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观的说，安史之乱所波及的范围并不十分广大，前后只有河北，河南，河东，关内四道。中原腹地以及整个南中国，都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可以设想，如果叛乱在757年能够得以平息，那么唐朝应当很快就能恢复元气，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肃宗并不是一个英明的皇帝，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个缺乏坚定的道德底线的昏庸的皇帝。所以，他对史思明的背信弃义，对郭子仪的猜忌束缚，不仅使叛乱又延长将近5年，直到他去世后，代宗继位之后的763年才以史思明之子，史朝义的自杀而告终。而且也至少导致了两个更加严重的直接后果： 第一当然就是国家实力的进一步消耗，国民对政府信心的进一步动摇，军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影响的进一步深入。 第二就是由于朝廷君主逐渐失去了其道德模范的形象，而导致整个国家的根本开始发生动摇。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道德社会，其根基就是建立在以君主和朝廷为核心的，对道德的示范和推广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国度里，每一个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就是建立在国家整体性的对道德的尊重基础之上的。一旦朝廷和君主，公然的表现出了重利轻德的倾向，那么整个国家就会因为失去了安全的保障，而立刻在思想上陷入混乱，在行为上趋向功利。 所以，孔子才说在中国治天下，“民无信不立。”这就是为什么区区不到八年的叛乱，就让盛唐一蹶不振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这种影响最为显著的就是，从此唐朝开始走上了一个骄兵悍将当道的，武装割据的道路——当初设立节度使，是出于防备边患的需要。因此，节度使区，主要设立在北部、西部等与敌国接壤的地区。但是因为安史之乱的持续不绝，中原内陆也都切实的感受到了战争的压力，都出现了提高武备的需要，于是中原地区的州一级的地方官，也就是所谓的刺史，越来越的出现了兼治军旅的职务，事实上具备了节度使的资质。 朝廷则既出于平叛的现实需求，也出于拉拢安抚地方官员的考虑，对这样的官员都授以节度使的称谓。 这种做法其实是饮鸩止渴。因为它表面上，在短时间里似乎换取了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忠诚，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不仅使节度使遍地开花，普及到全国各地，而且使相应的地方军队，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得以常态化存在。 而且由于节度使具有统辖地方官员的权力，因此随着节度使的遍地开花，地方行政事实上陷入了职业军人之手。由于他们是职业军人，所以他们需要依靠军队，甚至依靠战争的存在而生存。简单的说，他们当兵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是为了保卫家园，保卫国家，因此这是一群缺乏信仰，而只重实利；没有原则，而崇尚武力，甚至暴力的群体。  所以，安史之乱后的节度使区，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骄兵所控制的，另一种则是由悍将所控制的。 由悍将所控制的节度使区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安禄山的最终并未完全失败的“成功案例”——唐朝为了早日平息叛乱，大范围的使用招安的策略，既对主动脱离安史阵营的将领，大多采取以就地许以节度使之职位标志性手段，加以安抚。所以，大批的安禄山，史思明的旧将，摇身一变就又成为了唐朝的节度使。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只要有实力，即使是朝廷也会忌惮三分，所以实力才是第一位的。 同时，史思明当年的并不能称为失败的“失败教训”，更加告诉他们，如今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讲究信誉和道义的世界，因为作为这些美好词汇的代言人和捍卫者的朝廷，本身就在破坏信誉和道义。 所以，以安史旧将为代表的一批悍将出身，或者具有悍将气质的节度使，已经将其所统辖的区域，视为了自己的私家财产，其中最早表现出这一行为的，当然还是安史旧将，他们相互以各种手段结成利益同盟，然后向朝廷提出，诸如纳贡不入朝，自行决定继任节度使等等要求，而此时的朝廷，只能委曲求全通常都会答应下来。于是这些节度使区，已经基本上处于武装割据的状态。 所以，随着叛乱的平息，帝国的东北地区也逐渐的，在实际上脱离了朝廷的管辖。  对于今天的人们比较难以理解的是那些由骄兵控制的区域。其实，只要回到那个时代中去，就不难理解了。原来的府兵，应当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兵，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职业军人，而更应当被视为一种轮流承担保卫家园任务的，经过训练的农民。但是，这些在战乱中被招募起来的士兵，其来源显然只能或者是家园被毁的流民，或者是本身就既无资产，又不愿意劳动的流民。总而言之，这是群真正的无产者。 孟子说：无恒产因无恒心。所以他们不会像农民那样渴望平静的生活，而更愿意或者更喜欢军队这种，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保障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往往父子相乘，长期在一个地方以职业军人为生，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将领，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加强自身与军队的关系，也愿意招募提拔军中人士的后代，为兵为官。这就在客观上，使这些士兵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关系网，和利益联盟。 对于朝廷委派的统军将领，或者节度使，他们不仅完全有能力将其架空，甚至可以直接拒绝接受，更有甚者则可能将不能满足他们要求，不能令他们满意的节度使，直接杀掉。所以，在这样的的区域，节度使的去留非但不是朝廷能决定的，甚至连节度使本人，也不能决定。 而面对这样的局面，朝廷则也只能姑息迁就，甚至出现了在任命节度使的时候，派出的内史要到军中去征求士兵们的意见，只要是军中支持的就加以任命。 朝廷对于藩镇的这种几近谄媚的行为，在事实上等于向天下示弱，等于是在天下面前放弃了自身作为道义的捍卫者的地位，相反则展示出自己作为利益上的弱势地位。因此，这种行为非但不能换来长久的稳定，反而只能因为是天下的野心因为失去了约束，而不断膨胀，进而造成更大范围的不稳定。 所以，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天下，逐渐出现了君不能御将，将不能御兵的状况，而且逐渐在全国范围内，自北向南，自东向西蔓延开来。原本应当承担着保护国家职责的人，在事实上成为了国家最大的“敌人”。 iiiiiiiiii ◎ 作者：朱东，传统文化学者。出版代表作品《原易》《论语通今》等等。 ◎ 微信公众号：东鹤书院（ID：dongheshuyuan）。 ◎ 图片源自网络，与正文无关，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iiiiiiiiii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