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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要紧，你一定要把人救回来。” “哪怕有1%的希望，您也要用100%的努力。” ICU病房里，医生们经常会遭遇类似的请求。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被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体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被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患者仍在接受创伤性治疗。 我们见过太多诸如此类的情形，有时会不禁好奇到，每天直面生死的医生，当他们自己和亲人身患绝症时，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当医生身患癌症时 他们会怎样选择？ 2011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副教授穆尤睿，发表了一篇轰动美国的文章——《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几年前，穆尤睿的导师查理，经手术探查证实患了胰腺癌。 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是美国顶级专家，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内存活率，从5%增加到15%，提高3倍！  但是代价也是痛苦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生活品质大大降低。 查理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把所有的时间全都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 几个月以后，查理在家里病逝，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他选择了质量。 穆尤睿发现，其实不只是查理，很多美国医生遭遇绝症后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医生们不遗余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他们选择的不是最昂贵的药和最先进的手术，而是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当亲人身患绝症时 医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医生虽然见惯了生死，但亲人这一关却并不那么好过。 首都医科大学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凌锋的公公也是医生，晚年得了多种癌症，“肺癌、肾癌、肾上腺癌”。 虽然患有多种癌症，但他只是把肾癌的手术做了，肺癌并未做，到最后，已经无法呼吸，非常痛苦。 他跟我讲了好多次，你给我一针让我过去，我说不能，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安乐死的法律，我前脚给你一针过去了，后脚就进监狱了。  凌锋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医生把他的气管切开，用呼吸机替代肺的呼吸。但仍然很痛苦，“经常是他自己的呼吸和呼吸机打架，特别洗澡和其他护理的时候，或者吃饭，就会非常难受。” 就这样挺了五个月。后来，他的肾还是衰竭了，“没有办法排尿，人就已经昏迷了，这时候监护室的医生就跟我说，主任，我们可以给他做透析。” 但她最终还是决定，不做透析，关掉呼吸机。“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再做透析会是什么样，人浮肿、苍白、血小板丢失各种可能都有，而且这个人脱相了，就不成样了”。 呼吸机关掉后，公公又活了十几分钟。那段时间里，她就坐在一旁陪着他，等着时间流逝，看着亲人离去。 即便在科学上知道别无他法，但这仍然是个痛苦的过程。  如果患绝症的是你父亲 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告别他？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陈作兵，在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和亲友告别， 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 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他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父亲走了，陈作兵手机却被打爆了，“很多人指责和谩骂我不孝。” 面对谩骂、质疑，陈作兵说：“如果时光重来，我还会这么做。”  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是 如何安详地离开 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安详地离开。 中国抗癌协会监事、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主任医师刘端祺，从医40年，至少经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刘端祺听到了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 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 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与即将离去的亲人坦然而深入地讨论死亡，每个人的意见和情感都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尊重，就像在计划一次远行，而不是各自憋在心里默默承受生离死别的剧痛，该多好。 但愿每一个看完这篇文章的人 在珍爱生命的同时 也能学会试着去理解死亡的意义！ 文章来源：健康时报（jksb2013）、拾遗（ID：shiyi201633）、文汇教育（wenhuieducation）、果壳、 Vista看天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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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医药方便 > 《癌.肿块.血癌.痣.发热.疼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