉書傳贊》、《經史質疑》、《史記考異》、《漢書疏證》……《續經籍考》，皆具草稾。”[23]“著述有《禮例續》、《禮記集說》、《金史補》、《史漢疏證》、《北齊疏證》、《詞科掌錄》各若干卷，藏於家。”[24]《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可能一直處於修改完善的過程中，被認為並不完善。又因為遠嫌避禍的心理，長期藏於家中，幾乎秘不示人。他的這類著作散佚較為嚴重，《史記疏證》和《漢書疏證》並不是孤立的現象。 筆者猜測，目前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的抄本《史記疏證》、《漢書疏證》，很可能是在杭世駿手稿基礎上重新抄寫過的。杭世駿曾請汪沆為《漢書疏證》作序，此二書的杭氏手稿，很可能有序跋和作者署名。但現存抄本則既無序跋，又無署名，抄寫水平也較為普通。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時，還被誤認為沈欽韓所作。 事實上，《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二書引述了許多前代學者和清代學人的著作和觀點。其中許多著作已亡佚，不少學人也並無專門的研究著作傳世，因而有著很高的文獻價值。杭世駿所加按語亦頗有識見，也有其獨特的學術價值。二書既對《史記》、《漢書》的研究大有裨益，也有助於完善清代《史記》學、《漢書》學的譜系。但作者的缺失，直接導致了《史記疏證》、《漢書疏證》的不受重視。一方面，佚名導致讀者難以確定二書的學術價值，因而在閱讀和引用時顧慮重重。另一方面，佚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二書的傳播。沒有作者的《史記疏證》、《漢書疏證》很難引起讀者和書商的興趣，自然也就少有傳抄和刊刻。萬幸的是，它們還是保存了下來，被收入《續修四庫叢書》。但當代學者也仍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其中的材料和觀點都少有人利用，更不用說整理和出版了。 杭世駿謹慎的態度，局限了二書的傳播範圍。二書篇幅較大，某種程度上不利於傳抄；作者心態的戒備和經濟實力的不足，也導致二書沒有獲得刊刻。在漫長的歲月中，二書的失名或出於偶然，但卻直接影響了閱讀、傳播、參考引用等諸多環節。總之，這兩部書目前的獲得的重視程度與其價值相比尚遠遠不足，還有不小的研究空間。 注釋： [1]佚名《史記疏證》與《漢書疏證》二書僅有抄本存世，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後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記疏證》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4冊。《漢書疏證》，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5冊。 [2]《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83~188頁。 [3]《文史》，2016年，第2輯，第65頁。 [4]《歷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64頁。 [5]汪沆《序》見杭世駿《道古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26冊，第196頁。 [6]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19頁。 [7]梁玉繩《瞥記》卷四，文海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第214頁。 [8]《續修四庫全書》，第264冊，第37頁。本文所引《史記疏證》，其中明顯誤字徑改，不再一一注明。 [9]《史記志疑》，第254頁。 [10]《史記疏證》，《續修四庫全書》，第264冊，第115頁。 [11]《史記志疑》，第462頁。 [12]《史記疏證》，《續修四庫全書》，第264冊，第143頁。 [13]杭世駿《史記考證》，《續修四庫全書》，第263冊，第329~330頁。 [14]此處考證參見董恩林《佚名〈史記疏證〉、〈漢書疏證〉作者考——兼論杭世駿〈史記考證〉的性質》，《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83~188頁。 [15]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見《全祖望集匯校集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91頁。 [16]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二，《全祖望集匯校集注》，第414頁。“劉原父”、“吳斗南”指劉敞《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17]《高宗實錄》卷184，見《清實錄》，中華書局，1985年，第11冊，第373~374頁。 [18]應灃《杭世駿墓志銘》，見杭世駿《道古堂文集》卷首，《續修四庫全書》，第1426冊。 [19]龔自珍《杭大宗逸事狀》，《龔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161頁。 [20]李伯元《莊諧詩話》卷一“杭大宗留別詩”：“出京之日，行李蕭條，依然寒素。士夫懼遭黨禍，杭往話別，輒預戒閽者拒之。”見《李伯元全集》第四冊《南亭四話》，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頁。此處論證參考了林香娥《盛世下的呻吟——論杭世駿》，《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第156~160頁。 [21]《出國門作（其二）》，杭世駿《道古堂詩集》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427冊，第28頁。 [22]《全謝山年譜》，《全祖望集匯校集註》，第23頁。 [23]張維屏《杭世駿傳》，《國朝詩人徵略》卷24，《續修四庫全書》，第1712冊，第538頁。 [24]應灃《杭世駿墓志銘》，《續修四庫全書》，第1426冊，第198頁。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20辑下（凤凰出版社2017年），此据作者原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20辑下（凤凰出版社2017年），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巢彦婷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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