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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與《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修纂關係考述 樊 寧 [摘要]《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爲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之一種，其撰作過程與段玉裁關係十分密切，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體現：一是《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大量引用段氏著作，如《春秋左傳注疏》校本、《周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說文解字讀》、《說文解字注》稿本。二是引述諸多不見於段氏著作的段氏觀點，使得論證更爲完善。三是分校者嚴杰接受了段氏的若干學術主張，如上古音分部與古今字認定等，並在具體校記中加以運用。以此爲基礎，我們可以窺見段氏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修纂關係紛繁復雜，仍可作進一步討論。 [關鍵詞]段玉裁；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 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清代大規模地校勘整理經書文本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清代校勘學、考據學與學術史等方面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近年來，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此書展開深入研究，成果豐碩。然諸多問題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如段玉裁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修纂關係問題，十分復雜，討論甚多，其主要爭論點在於段氏對此書的影響如何，在修纂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目前大致可分爲兩大觀點：一是認爲段氏的參與度較高，不僅發揮領導作用，還參加了具體編撰工作，成爲實際上的主事者。[1]二是主張段氏的參與度較低，擔任的僅僅是最終的鑒定或審定工作。[2]然這兩種看法基本依據相關外部史料，並未從《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內容本身進行深入分析。鑒於此，唐光榮、水上雅晴、唐田恬、王耐剛、張學謙等多位學者分別從各經校勘記的內容入手，通過對圈後按語的考察來分析段氏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關係，內容翔實，用功頗深，多有創見。[3] 相較於其餘諸經《校勘記》存在大量圈後按語的特點，筆者發現《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以下簡稱《左傳校勘記》）卻無一條此類按語，[4]故以往的研究方法無法使用，且諸位學者所舉之例無一出自《左傳校勘記》。此外，劉玉才先生通過比勘新舊材料，認爲“諸經校勘並非阮元所謂‘授經分校，復加親勘’，主要還是各自爲政，標準亦不一致。”[5]如果此說可信，段氏與《左傳校勘記》的關係如何？是否符合以往結論？今筆者試加探析，以求正於方家。 鑒於《左傳校勘記》無一條圈後按語，現唯一可以利用的是標有“段玉裁”字樣的校記。據筆者統計，此類校記共102條，其中經、傳、注部分55條，疏部分47條，大致可分兩類：直接引用段氏著作的校記；所引段氏觀點不見於段氏著作的校記。 一、直接引用段玉裁著作的校記 《左傳校勘記》的許多條目直接引用段氏著作，如《周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說文解字讀》、《說文解字注》等，以下逐一考述。 1.《春秋左傳注疏》校本 此類校記共58條，其中明確標出“校本”的31條，標出“校作”或“校改”的11條，未標明的16條。例如： 盛以脤器（閔二年）段玉裁校本“脤”作“蜃”，是也。（第369頁）[6] 且虛實相生（隱三年）段玉裁校作“實虛相生”。（第326頁） 后庸（哀二十六年）石經、宋本“后”作“舌”，廿七年“越子使舌庸來聘”，舌字同。段玉裁云：“當依《國語》作舌。”（第9頁） 關於段氏《春秋左傳注疏》校本，《經韵樓集》卷四《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目錄序》云：“錢塘監生嚴杰，博聞強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並陳氏《考正》，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捃摭，觀其所聚。……嘉慶八年（1803）冬至日。”[7]阮元《揅經室一集》卷十一《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序》之《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序》云：“因授以舊日手校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8]段序與阮序多有雷同，應是阮序之藍本，故此“舊日手校本”很可能就是段氏《春秋左傳注疏》校本。又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著錄“臨金壇段氏校宋慶元本《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9] 今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清人江沅過錄的陳樹華和段玉裁《春秋左傳注疏》校本，筆者閱覽此書，見所校底本爲毛氏汲古閣本《春秋左傳注疏》。書末有段玉裁跋云：“此宋淳化庚寅官本，慶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處，此本盡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於此者也。爲滋蘭堂朱丈文遊物，陳君芳林於乾隆戊子（1768）借校一部。陳君既沒，嘉慶壬戌（1802），余借諸令嗣，命長孫美中細意臨校，次子倅而終之。癸亥五月（嘉慶八年，1803）段玉裁記。”又書內天頭有題記云：“凡紅筆皆淳化本也，凡黑筆皆予所校，在紅筆之前。今淳化本悉以紅筆校臨，不先用黑筆矣。茂堂。” 由上，最晚嘉慶八年（1803）已有段氏《春秋左傳注疏》校本。嘉慶六年（1801）正月，阮元設十三經局，始修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至八年冬完成《左傳校勘記》。就時間上來說，嚴杰參考段氏校本是完全有可能的。爲進一步證實，筆者將復旦圖書館藏本與《左傳校勘記》所引段氏校本的校記一一核對，完全一致。 此外，嚴杰對這58條校記的態度可分三種，肯定21條，否定0條，列而無斷 37條，無一條反對意見。 2.《周禮漢讀考》 《左傳校勘記》云： 則旌旗有是緌者（襄十四年）毛本“緌”作“綏”，非也。段玉裁《周禮漢讀考》云：“‘是緌’乃‘徒緌’之誤。”（第485頁） 段氏《經韵樓集》卷二《<周禮漢讀考>序》文後落款時間爲“乾隆癸丑（五十八年，1793）十月”。[10]同卷《書<周禮漢讀考>後》云：“錢唐王生國章於嘉慶戊午（三年，1798）刻成。”[11]據此，《周禮漢讀考》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完成，嘉慶三年（1798）刻成，故嚴杰得以參考。除上述例子外，還有未標明者4條。例如： 均服振振（僖五年）《釋文》：“均，如字，同也，字書‘均’作‘袀’。”《周禮·司几筵》疏引傳文作“均”。段玉裁云：“賈、服、杜君等皆爲‘袀’。袀，同也。今本疏‘袀’字譌‘均’。”（第374頁，亦見於《周禮漢讀考》卷三） 今時伍伯緹衣（僖五年） 宋本“伍”作“五”。按，段玉裁校《周禮·司服》注云：“《玉海》引作‘伍伯’,《賈疏》訓‘伍’爲‘行’，疑與《宰夫》注‘五伯’本異。”（第375頁，亦見於《周禮漢讀考》卷三） 綜上，嚴杰引此書共計5條，肯定1條，列而無斷4條，無否定態度。 3.《古文尚書撰異》 《左傳校勘記》云： 大誓云（襄三十一年）《釋文》云：“大，本亦作‘泰’。”案，《尚書撰異》云：“《大誓》與《大誥》之‘大’同音‘泰’者，非。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誓》，尚在彪以前，非衞包始改。”（第522頁） 而揚雄云（昭十七年）閩本、監本“揚”作“楊”，不誤。段玉裁有辨，詳《尚書撰異》。（第570頁） 《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道光間段氏刻經韵樓本《古文尚書撰異》，題曰“七葉衍祥堂藏版”。其序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始箸雝涒灘，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12]“箸雝涒灘”爲戊申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重光大淵獻”爲辛亥年（乾隆五十六年，1791），皋月爲夏曆五月。故此書創作於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間，是段氏中年著作，嚴杰可以參考引用。除5條明確標明外，亦有未標明者11條。例如： 沈漸剛克（文五年）案，《古文尚書》作“沈潛”。段玉裁云：“《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即‘沈潛’也。蓋《今文尚書》作‘漸’，與《左氏》合。”（第402頁，亦見於《古文尚書撰異》卷十三） 昔堯殛鯀于羽山（昭七年）《釋文》云：“殛，本又作極。”段玉裁云：“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凡作‘殛’者，皆‘極’字之假借也。”（第546頁，亦見於《古文尚書撰異》卷一下） 綜上，嚴杰所引此書共計16條，肯定4條，列而無斷12條，亦無否定態度。 4.《說文解字讀》與《說文解字注》 《左傳校勘記》云： 汰輈及鼓跗（宣四年）補刊石經、宋本、岳本作“汏”，下同。《釋文》亦作“汰”[13]，是也。“鼓”，毛本作“ 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說文解字讀》，前有盧文弨序：“文弨年七十，猶幸得見是書，以釋見聞之硒，故爲之序，以識吾受益之私云爾。……乾隆五十有一年中秋前三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於鍾山講舍之須友堂。”[14]可見《說文解字讀》乾隆五十一年之前（1786）已完成，[15]嚴杰亦可參考此書，上舉之例即出自《說文解字讀》第五冊“”字。[16] 然《說文解字注》直到嘉慶二十年（1815）才最終刻板完成，從時間上來看，嚴杰無緣參考。然《左傳校勘記》卻云：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隱三年）《說文注》引《春秋傳》曰：“鄭大子曶”。案，“曶”與“忽”，古今字。《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第327頁） 取韭菹以偏擩于醢（襄二十八年）宋本“偏”作“徧”。按，《儀禮》作“辯”。段玉裁校本“擩”作“㨎”，云“古音‘耎’聲在十四部，‘需’聲在四部，其音畫然分別。後人乃或淆亂其偏旁，本從‘耎’者譌而爲‘需’，而音由是亂矣”。說詳《說文注》。（第512頁） 如果第一條校記可能不慎致誤，將《說文》誤作《說文注》，但第二條確見於《說文解字注》[17]。這裏涉及到《說文解字注》與《左傳校勘記》成書先後問題。董洪利、王耐剛認爲：“在《校勘記》的修纂過程中，段注尚未完成。因此《校勘記》中所引用的和段氏一致的意見不可能源自我們今日所見段注，而是源自段注的稿本。”[18]此“說詳《說文注》”即指段注稿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段氏《春秋左傳注疏》校本此處並無“段氏云”後語，可排除據段氏校本轉引。此句前後語言連貫，句意通順，很可能是由同一人書寫，不似段氏增補，故很可能是嚴杰聞之段氏或參考《說文解字注》稿本而來。 進一步分析，筆者認爲嚴杰很有可能見過並參考段氏《說文解字注》稿本，除了上舉之例，還有其他蛛絲馬跡。例如： 立戴公以廬于曹（閔二年）《釋文》云：“曹，《詩》作漕，音同。”案，《詩》鄭箋引亦作“漕”。惠棟云：“《詩序》‘曹’字從水旁曹，傳作‘曹’，古文省也。”按，《說文》“漕”者，“水轉穀也”，地名字不必從水，今本《毛詩》鄭箋恐非。（第369頁） 由於段氏對大徐本《說文解字》訂正譌誤，加以校改，力求恢復許書原貌，故段氏改訂本與傳世的大徐本存在諸多差異。此條校記大徐本《說文解字》作“水轉轂也”，[19]而段氏本則作“水轉穀也”，並云：“‘穀’，各本譌‘轂’，今依《韵會》、《平準書》索隱、《蕪城賦》注訂。”[20]可見，此條校記引《說文解字》與段氏本一致。 齊侯親鼔（成二年）石經、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鼔”字作“鼓”。按，《說文·攴部》“鼔”字曰“之錄切”。宋人誤用爲“工戶切”，最爲謬說。（第439頁） 大徐本《說文解字》作“公戶切”，[21]而段氏本則云：“屬之錄切，故鼔讀如 再者，《左傳校勘記》引段氏觀點的校記中，有些條目並未標出處，但觀點僅見於《說文解字注》，亦可視爲引自《說文解字注》稿本。例如：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隱四年）毛本“戊申”誤“庚戌”。《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陳樹華云：“弑、殺二字，經傳互出。凡《釋文》作‘殺’，分注中無‘本又作弑’之文，而石經及諸刻本並作‘弑’，各本注同，獨與《釋文》異者。要是傳本不同，陸氏未載及‘一作某字’耳，舉此可以例推。今皆仍其舊，但爲標出，不更改從《釋文》，凡‘適’‘嫡’‘禦’‘御’等字放此。”段玉裁曰：“凡敘其事曰‘殺’，正其罪名曰‘弑’。‘弑’者，聖人正名定罪之書法，而三傳紀事多用‘殺’字，後人轉寫經傳多致淆亂，冝以此義求之。”（第329頁） 上述段氏看法僅見於《說文解字注》“弑”字：“經傳‘殺、弑’二字轉寫既多譌亂，音家又或拘泥，中無定見，多有殺讀弑者。按，述其實則曰‘殺君’，正其名則曰‘弑君’。《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殺，或言弑，不必傳無‘殺君’字也。許釋‘弑’曰‘臣殺君’，此可以證矣。”[23]二者所論基本一致。 此外，段氏此觀點又見於《經韵樓集》卷四《<春秋經>殺、弑二字辯別考》和《<公羊>經、傳“弑”字辯誤》[24]，然此二文落款時間爲辛未年（嘉慶十六年，1811），在《左傳校勘記》成書之後，且所論甚詳，蓋在此論的基礎上擴展而成。 童齓之子（僖五年）岳本、纂圖本作“童齔”，《釋文》同也。按，今《說文》作齔，從七。段玉裁云：“當從 此段氏說法僅見於《說文解字注》“齔”字：“各本篆作齔，云‘從齒、從七，初忍、初覲二音’，殆傅會七聲爲之。今按其字從齒、 掖以赴外（僖二十五年）《詩·衡門篇》正義引作“持以赴外”，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案，《說文》“掖，持臂也”，《詩》正義作“持”，以意改。段玉裁云：“‘赴’當‘仆’字之誤，謂‘兩持其臂脅，自城上投諸城下也’，作‘赴’則義未顯。”（第387頁） 此段氏觀點僅見於《說文解字注》“掖”字，云：“《左傳》‘衞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赴’當是‘仆’之誤，《正義》曰：《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投之城外也’。”[27]二者所論基本相同。此类共计9條，亦無否定態度。 綜上，嚴杰在編纂《左傳校勘記》時，極有可能見過並參考段氏《說文解字注》稿本。 二、所引段氏觀點不見於段氏著作的校記 除了直接引用段氏著作的校記外，《左傳校勘記》還引述了諸多不見於段氏著作的段氏觀點，使得論證更爲完善。[28]經過排查，筆者共尋得此類校記11條。例如： 遷九鼎於雒邑（桓二年）《釋文》云：“雒，本亦作‘洛’。”《書·召誥》傳引作“洛”，《周禮·冢宰》正義、《文選·任彥昇<奏彈劉整>》注引並同。陳樹華云：“《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師古曰‘魚豢云：漢火德，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段玉裁云：“此本不經之談，而顏氏信之，且傅會之云‘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魏志》黃初元年幸洛陽，裴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乃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爲洛’。裴氏引《魏略》於此者，正謂黃初元年幸洛陽，乃有此詔。前此皆用‘雒’，後此皆用‘洛’。魚氏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漢以前皆用‘雒’，非漢去水加隹也。”（第341頁） 此條校記段氏批評顏師古的看法，認爲是“不經之談”，進而闡發己見，主張漢以前皆用“雒”，曹魏黃初元年始改爲“洛”，非漢去“水”加“隹”也。《經韵樓集》卷一《伊雒字古不作洛考》云：“癸酉十一月十二日，偶閱《漢書·高祖本紀》，漢王元年、二年、五年，‘洛陽’字三見，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雒陽”字凡七見，不應前後乖異如此，且一年之內，前云‘帝乃西都洛陽’，後云‘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何自相矛盾乃爾？今之通人亦無有隨手亂書者，當由前半經淺人塗改從水，後半未及爲之，適此本流傳，而爲汲古閣本、他氏本未考。”[29]此文撰作時間爲嘉慶癸酉（十八年，1813），在《左傳校勘記》成書之後，很可能是在此條校記的基礎上增補而成。 逢丑父（成二年）閩本“逢”作“逄”，非也。段玉裁云：“字從夆。逢丑父、逢伯陵、逢蒙皆薄紅反，東轉爲江，乃薄江反。宋人《廣韻》改字從夅，薄江切，殊謬，不可不正。”（第440頁） 此條校記段氏從音韻方面進行分析，批駁了“從夅”的錯誤解釋。此觀點不見於段氏著作，似是嚴杰引述，亦或段氏後增。 服虔云嗾㖩也（宣二年）閩本、監本、毛本“㖩”作“取”。段王裁云：“此段宋本誤，《正義》當云‘服虔本嗾作取’，注云‘取，嗾也，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第419頁） 此條校記段氏認爲宋本爲誤，並訂正《正義》。此觀點未見於段氏著作，大概是嚴杰聞之引述，或段氏後增。 言二父以力相尚（襄十年）宋本、纂圖本、監本、毛本“二”作“堇”。段玉裁曰：“作‘二’者是也。下文秦丕茲、仲尼爲二子，則秦堇父、郰人紇爲二父，‘二父以力相尚’，事見上文。韓文公《書張中丞傳後》云：‘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亦爲妄人改作‘二賢’。”（第477頁） 此條校記先列異文，又引述段氏考辨，認爲作“二”是。此觀點不見於段氏著作，或爲嚴杰引述，亦或段氏後增。 繕完葺牆（襄三十一年）李涪《刊誤》：“‘繕完葺’三字於文爲繁，當是‘繕宇葺牆’，以書之峻宇雕牆爲比。”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耶？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宇’字，則無謂矣。”（第523頁） 此條校記段氏對唐人李涪《刊誤》進行批駁，中間使用了兩次強有力的反問，可見語氣之激憤。此亦不見於段氏著作，很可能是嚴杰轉引，或段氏後增。 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而言之（昭二十年）宋本、宋殘本、足利本無“未”字、“而”字，不誤。按，《困學紀聞》云“衞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王氏亦沿襲誤刻，而有此論，後人往往承之。何焯所謂不全宋槧本，即此殘本也。段玉裁曰：“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爲‘死而賜謚’，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下不得云‘終言之’矣。”（第576頁） 此條校記先是認爲此句不應有“未”字，批駁了王應麟謬論，又引述段氏贊成之言。此觀點僅見於《經韵樓集》卷十二《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30]，此文撰於嘉慶十三年（1808），在《左傳校勘記》成書之後。《左傳校勘記》或爲嚴杰引述，亦似段氏後增。 齊侯疥遂痁（昭二十年）《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齊侯痎遂痁”，又云“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正義》引袁狎云“疥當爲痎”。《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痎’，《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痎’又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按，傳例因事曰‘遂’，若痎已是瘧疾，何爲復言遂痁乎？”諸本及定本作“疥”，是也。《說文》引傳亦作“疥”。段玉裁曰：“仙民之音，孔沖遠之說，是也。凡改‘疥’爲‘痎’者，皆所謂無事而自擾。”（第577頁） 此條校記先進行詳考，指出此處應當作“疥”，後引述段氏讚成之說。此觀點亦不見於段氏著作，很可能是嚴杰聞之引述，或段氏後增。 京楚子朝所在（昭二十二年）段玉裁云：“‘楚’字衍文，次年晉人圍郊，《正義》引此注云‘京子朝所在’，無‘楚’字。”（第583頁） 此條校記段氏結合上下語境，並據《正義》認爲“楚”字是衍文。此說法不見於段氏著作，或是嚴杰引述，或段氏後增。 書曰得器用也（定九年）石經“得”字重。段玉裁曰：“此‘得’字不當重，石經非也。傳言‘以其爲器用，故謂之得’，細玩下文，則‘器用’上不宜有‘得’字。”（第613頁） 此條校記先指出石經重“得”字，再引述段氏之說。段氏結合上下文意，認爲石經“得”字不當重。此說法不見於段氏他書，蓋是嚴杰述引，亦似段氏後增而來。 綜上，引用某人著作次數的多寡是衡量其直接影響大小的重要因素。《左傳校勘記》不僅大量引用段氏多種著作，如《春秋左傳注疏》校本、《周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說文解字讀》，甚至將尚未完成的《說文解字注》稿本加以參考，而且還引述了諸多不見於段氏著作的段氏觀點，使論證更爲完善充分。而對段氏觀點的態度，不是肯定，就是列而無斷，沒有一條明確表示反對的校語。可見嚴杰對段氏之說的重視度之高，受其學說浸染度之強，亦可反映出段氏對《左傳校勘記》編纂的直接影響之大。 三、與段玉裁學術主張相合的校記 嚴杰不僅大量引用段氏著作，還相當程度地接受了段氏的一些學術主張，這對他的校勘態度影響很大，使他不知不覺將這些學說運用到校勘記中，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關於上古音的分部與古今字的認定。 1.上古音分部 清初顧炎武離析《唐韻》，分古韻十部，開創了科學研究古音的新範式。在此基礎上，江永分爲十三部，段玉裁十七部，孔廣森十八部，王念孫二十一部，江有誥二十一部，分部不斷細化，更加系統。《左傳校勘記》亦涉及到經注文字的古音問題，如： 王是以獲沒於衹宮（昭十二年）《釋文》“沒”作“歿”。衹宮，《家語》作“支宮”，衹宮在南鄭，見《竹書紀年》，顧炎武、惠棟並引之也。按，“衹”與“支”音同，古音之十六部，今音之五支也，傳作“衹”，《家語》作“支”，正是一字。（第560頁） 嚴杰認爲“衹”與“支”屬於古音第十六部，不僅與段氏《古十七部諧聲表》（《六書音均表》）分部一致，[31]還與《說文解字注》中“支”和“衹”字分韻一致。嚴杰顯然受到段氏的影響，接受了其十七部說的觀點。 夏邾畀我來奔（襄二十三年）宋本“畀我”作“卑我”，石經亦作“卑我”。按，《釋文》凡“畀”字皆云“必利反”。以音理言之，“卑”在五支，“畀”在六脂，“卑”字不可代“畀”音“必利反”。石經始譌，而宋本仍之，非也。（第495頁） “五支六脂”涉及到段氏在古音分部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即“支脂之三分說”。《切韻》的“五支”“六脂”“七之”，顧炎武與江永大致都分在一部，而段氏始三分。《六書音均表》提出：“五支、六脂、七之三韻自唐人功令同用，鮮有知其當分者矣。今試取《詩經韻表》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觀之，其分用乃截然。……自唐初功令不察，支、脂、之同用，佳、皆同用，灰、咍同用，而古之畫爲三部始湮沒不傳。”據上例，“卑”字在《六書音均表》十六部，“畀”在十五部，符合段氏古音學說。 2.古今字認定 段氏對古今字的認識已十分深入，指出“凡讀經傳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無定時，周爲古則漢爲今，漢爲古則晉宋爲今，隨時異用者謂之古今字，非如今人所言古文、籀文爲古字，小篆、隷書爲今字也，”[32]他把辨別古今字視爲理解經傳文字的重要方法，“凡經用古字，注用今字。”[33]《說文解字注》就很注重對古今字的注釋。[34] “古今字”雖得到了衆多學者的認同，但在具體的認定中，卻因人而異，因個人的見解而定，如《毛詩注疏校勘記》有云： 言人無之我魚梁（《毛詩·邶風·穀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按，經作“毋”，注同，《正義》作“無”。“毋”“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同此。Ο按，謂“無”“毋”古今字，可也。謂“毋”“無”古今字，不可。[35] 據此條校記，圈識前（舊校）認爲“毋”是古字，“無”是今字，圈識後（新校）則持完全相反的觀點。 《左傳校勘記》亦有12條關於古今字的校記，這些校記與段氏的關係如何？舉例比較於下：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隐三年）《說文》注引《春秋傳》曰：“鄭大子曶。”案，曶與忽，古今字。《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第327頁） 段氏《説文解字注》“曶”字云：“今則‘忽’行而‘曶’廢矣……《春秋傳》曰‘鄭大子曶’，今字作‘忽’。”[36]可見，段氏亦認爲“曶”“忽”是古今字。 夫名以制義（桓二年）陳樹華云：“《漢書》引傳‘義’作‘誼’。”案，“誼”“義”古今字。（第341頁） 段氏《説文解字注》“誼”字云：“按，此則‘誼’‘義’古今字，周時作‘誼’，漢時作‘義’”[37]據此，段玉亦指出“誼”“義”爲古今字。 還鄭而南（襄十年）《釋文》曰：“還，本又作環。”惠棟云：“案，鄭注《士喪禮》云‘古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同。《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按，“還”“環”古今字。（第477頁） 段氏《說文解字注》“環”字云：“古者還人以‘環’，亦瑞玉也。環引伸爲圍繞無端之義，古衹用‘還’。”[38]由上，段氏認爲“還”“環”爲古今字。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虛（襄二十九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虛”作“墟”，案，“墟”“虛”古今字。（第517頁） 段氏《說文解字注》“虛”字云：“按，‘虚’者，今之‘墟’字。……乃分用‘墟’‘虚’字，別休居、邱於二切，而‘虚’之本義廢矣。”[39]段玉裁亦認同“墟”“虛”爲古今字。 而牙物也（昭二十年）監本、毛本“牙”作“芽”。案，《漢書·律曆志》作“牙”，“牙”“芽”古今字。（第578頁） 段氏《說文解字注》“芽”字云：“古多以‘牙’爲‘芽’。”[40]段玉裁亦認爲“牙”“芽”古今字。 綜上，嚴杰顯然接受了段氏關於上古音分部與古今字認定的學說，並在《左傳校勘記》中加以運用，可見段氏對《左傳校勘記》的修纂還存在相當程度的間接影響。 結 論 通過以上探討，關於段氏與《左傳校勘記》修纂的關係，我們可總結如下： 首先，劉盼遂認爲“阮氏《左傳校勘記》爲出於先生手矣。”[41]此語欠妥，筆者贊同王欣夫的觀點：“安得以嚴杰所作的《左傳校勘記》說是出於段氏之手呢？”[42]《左傳校勘記》絕大部分校記出自嚴杰之手，並非爲段氏所獨撰。 其次，段氏對《左傳校勘記》的修纂有著相當大的直接影響。主要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左傳校勘記》大量引用段氏著作，如段氏《春秋左傳注疏》校本、《周禮漢讀考》、《古文尚書撰異》、《說文解字讀》、《說文解字注》稿本等，且多贊同段氏觀點，無一條反對態度；二是引述了多條不見於段氏著作的段氏觀點，使論證更爲完備。 再者，通過嚴杰亦體現出段氏對《左傳校勘記》有著十分重要的間接影響。一方面，嚴杰接受了段氏的一些學術主張，如上古音的分部與古今字的認定，並在具體校記中加以運用。另一方面，兩人作爲師生，學術交流與討論十分頻繁，私人關係較好。 最後，經過對段氏與《左傳校勘記》關係的探研，筆者贊同劉玉才提出的關於《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過程的觀點（“主要還是各自爲政，標準亦不一致”），主要緣由如下： 一是諸經校勘的標準、方法與步驟存在不同。以往研究主要著眼點是圈後按語，主張諸經《校勘記》具有雙層結構，存在初校與復校之分，甚至有人提出三校。然而《左傳校勘記》卻無一條圈後按語，很明顯校勘體例、方法與步驟不一致，故諸經校勘存在諸多差異。 二是關於段氏與諸經《校勘記》關係的爭論，如水上雅晴、唐光榮、唐田恬、王耐剛等學者認爲段玉裁可能並非是圈後按語的唯一人選，總校者可能並非只有段氏一人。他們的此種看法最主要的依據是發現了《毛詩》《周禮》等《校勘記》的圈後按語中存在批評、反駁段氏觀點的情況。然此種情況在《左傳校勘記》中卻沒有出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爲《左傳校勘記》是由段氏負責最終審定。另一方面，結合劉玉才考察梳理出的《周易注疏校勘記》成書流程，認爲《周易注疏校勘記》大部分圈後按語的作者是嚴杰，而不是段玉裁。[43]可見，嚴杰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編纂過程中出力是相當多的，段玉裁並非唯一總校者，嚴杰不僅負責了《左傳校勘記》與《孝經注疏校勘記》的纂修，[44]還對其餘諸經《校勘記》的最終審定做出了一定貢獻。[45]正是由於《左傳校勘記》由嚴杰分校，故較之他經省去了諸多校勘步驟。《左傳校勘記》才會出現既無圈識標記按語，又沒有一處反駁校記的特殊情況。 三是關於諸經《校勘記》圈後按語的作者，有學者認爲部分按語是由段玉裁撰寫。其依據有：《校勘記》的意見與《說文解字注》的觀點在證據和結論上一致，《校勘記》引用的《說文解字》與段氏本相合，各經《校勘記》相互參考。然通過對《左傳校勘記》的考察，筆者認爲嚴杰極有可能見過並參考《說文解字注》稿本，亦可能承擔了各經的定稿工作。因此，以上三方面依據並不能簡單得出圈後按語爲段氏所撰，亦有可能爲嚴杰所撰，或由段氏與嚴杰共同完成。可見，段氏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關係十分復雜，仍需進一步探討。 注釋： [1]主要支持者有劉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譜》，《經韵樓集》附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473頁；汪紹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考》，《文史》1963年第3輯，第27頁。 [2]主要贊成者有〔日〕關口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略說》，劉玉才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28頁；王欣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協作和總成》，載《文獻學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59頁；陳鴻森：《段玉裁年譜訂補》，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論文類編·文獻考訂編》，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5566—5577頁。 [3]詳見唐光榮：《<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圈後按語作者問題考論》，西南師範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日〕水上雅晴：《<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中國經學》2010年第6輯，第143—162頁；唐田恬：《<周禮注疏校勘記>平議》，劉玉才主編《經典與校勘論叢》，第284—328頁；董洪利、王耐剛：《從<孟子注疏校勘記>看段玉裁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修纂之關係》，《國學學刊》2013年第3期，第75—81頁；張學謙：《<周易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版本目錄學研究》2016年第7輯，第307—330頁；張學謙：《<論語注疏校勘記>编纂考述》，《中國經學》2017年第20輯，第161—178頁；張學謙：《<孝經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經學文獻研究集刊》2016年第15輯，第270—285頁等。 [4]文選樓本《左傳校勘記》亦有帶圈識的校記（共55條），其中53條爲記述版本不同的校記，如：淳熙本“見”作“○”，非也。其餘兩條爲：卷一“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條：“閩本、監本、毛本刪‘附釋音’三字……○宋本作‘春秋正義卷第一’。”卷一“周公之垂法”條：“宋本‘法’作‘灋’…… ○元和陳樹華有《春秋內傳考證》，後凡稱陳樹華者是。”但此二條校記○後並無“按”字，內容亦非區別舊校的新校記，與其餘諸經《校勘記》的圈後按語並非一類。 [5]劉玉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蠡測》，《國學研究》2015年第35卷，第1頁。 [6]文中所引《左傳校勘記》及所標頁碼，據《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三年文選樓刻本，第182冊（卷一至卷三十五）、183冊（卷三十六）。 [7]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 [8]阮元：《揅經室一集》，《文選樓叢書》第1冊，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144頁。 [9]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續修四庫全書》第92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頁。 [10]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第24頁。 [11]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第25頁。 [12]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續修四庫全書》第4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13]此句文意不通。查閱通志堂本《經典釋文》及黃焯先生《經典釋文彙校》，《釋文》此處應作“汏”。詳見黃焯：《經典釋文彙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62頁。 [14]段玉裁著，朱小健、張和生點校：《說文解字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15]段氏《說文解字讀》的完成時間有二說，一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所依據盧文弨《<說文解字讀>序》；二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說文解字注·出版說明》云：“（段玉裁）先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開始編纂長編性質的《說文解字讀》，歷時十九載，至乾隆五十九年告成，共五百四十卷。”而據段氏《古文尚書撰異序》云：“乾隆四十七年（1782）玉裁自巫山引疾歸，養親課子之暇，爲《說文解字讀》五百四十卷，又爲《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始箸雝涒灘，迄重光大淵獻皋月乃成。”依此言，段氏先撰成《說文解字讀》，後撰《古文尚書撰異》。而《古文尚書撰異》創作於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六年間，故《說文解字讀》的完成時間應在此之前。日本學者吉田純、水上雅晴，大陸學者許嘉璐亦贊同乾隆五十一年說。詳見日本學者吉田純：《段玉裁の経學--學問と生涯》，《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8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5年版；水上雅晴：《<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以及段玉裁的參與》，第149頁；許嘉璐：《<說文解字讀>序》，第1頁。筆者贊同“乾隆五十一年”說。 [16]段玉裁著，朱小健、張和生點校：《說文解字讀》，第230頁。 [1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04頁。 [18]董洪利、王耐剛：《從<孟子注疏校勘記>看段玉裁與<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修纂之關係》，第80頁。 [19]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237頁。 [20]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566頁。 [21]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第63頁。 [2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125頁。 [23]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120頁。 [24]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第65—68，79—81頁。 [25]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78頁。 [26]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第38頁。 [2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611頁。 [28]關於這部分校記的作者，有可能是段玉裁本人，《經韵樓集》卷四《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目錄序》云：“錢塘嚴生杰，博聞強識，因授以慶元所刻淳化本、並陳氏《考正》、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令其精詳捃摭，觀其所聚，而於是非難定者則予以暇日折其衷焉。……嘉慶八年（1803）冬至日。”（第65頁）據此，對於嚴杰難定是非的校記，段氏進行了考辨審定，調節折衷，故這部分校記有可能是段氏增補。然亦有可能是嚴杰聞之段氏觀點，引述而來。段氏與嚴杰作爲師生，學術交流來往十分頻繁，《左傳校勘記》有這樣一條：狃 [29]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第20—23頁。 [30]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第332—335頁。 [3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六書音均表》，第806—867頁。 [3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188頁。 [33]段玉裁：《周禮漢讀考》，《續修四庫全書》第8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頁。 [34]關於古今字的探討，可參見洪成玉：《古今字》，語文出版社1995年版；洪成玉：《古今字字典》，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等。 [35]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0頁。 [3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202頁。 [37]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94頁。 [38]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12頁。 [39]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386頁。 [40]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第37頁。 [41]段玉裁撰，鍾敬華點校：《經韵樓集（附補編年譜）》，第471頁。 [42]王欣夫：《<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協作和總成》，第258頁。 [43]劉玉才：《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成書蠡測》，第5頁。 [44]張學謙亦指出《孝經注疏校勘記》無圈後按語，並認爲“作爲定稿者嚴杰纂成的《校勘記》，此稿很可能未經阮元批校”，《孝經注疏校勘記》與《左傳校勘記》皆由嚴杰負責，情況相似不足奇。詳見張學謙：《<孝經注疏校勘記>編纂考述》，第270—271頁。 [45]李慧玲已推測嚴杰爲《毛詩注疏校勘記》的三校者（定稿），見李慧玲：《毛詩注疏（附校勘記）研究》第三章第四節《首創初校、覆校、三校制度》，華東師範大學2008年博士學位論文；張學謙亦認爲“嚴杰在《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的編纂中， 很可能承擔了各經的定稿工作”。（第270—271頁） 注：本 注：本文发表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樊宁博士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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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也。今音呼跨切。……其形唐宋人又譌齓從乚。絕不可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