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字在古代文化中有特殊的内涵，就是“辩”字。初看很普通，就是是“辩论”嘛，可是在古代，它的内涵丰富得很。有关它的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孟子说的，因为别人异口同声说他“好辩”，他急急忙忙地解释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什么他这么慌张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好辩”可不是什么褒义词，就像right派的帽子一样，谁都害怕扣到自己的头上，一扣上，整个人生都完蛋了。古代人是质朴的，他们强调做实事，做有用的事，所谓“敏于行而讷于言”，夸夸其谈是让人不放心的。不像现在的某些国家，要当总统，一副好口才是最最先决的条件之一，革命家也是如此。希特勒也罢，列宁也罢，克林顿也罢，不靠言辞去打动人民，谁买你的帐？
孔老二说：“友便佞，损矣。”这个“便”就是“辩”的假借字。“辩”和“佞”是同义词，都是口才好的意思。孔老二是顶讨厌口才好的人的。说起来，我们的老祖先对一个人的口才很有点矛盾心理，一方面觉得有口才的人脑子灵活，聪明，可以委以重任，比如当当外交官什么的。所以连诸侯也自己谦称“不佞”，就是说自己头脑欠聪明；另一方面心里直打鼓，你想想，当一个人的嘴巴厉害到能把死的说成活，该有多么可怕啊！如果这个人当了官，凭他的口才，君主就要随着他的意志转了；如果是法官，这案子想怎么断都得由他，因为你说不过他，只有死路一条；如果是平民，没准成为一个骗子，把你骗得连老婆/老公都送人，还亲在开车送。所以，一切奸臣，在忠臣们看来，都可以用“便佞”来概括。如果不是他们口才好，怎么可能得到君王的宠幸？不得到君王的宠幸，君王怎么会听他们的？我郁郁不得志，逼得抱石头跳河，都怪那家伙口才好啊。
这种对有口才之人的警惕，就归纳为“黜谗佞之端，禁巧辩之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提到：“子贡利口巧辩辞，孔子常黜其辩。”连孔子态度都如此，也就难怪孟子在被人扣上“好辩”的帽子时，要脸红脖子粗地扯破喉咙否认了。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汉代。所以当时的丞相、御史大夫这样的高官，一般要用老成持重的，只会傻笑的，半天放不出一个屁的人来担任。有一次汉文帝刘恒去参观国家动物园，他问随同官员，这个园子里到底有多少珍稀动物，比如多少只东北虎，大熊猫和扬子鳄，竟然没有人答得上。还是一个小小的芝麻官“虎圈啬夫”挤进来，如数家珍，一一告诉汉文帝，问什么答什么，“应对无穷”。汉文帝觉得这小子工作确实负责，心里很高兴，有点想提拔他的意思。廷尉张释之却坏人家好事，说：“陛下对这啬夫如此看重，不过因为他有一张利嘴；现在朝廷的绛侯、东阳侯说话结结巴巴，可是大家都认为他们有长者风范，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哪里像这家伙口辞辩给，喋喋利口，乱人心目。以前秦朝就是因为有巧辩奸人赵高，才弄得天下大乱的，您若提拔这啬夫，只怕天下人都不愿踏踏实实工作，都去练习口才了。”
结果是文帝只好称“善”。因为那时的风气，你一扯到秦朝灭亡，包括皇帝谁也不敢有脾气，那是汉初人心中永远的痛，以前谁见过一个强大的王朝瞬间土崩瓦解的？
其实文帝也应该想一想，你张释之的口才也不错啊，把老子说说得团团转？我这么聪明，也不是吃干饭的，你晓得不啦，那个贾谊，当今最大的才子，我只比他差一点点。有一次贾谊从长沙来，我跟他聊天，是有点沮丧，感叹过：“我好久没见到贾谊，以为自己学问可以超过他了，谁知还是比不上。”虽然很沮丧，但至少透露出一个信息，我特别好学，是企图超过贾谊的。我想等贾谊来夸奖我的时候，假装谦虚地对他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不过把谈恋爱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罢了。”再说了，你张释之官当得很不小，曾一度位为廷尉，相当于大汉最高法院院长，名列九卿，每月的工资可以买足二千石的米。你又没有军功，而是以侍从之臣入仕的，完全凭的那张嘴巴混饭吃，还好意思说别人。还有他称道的厚道人绛侯和东阳侯，当年我的贾谊就是吃了他们的谗毁，被我贬到蛮荒之地长沙，与那窜上跳下的蛮人为伍，把身体都气坏了。你说他们嘴巴不会说话，简直瞎几把扯嘛？
可是文帝好像想得没那么复杂，张释之这张利嘴算得逞了。
隔了几十年，魏其侯窦婴同样因此栽了跟斗，因为他跟皇帝的老妈窦太后有亲戚关系，窦太后向景帝建议，让窦婴当宰相。景帝说：“老妈啊，你不要以为臣吝啬，舍不得让他当，主要是他好辩，一张利嘴，口齿轻薄，当丞相不合适啊。”看来大汉的丞相，就需要对着麦克风一分钟说不了一百字的傻逼。
虽然孔老二讨厌佞人，孟轲坚拒“好辩”的帽子，而说到底，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雄辩家。我猜他们不喜欢口才好的人，就是怕对方太匆忙，自己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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