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继霞 何雯静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扎根理论1967年创建以来，历经五十余年的发展，已由最初的从资料中建立理论的方法论演进为基于质性资料分析的理论建构模式。经典扎根理论有着严格而规范的方法论范式，具备严谨的理论要素、研究流程和评判标准。在不同的哲学理论背景影响与研究实践推动下，现行的扎根理论已衍生出了新的研究取向。秉持经典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理念核心的同时，当前的扎根理论“家族”已实现了方法论上的延展又各具理论特色，并逐步体现出建构与融合的新趋势。
格拉瑟(Barney Glaser) 与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 合作发表了《扎根理论的发现》[1]一书，对当时居于系统社会科学研究主导地位的定量研究范式提出了挑战。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以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为宗旨[2]，具备完整而规范的研究方法，迄今已广泛应用于众多学科领域。
20 世纪末，扎根理论作为一种成熟而完善的研究方法引介到我国，逐步成为质性研究体系中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法。2016 年，以扎根理论为关键字的C刊发文达143篇，超过了原位居质性研究方法传统第一的民族志(人种志) 研究;据知网检索可见，截至2019年2月15日，以扎根理论为关键词的C刊发文累计997篇; 在国家自然基金委评定的A刊中，扎根理论是率先得到认可的质性研究方法。
历经五十余年的发展，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意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扎根理论与具体研究实践的结合为扎根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笔者从扎根理论的不同理论基础出发，梳理当前研究方法论中的不同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对扎根理论研究实践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当前扎根理论“家族”的主要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与研究取向，扎根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衍生了数个版本。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为: 扎根理论是一种通用的方法，是收集、分析资料，最终生成理论的系统性进程；扎根理论的研究自具体的社会现象而始，最后以解释性的理论呈现。
就方法论和理论框架的角度而言，至少存在着三个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版本：（1）格拉瑟与斯特劳斯的原始版本 (original version)；（2）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版本 (proceduralised version)；（3）卡麦兹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随着理论框架的拓展及其与研究实践的结合，当前扎根理论衍生出了第四种研究形式: 后现代视角下的多样性扎根理论取向。扎根理论从最早的以观察和访谈为主的理论创建方法，逐渐转变为融合了多种资料描绘形式的后现代分析工具[4]，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到后实证主义(Post Positivism)、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与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 的视角中均有扎根理论的不同侧影。
(一) 经典扎根理论: 分歧与质疑
扎根理论的原始版本(original version)与秉持客观主义的定量研究在本质上并无二致: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处同一个外部世界，共享相同的意义，以同样的方式来观察并诠释外在现实。在早期的著作中，研究者们通常以“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并收集研究资料，尽量降低研究者的主观性介入，竭力保持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就具体的研 究理念而言，格拉瑟提出扎根理论是假设存在一个客观的、外在的现实，通过一位发现资料的、中立的观察者，采用对所研究问题的演绎的研究方法及客观主义的资料处理，最终建立理论的过程。[5－6]
基于自身的实践与研究理念，斯特劳斯与科宾逐渐从中立的“观察”走向“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并逐步形成了扎根理论的程序化版本( proceduralised version) 。他们认为扎根理论首先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客观、外在现实的基础上，研究者应尽量不带偏见地收集资料，并在客观技术程序辅助的情况下对资料进行分析并验证结果的有效性[7]；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斯特劳斯与科宾设计了一系列的技术与具体实施程序，在强调描述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出研究者的主观构想对理论的形成也有着非凡的价值；扎根理论不仅适用于创建理论，也同样可以对既有的理论进行验证[8]——这一研究取向尤为秉持客观主义立场的格拉瑟所反对。
格拉瑟强调扎根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构建理论而生，反对斯特劳斯与柯宾那种对既有理论试行验证的做法，并认为理论是在基本社会现象的资料分析过程中“自然浮现”的，主张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不应预设框架，而是使用系统的比较来显现出理论范畴。[9]相对于格拉瑟的客观主义与实用主义理念，斯特劳斯与科宾的观点更偏向于后实证主义: 主张倾听被研究者的声音，发现并承认那些现实的、与研究者的观点不同的被研究者的看法，强调分析的过程中科学性与表现性的共存。[8]
在理论框架出现分歧的同时，经典扎根理论方法论本身也面临着质疑。
民族志研究者认为，扎根理论基于研究者自身的观察和描述来对研究对象的现实世界进行理论化与抽象化的表述，实质上只是研究者个人立场的体现，归纳与提炼出的概念与研究对象的世界是割裂的，空洞而抽象的数据模型与具象的现实生活之间出现了撕裂。[10]
邓津( Norman Denzin) 则指出，经典扎根理论所秉持的那种客观主义立场是对外在现实与研究对象内部世界之间的强行切割——研究者如何能够完全脱离自己的经验世界来观察外在的研究对象呢? 那种认为可以做到绝对“客观、中立”的分析，不过是世纪之初的研究者们对于自身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社会形态进行初步摸索的阶段。[11]就具体的研究取向而言，格拉瑟所强调的系统化方法论模式对初学者而言过于庞杂、艰涩; 斯特劳斯提出的程式化指导方针与帮助虽更易学习，但在方法论的严谨性上又略显不足。
面对分歧与质疑，在不断加强实践研究、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扎根理论的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方法论的改进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积极吸纳新的理论基础与技术，不断拓展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内涵，加强技术规范与应用探索。时至今日，扎根理论取向已形成了一个“家族”，其形式各不相同但又互相关联。[13]
(二)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研究取向: 共构多元化与本土化
20 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为人文社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社会现实不应是固化与同一的客观存在，而是有其多重性与相对性; 对外部现实的理解也不应是绝对化的“定义”，而是阐释性的理解——在尊重经验世界的同时，共同的理解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协同创造而生。[14－15]
基于自身对慢性病的扎根理论研究实践，师从格拉瑟的卡麦兹回应了建构主义思潮，逐步尝试将扎根理论的实践与建构主义相结合，在寻求被研究者的意义的同时，追寻着研究者的意义。[16]扎根理论者实际上建构了一幅描绘、再现、处理研究对象生活的画卷。[17]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建构与融合一套程式及灵活的指南来收集并分析研究资料，致力于将自身的文化背景与理论视角融入到扎根理论的方法之中，认为外部现实并非是固化的、单一的、恒久的存在，身处现实中的个体与外部世界的联接实际上由一系列主体间双向联系的多元化关系网络所构成。[18]
扎根理论的意义与研究者的行动经由建构主义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 相比具体的方法技术，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如何建构现实的论述，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假设和概念，并在给出解释的同时对如何理解加以诠释，这为扎根理论由特殊概念的研究上升到一般概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扎根理论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逐渐尝试将这一方法与本土化的研究实践相结合。比如，扎根理论被引入中国后，首兴于教育学界并逐步推进到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之中[19－20]，目前已在教育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情报学、应用经济学、法学、科学技术史与心理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中国学者陈向明教授功不可没。致力于将扎根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日本学者木下康仁( Kinoshita Yasuhito) ，结合自身在看护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实践[21]，逐步形成了修正版扎根理论( Modified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充分汲取本土研究实践的经验，结合日本文化自身的特点，使得这一理论的发展趋于系统性并具备了自身特有的色彩，在日本的质性研究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等等。
因此，可以说建构主义倡导研究视野应从固着的单一现实超越出来并走向多元化世界，扎根理论在创建之后的传播与发展历程本身，正在验证着这一趋势。
(三) 后现代视角下的扎根理论取向: 多样性与情境分析法
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对社会结构本身及诸多社会现象的审视已不再拘于固化的流程或程序，研究方法对自身的审视也应纳入到研究者的思考之中。[22]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者们看来，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与探究由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两个主体间的双向互动共同构建; 而在后现代视角下，仅仅从关系角度对共同构建世界的分析依然存在不足，只有进行多主体间、多侧面、多层次的关系解构与重构，才能更好地深入对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认知。由此，在引入社会建构主义与符号象征互动理论后，扎根理论藉由情境分析法(Situational analysis，简称 SA) 投入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中。
师从斯特劳斯的克拉克(Adele Clarke) 在自身的实践研究中逐渐发现: 过于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无助于扎根理论对社会现象的实践应用拓展。同时，经典扎根理论还存在着缺乏反身性(Ｒeflexivity，又译反思性) 、对理论的形成过程本身的关注不足及最终的理论框架往往过于抽象化、精简化等问题。
此外，经典扎根理论的诸多方法依然无法很好地解决研究对象的话语权力问题，这使得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研究者们在具体的实践研究中产生了迷思，而这一切最终推动了情境分析方法(SA) 的出现。这一方法基于克拉克早期为扎根理论备忘录设计的情境地图技术(situational maps) ，该技术保留了经验资料的复杂性和现实特征，并将结构属性一并纳入到分析地图中。在此基础上，情境分析法逐步形成，这一方法藉由关系生态框架，从社会关系的多个侧面与不同层次的多样性视角研究社会生活，致力于对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进行探究。
该方法最早用于对常规扎根理论备忘录进行分类。随着研究实践的积累，后现代视角下的假设和探究策略逐步与扎根理论结合到一起。作为扎根理论的延伸，当前的情境分析法强调对叙事、视觉元素、历史话语及权力关系的分析。[23]卡麦兹认为图表的形式可以帮助研究者直观地看到类属之间的关系，也更能展示各类属的相对力量、范围及方向。[24]在一项对家庭暴力受虐待者的扎根理论取向研究中[25]， 研究者以受虐待者的感知及心理体验为轴心，将形成并限定研究情境的各种结构性因素纳入到分析之中，采用工作地图的形式对类属的模糊边界进行探索(图1) 。
在对混乱情境地图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随着研究进程的推进，符合实际研究数据的分类厘清了类属间的连接，并为理论整合提供辅助，结合联列表的形式可以更好地探索行动中的模糊概念(表1)。由此，分析从混乱的微观概念发展到中观的组织水平，使原来混乱的结构关系与分析过程变得直观化、可视化。
情境分析法凭借其高度的直观性，在面试与人力资源管理、人种学、历史学、视觉素材与其他话语材料的分析中颇受青睐，研究领域已涵盖咨询与心理治疗、教育学、家庭研究、公共卫生政策、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公共卫生学、护理学、社会工作和社会学及科学与技术研究等，并在质性研究领域得到广泛认可。[26－28]
作为方法论的扎根理论
经典扎根理论自建立以来就有着明确的研究目的与程序，扎根理论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 完整的方法论。
有研究者曾这样反向总结道: ①扎根理论不是忽视文献的借口; ②扎根理论不是原始资料的堆砌; ③扎根理论不等于理论测试、内容分析或字频统计; ④扎根理论不仅仅是常规 的程式化技术在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⑤扎根理论远非完美无瑕; ⑥扎根理论并不简单。[29]
当前扎根理论“家族”的各分支在不同方向上虽 有着自身的特色和创新，但总体的方法论基础依然相通，不论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还是后现代视角下的扎 根理论，与格拉瑟奉行的经典扎根理论又或是斯特 劳斯的程序化版本在方法论上均有着一致性与延续性，有着相对一致的研究流程。[31]如图 2 所示。
总体而言，扎根理论是由下而上生成理论的过程，强调数据的收集应与资料分析同步进行；基于研究的资料本身，借助不断比较的方法与意义追寻来推进理论建构。[30]
扎根理论建立在两个关键概念上: 第一是不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贯穿于整个资料收集与分析的全程;第二是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这将决定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的进程。格拉瑟与斯特劳斯首先提出了行动编码的思路[1]，认为研究者们应同时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并不断地进行分析与比较，在整个探究的过程中进行编码、分析与叙述。
(一) 文献回顾与资料收集
扎根理论对文献的梳理和使用与其他的质性方法论不尽相同。在相当一部分的质性研究方法中，文献回顾的步骤往往是在实地研究之后进行的，如民族志与现象学的研究，强调在实地研究开展前不应受限于特定的前期理论框架影响。相较其他质性研究方法论而言，扎根理论在研究之初就可以开展文献回顾，其意义在于: 在研究初期为研究者提供学术视角，引导研究兴趣而非限制思路。在理想的情况下，理论形成应直接源于实地研究资料，但已有的文献与前期研究可以帮助形成理论，它们不仅为“好主意”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也为实地研究指明了初步方向，有助于研究者为相关类别和属性选择可能的整合模式。[1]
格拉瑟指出，在实地研究之前的文献回顾与梳理是可以进行并有益的，研究者可以预先梳理现有扎根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建构与融合的文献并从中建立一定的假设，将其作为分析资料的一部分，并在后期的实地研究中不断与现实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比较。[32]需要强调的是，先前的研究与文献梳理所形成的假设不应成为实地研 究中资料收集的线索，扎根理论的研究线索应由对实地研究的资料分析而来。专业背景和经验，以及现存的关于某一主题的文献均可帮助研究者更快地捕捉资料中的重要信息并在概念与关系的梳理中变得更为敏感。[33]
在现今各式的扎根理论取向中，观察与访谈依然是最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法。研究者通过观察、对话、深入访谈与文献回顾来获取围绕问题核心的资料；公共记录、研究对象日记、背景信息、组织报告、研究情境、图片影视资料等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也被纳入到资料获取的范畴。研究者必须置身研究现场，在研究情境中进行观察并收集资料。在初始数据收集到开放式编码之间，研究者必须不断地审视已获得的资料并为后续的理论抽样进行准备。
在收集与审视资料时，短句风格式的自我提问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厘清资料之间可能的联接[34]：①这里得到/失去了什么? ②此处如何行使权力/控制? ③这里强调的是谁的“故事”或观点? ④这位受访者的故事是如何从众多 的故事中脱颖而出的? ⑤弱势群体/被剥夺权利 的人会如何反抗? ⑥性别/年龄/阶层如何影响对 这一话题的讨论? ⑦受访者是如何控制( 又或是 如何被控制）的？
扎根理论中的深度访谈要求研究者保持清醒的克制: 在了解关注的重要问题的同时，也需关注对研究对象的激发; 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应对研究对象进行刻意引导。强调对研究对象的观察与访谈保持中立、客观的立场，这是经典扎根理论的重要理念之一。
(二) 资料编码与备忘录撰写
编码是形成理论的开始环节。
格拉瑟坚持的经典版本提出的二阶编码系统基本步骤[9]为:首先通过逐行编码(line－by－line coding)的形式对原始资料进行检查并在此过程中定义行动或事件[5]，由此形成的实质编码(substantive coding)是编码的第一个环节；在完成最初的编码后，通过不断比较法，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之间、在相同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时间之间、在不同的事件之间、在不同的数据资料与类别之间和不同的类别之间不断进行比较，从而形成第二阶的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ing)。
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版本曾采用三阶编码体系[7]:一阶编码首先应对资料进行概念化，以形成类属及其属性。随后通过将事件与事件、事件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进行连续比较，最终形成开放 编码(open coding )、轴心编码(axial coding)与选择性编码(selective coding) 的三阶编码，最后通过“条件/结果矩 阵”(conditional / consequential matrix) 描绘现象间条件与结果的联系，以深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在扎根理论的研究实践中，由于三阶编码的程式化形式更加细致，层次更加清晰、分明，更易为研究者掌握，目前应用相对更为广泛些。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取向的编码体系[17]与格拉瑟的二阶编码相似: 第一阶段的工作为研究资料片段，并用代码进行标记，由此形成的第一阶编码称为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 。在完成初始编码 后，使用出现频率高的、相关性最强的初始编码对此后的所有资料进行理论上的编码，并采用不断比较法进行反复比较，由此形成的第二阶编码称为聚焦编码( focused coding) 。在后现代视角扎根 理论的情境分析法中，研究情境作为分析的重点，加入到编码之中; 具体编码过程藉由计算机技术与功能强大的质性研究软件得以简化，初始的编码工作以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体系为主，也兼容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取向编码方式。[26]
当前较为典型的编码体系与分析流程[3，28]如表2所示。
形式多样的备忘录是最初编码与最终理论之间的桥梁，研究者可以在研究的任何阶段进行备忘录的撰写，内容从编码建立到研究者的思考无所不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备忘录的反复回顾与推敲可为下一步的写作做好准备，帮助研究者将最初的编码与最终的理论之间建立联接。随着研究的进程，对原始资料与初阶编码的反复比较促进了备忘录的写作，促使研究者以新的视角 审视已有的资料与编码。不论是哪一种扎根理论取向，备忘录的撰写与编码进程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格拉瑟认为研究对象所描述的重要事件本身 即会告诉研究者基本的社会过程[32]，对研究对象 的描述反复地比较分析并随时撰写备忘录，是促使理论自然浮现的必经步骤。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取向更强调对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考察，在备忘录的整理中，不断反思作为研究者的自 身与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及研究者自身在研究中的意义。而斯特劳斯与柯宾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取向不仅强调备忘录的撰写与整理，以大量的图、表形 式丰富备忘录的写作，并引入条件/结果矩阵来呈 现理论架构。[8]正是在备忘录撰写与整理的过程中，由克拉克创制并最早应用于备忘录分析与撰写的情境地图( Situational Map) 技术最终发展为情境分析法，将图形与表格作为推进编码聚合、促进理论形成的重要工具应用到扎根理论研究中。[23]
(三) 理论抽样的策略
扎根理论的抽样与传统的质性研究抽样方式并不相同，扎根理论的抽样与资料分析工作应同步开展。在理论抽样之前，为初次收集资料而进行的抽样被称为初始抽样，一般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明确初始研究问题的抽样与反映人口/人类学分布特点的抽样。初始抽样提供了分析的出发点，但并非理论的加工与完善; 初始抽样在进入研究现场就需明确研究对象(包括受访者/案例) 、研究环境与背景的抽样标准。[17]在对首次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之后，由分析来指引的理论抽样工作才真正开始。
理论抽样(theorital sampling) 是一种建立在概念/主题基础上的资料收集方法，具有概念驱动与累积性的特点。[35]一般认为理论抽样即指寻找和搜集相关的数据，用以加工并完善研究中出现的类属，其目的在于获取数据资料来澄清类属。在此之后，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来分析数据并最终构建理论。
扎根理论有赖于理论抽样的策略来形成研究者自身的理论类属，当类属达到饱和状态时，对既有类属进行分类并建立关联是理论生成中的最后环节。在理论能够真正回应现实之前，理论抽样策略帮助研究者们找出既有概念类别中那些不具有高度代表性的特征，发掘出类别应用的特定条件和限定因素，从而将实际领域的数据资料进行互相比较。
在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中，理论抽样步骤依从于分析的轨迹，抽样伴随着分析的进展与类属的逐步完善，并直至理论饱和为止； 理论抽样始于第一次分析之后，贯穿整个研究流程，直到全部研究过程结束时才会停止。对于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取向而言，理论抽样是生成性的[36]；在情境分析法中，研究问题的环境、问题设置的背景因素等结构性要素不仅影响着初始抽样，也是进行理论抽样时需同时纳入分析体系的部分。理论抽样在后现代视角下的扎根理论取向中不仅包含对研究对象资料的收集与抽样，也包括对相关环境与制度因素的拓展；不仅强调理论抽样的生成性，也要求从多个层次围绕同一核心问题进行多个角度的抽样与分析。[25]
明确研究的目标后，根据研究条件的差异与目的的不同，研究者会采用便利抽样、目标化抽样或“滚雪球”等多种方式来进行理论抽样，并在类别达到饱和后完成抽样。对于在分析之前就已经收集了所有资料的研究，理论抽样的重点可以放在以概念为导向，对既有资料进行分析与抽样，并在研究进程中不断回顾前期的分析，引入新的类属视角来反复审视之前的资料。[33]扎根理论研究流程的完结，要求已形成的理论已包含了研究问题所有可能涉及的类别，而没有任何资料能够再为既成理论增加新的类属，此即达到了理论的饱和( saturation) 。类别达到饱和是研究完结的标准。[37]
(四) 理论评判的标准
扎根理论的评判标准基于适用性、具象性与理论的自洽性。经典扎根理论的评判标准为: 适用性(fix) 、可行性(workability) 、关联性(relevance) 与调适性(modifiability) 。已形成的理论应满足以下标准[38]: ①适用于真实世界( 社会场景)；②适用于广泛的情境；③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④具备随时修改调整的可能。
扎根理论程序化版本的代表人物科宾总结了扎根理论研究的十条标准[35]: ①合适；②研究发现的可应用性或有用性；③ 概念；④概念的情境化；⑤逻辑性；⑥深度；⑦变化形式/ 多样性；⑧创造性；⑨敏感性；⑩备忘录的证据。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学者则认为最核心的标准是: ①可信性(credibility)；②独创性(originality)；③共鸣(resonance)；④有效性(usefulness) 。
在参照各式评判标准的同时，确保研究可靠、有效的方法除协议编码合作法外还有: ①原始资料检验法，指在编码的各个阶段，反复返回原始资料进行核查；②专家评价法，指研究经外部专家的审阅反馈后，多次回到原始资料，检验、修正编码，完善研究过程；③资料间的相互验证，通过各种文本之间的比较，评估反映的经验事实是否一致；形成编码手册，以归类一致性指数的形式进行评估。[39]
此外，部分扎根理论研究取向在文本转录完成后会邀请研究对象亲自审查文本，并对之前表述尚有缺失的问题进行追访; 在编码的每一个阶段完成时，邀请外部的中立研究者对已形成的概念/类属进行评估，以确保研究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在理论建构完毕并完成写作环节后，部分研究者会将整套研究代码开放并邀请同行进行评估，这一方式在拓展理论适用性的同时，也可为概念的诠释与理论的协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为方法论的扎根理论
经典扎根理论在挑战定量研究的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而自洽的系统，理论体系本身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是毋庸置疑的。就其自身的发展历程而言，自扎根理论诞生以来，这一源于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种种应用中受到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论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步从最初的教条式、固化的版本中衍生出了更富有活力与生命力的形式。
在此，笔者尝试勾画出扎根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趋势图，以图3示之。其中，横坐标代表的是重要著作出版的年份和扎根理论“家族”成员诞生的时期; 纵坐标代表的是扎根理论“家族”成员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和内容的丰富性; 折线代表的是扎根理论方法论建构与融合的趋势线。图3表明，自1965年扎根理论的首次实践研究以来，伴随哲学意识形态的发展，扎根理论在方法论构建与具体技术方面不断开拓创新，在争议与分歧中持续前行，从而形成建构与融合的趋势。
逐步涌现的新研究取向与方法为扎根理论的推广及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基于扎根理论的实践研究与理论研究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在各相关领域的研究依然保持着逐年上升的态势。
(一) 资料收集: 本土化与双向建构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研究者更偏向于引导研究对象描述自己对特定的术语、情境及事件的定义，试图重现研究对象自身的假设、本来的意义与默认的规则。[40]在一项对优秀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与保护性因素的研究实践[41]中，在“独立”这一编码下提到:“我大学要自己养活自己。之后就开要靠自己吧，不能靠家里人，逼着自己，努力去做”。“独立”作为心理弹性品质之一，在“优秀贫困大学生”这一特定的群体中重现了他们对独立自强的自身假设。在访谈中对研究对象的激发与理解，还需谨慎地考虑语境中上下文的意义。特别是在汉语中，相同的字词往往有着多重含义
例如“实在”这样一个很常见的词，两个字有着多种意思，到底表达怎样的意义还需视具体语境而定。在具体的访谈实务中，述及“实在”一词的实例［42］有:“很真实的，简单的讲喝酒也实在”; “与朋友之间是真诚相待。实在”；“他待人方面，还是比较实在的”；“你这个人很实在，不讲那些虚的东西。”在这些话语中的“实在”，表达的究竟是怎样的含义呢? 是形容真实的情境吗? 又或指诚实、不虚伪吗? 是具体而切实? 还是踏实、认真? 要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表述，就必须保持清醒的思路进行追问，以期在上下文的联系与绵密的语境中紧贴研究对象。
毋容置疑，社会文化对默认规则的影响更为深刻:在一项对三个年龄群体的扎根研究[43]中，研究者发现利他主义似乎并不影响 利他行为的产生，西方主流文献在解释个体采取利他行为动机的“同情心”假设并不符合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的利他主义量表并不适用于我国文 化背景；在中国情境下，个体不会在考虑是否助人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而是会在“帮了人却不讨好”时才会开始考虑自己付出的“成本”和可能损失的“效益”问题。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而言，研究者对于社会现象的重构与意义的建构，并不局限于理论分析的部分，这种双向的建构也渗入到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的点滴之中: 即便是再严守中立的研究者，在原始资料的收集、理解、分析与诠释的过程中都不免受到自身的文化背景、研究立场、实际经验的影响；而语言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在扎根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中有着非凡的价值。
此外，研究者的性别与社会身份地位，对原始资料的挖掘与解读也会存在影响。[23]即使是研究环境中的“局外人”，在对特定对象的研究中亦需置身研究现场，跟从研究对象的语境与人文背景，其研究结果并非“反映的”真实，而是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建构的“真实”。[44]秉持中立与客观研究态度的同时，扎根理论的现代研究者们必须谨慎地考察社会文化与历史人文背景在具体的研究中的影响，保持清醒的理论敏感性，并不时对自身在研究中的存在与意义加以反思。
(二) 资料编码: 形式与层次
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对资料编码的观点介于格拉瑟与斯特劳斯之间，采用灵活的二阶编码模式，第一步为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 ，第二步为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 ，核心思路依从格拉瑟的不断比较法。修正版扎根理论既延承了格拉瑟不断比较法的分析思路，同时也认同细致而层次分明的三阶系统，基于对本土化语境的充分重视，构建了四阶编码体系[21]:
第一阶为定义(definition) 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逐行编码，强调应以原始资料中的原始话语来表述行动或事件；
第二阶是概念(concept) 生成，在定义的基础上加以描述和初步提炼，强调对研究对象原始话语的归纳，这一阶段的编码类似于经典扎根理论中的开放式编码；
第三阶为子类(subcategory) 聚合，在概念生成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进一步提炼为涵盖范围更大的子属，这一步近似关联式编码；
第四阶编码为类属(category) 整合，在类别生成的基础上，提炼出核心编码。这一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在东方语境中口语表达的特性，建构了定义的环节，强调以原始资料中的原始话语对行动或事件的直接表达，在逐行编码同时又为下一阶段的概念生成构建了清晰的语境，为扎根理论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在《质性研究的基础》(第三版)中，科宾回应了建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虽然保留了三阶编码的概念，但在具体的编码程序环节不再拘泥于技术本身，而是以灵活多样的概念图与备忘录来演示扎根理论的编码与理论提炼。[35]对于以研究者自身为研究工具的质性研究而言，对理论的精确度与高度的追寻是无限的；然而在充分重视理论独创性的同时，清晰地阐释并描绘形成的理论，明晰地表述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十分重要。分析的上限是无止境的，重要的是研究是否在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颖的理论，理论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研究现象。[45]
(三) 备忘录: 理论建构与自我审视
备忘录可帮助研究者明确以下问题[16]: ①展开关于资料的理论见解; ②设定分析的具体过程;③完善类属; ④厘清不同类属与范畴间的关系;⑤保持分析资料时的自我审视与确认。
随着第一阶定义的逐步形成，备忘录帮助研究者保持对相互关联的过程的审视，在对行动与事件进行定义的同时，在不同的范畴间建立联系，逐步融入到更大的研究过程之中。备忘录的撰写应伴随资料的收集而始，在不断审视初始资料的同时，对信息最为丰富的研究对象进行访谈资料的编码工作即应展开。
在计算机技术与互联网日益发展的今天，借助各式各样的质性分析软件与文本分析工具辅助研究已成为常态，各具特色的质性研究软件为研究者们提供了良好的辅助与支持。然而备忘录作为研究者思想的结晶，依然有赖于研究者自身高度的理论敏感性与不断分析的过程。
在一次扎根理论的研究实务中[42]，研究者尝试以质性研究的范式对中国人的诚信结构进行本土化探索。遵循扎根理论的范式逐步完成后，得到了包含三个成分的诚信的初步结构: 诚实、信用和信任。这一结构也得到了相关理论的支持，似乎三成分的结构已趋完成，但还有部分原始资料难以纳入到这三个成分之中。
从资料来源和参考点来看，多达1/3的研究对象多次提到这样的话语:“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希望人家变好”；“在平常的时候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做事情对得起良心”；“在我的这个岗位上不论是谁有困难找到了我，经济上的也好,其他的也好，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帮不到的就给他们指条路也算是尽心”; “在商、在官要有各自的要求。在商言商，在官为官”; “像我妈妈，她就觉得我奶奶对她很不好。但她知道孝顺公婆是应该的，她依然给我奶奶洗衣服啊什么的。”
这些原始资料无法归入既有的三个类属之中。持续进行的备忘录撰写与反思，提示这里很可能存在一个尚未浮现的类属。但又应如何进行考察呢?经验背景与理论分析的糅合在研究者的类属与理论分析中十分重要，然而研究者与研究主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在反复的审视与厘清后，在模糊的原始资料中逐步浮现了一个新的类属: 责任心。责任心由“责任认知”“责任感”“责任行为”等本土概念构成，如表3 所示。
随着对新类属的发现与厘清，本土化界定也随之明确: 责任是指份内应做的事; 没有做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过失。责任心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是个体在其认知水平基础上，对自己所承担责任的自觉意识和积极履行的行为倾向。责任感则是个体对待任务的态度，责任感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就是责任心，并最终经由中国文化的“关系取向”[46]，与中国人的诚信结构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我们每一个人对工作、家庭、亲人、朋友就有一定的责任，正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责任，才能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
通过反复地厘清与思索，研究者最终确定责任心是诚实、信用和信任因素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作为第四个类属，为整个理论体系扣上了最终的一环。很难想象，如果由一位非中国文化的研究者来对这一资料进行诠释，结果将会如何?
在社会建构主义与符号互动论的注入下，扎根理论的研究必须是真正“扎根”于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共同建构的研究框架之中，相通的文化框架为扎根理论的实践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土壤与强大的动力。
(四) 理论抽样: 策略与饱和
在研究之初，初始抽样所能提供的类属往往是十分薄弱的。经典扎根理论之外的研究者们会采用一些策略弥合初始抽样到理论抽样之间的距离，如进行预访谈并与同行完善初始研究问题的抽样方式、尽可能地拓展研究的理论架构以更为
准确地界定研究问题、从人口学的角度预先考虑抽样的分布，或是以混合研究的形式，借助量化研究的技术加深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研究者运用理论抽样策略来进一步完善理论分析的思想，使得既有的类属与理论界限更为清晰。在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中，理论抽样是生成性的，由经验世界而生，并反映出研究对象所描述的经验的质量。而在社会现象的实务研究中，反例( negative cases) 的存在使理论抽样工作难度倍增，反例是对类属的丰富还是削除，不仅考量着研究者对于经验资料分析的深入程度，也有赖于研究者对研究主体的清晰认识。
理论饱和标志着理论建构的完结。然而就经典扎根理论的最初期待而言，理论抽样隐含着这样一种期冀，即希望研究者们进行资料与资料之间的比较，并提炼出高度理论化的类属来对资料进行诠释; 而这一诠释体系最终也应可以使各个类属与具体的社会现象相呼应: 通过对类属的精心设定，类属自身的产生条件与变化，类属与类属之间的相关状态可以得到明晰。从原始资料中浮现的抽象理论应在实际领域中有着一定的解释力，接近高度抽象性的同时，具有一般性与代表性的特点。[47]
不过对于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研究者们而言，终极的抽象化理论并非追求的主要方向，建构主义的扎根理论致力于寻求研究对象的意义及研究者的意义。现实资料并非唯一的真实，研究者与研究主体之间的互动为现实资料赋予了意义: 那些在互动过程中浮现的过程、结构、文化与意义。就完整的研究流程而言，理论框架是“建立分析的起点，而非逃避它的终点”。[48]
(五) 分类与整合: 从技术到方法
借助理论抽样策略对类属的梳理，备忘录将散碎的初始资料与类属结合起来，进一步的理论抽样与分类则有助于完善类属之间的比较。随着研究实践的开展，后现代视角下的扎根理论研究者们对传统的理论抽样提出了质疑: 已有多数研究的理论抽样，往往是基于对信息量最大的研究对象的访谈而来———然而那些不善于表述的、或是研究者无法很好地接近的研究对象就这样丧失了话语权吗? 那些“沉默的存在”可以藉由怎样的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在经典扎根理论中，研究主要关注基本的社会过程; 而基于信息最大化理念的理论抽样又往往容易忽视那些边缘的声音。有鉴于此，克拉克理论在斯特劳斯的理论架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分析法，将形成并限定研究情境的结构性因素也考虑在内，对原始资料的处理方面更加注重对资料的差异、复杂性及那些游离于体系之外的数据资料的考察；不仅强调对资料本身的分析，将与人类行为没有直接关联的、非人为的环境因素( 如环境中的动物、植物等，又称为非人类因素) 也纳入到研究的范畴。在情境分析法中，情境是分析的关键要素。与经典扎根理论不同的是，情境分析法关注的焦点并不限于社会过程，而是聚焦于社会过程—人类行为，借助三种地图贯穿整个研究轨迹，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构建研究情境。
第一种是情境地图(situational maps) ，在研究设计的初期即可启动，列出具体研究情境中关注的所有主要元素(包含人类的、非人类的、零碎的、历史的、象征的、文化的、政治的等) 。初始的情境地图往往是混乱的，并不需要立刻确立关联，与研究情境紧密关联的元素全部呈现在地图上。接下来借助情境地图对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为关系映射(relational mapping)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带入现代视角下的概念(如话语体系、组合与块茎、情境、情境知识等) 对混乱的情境地图进行解构与重构，激发并捕捉异质元素并对其关系和可能的复杂情况进行分析。关系与复杂性是当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关注的前沿方向之一，关系映射正有助于呈现具体研究情境中复杂的种种关系。[49]情境映射可以在各个分析阶段使用，不仅有助于梳理概念、类属之间的关联，在模糊边界的探索与挖掘方面更可以为研究者带来不同的视角。
第二种是社会世界/竞技场地图(social worlds/arenas maps) ，展示研究关注的行动者、关键的非人类因素以及它们参与其中并发生冲突的场域；抑或是情境的中观层面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地图可提供更为广泛的组织性解释。后现代主义假设道: 人们无法假定影响的方向，关系的边界往往是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具体语境的话语既丰富多彩，又可能互相矛盾。在情境分析法中，社会世界是一个“话语的宇宙”，与核心问题有关的话语会浮现于各种研究对象自身、其他世界和共同领域中，藉由社会世界/ 竞技场地图的形式，社会世界与话语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映射到地图上，从而纳入到分析之中。
第三种是位置地图( positional maps) ，展示研究中的核心采纳立场及未采纳立场，围绕环境中的复杂问题相对于数据离散轴所产生的差异、关注和争议。资料可以取自访谈、观察、媒体话语材料、各类文献及互联网。位置地图应围绕着研究实务中的核心问题进行绘制，并参照斯特劳斯的谈判/过程理论框架中的一般秩序: 空间、时间、技术、工作、情感、道德、美学等角度来设定; 它并非与特定的个体/群体紧密联接，而是应围绕关键问题收集各种可能的立场，这些立场可以是多样及多元的，并允许矛盾的存在。基于位置地图的分析，话语从最初始的研究环境中脱离出来，在与其他社会世界的碰撞中充分地体现出社会现实的复杂性。
情境分析法通过图表的形式将抽象的、活动于研究者脑海中的构思与理论梳理过程直观地呈现出来，这为研究者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理论建构的分享提供了十分有力的工具。在阐明差异的同时，对情境和情境知识的关注可以帮助研究者从访谈的已知主题中超脱出来，通过分析话语中的缺失“为沉默者发声”。鉴于以上优势，情境分析法在长程质性研究与老年学等研究领域颇受欢迎。[4]与质性分析软件结合后的情境分析法，作为一种“后现代的研究工具”可为研究者拓宽视野，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多样化的分析方法。
结论
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者们对扎根理论的方法有了更多认识，产生了风格各异的界定与规范；在强调理论严谨性的同时，对理论洞察力与具象性的研究需求也日益迫切。如基于对特定群体的研究建立的理论，对该群体所在的社会场景是适用的，却未必能够直接推延到更为广泛的情境——这种情形随着研究的多元化与本土化进程越发常见。
历经反思与探索后，当前研究者们的共识是，对于这个多元化的真实世界的描绘是充满了具象性与情境性的。然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众多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概念最终将走向融合: 这一融合并非服从于某个特定的理论或是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从研究者、研究对象与社会情境的角度，对这个多样与多元的世界进行再认；扎根理论不仅是理论的建构，也是概念的创造。
科宾这样总结道: “尽管从一套资料中能够建构多种解释，但创造概念依然是一种有益的研究贡献: 首先，概念增进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日常行为、习惯、疑惑及议题，以及他们如何处理或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解; 其次，概念提供了一种用来研讨和争论的语言，从而促进共同的理解和意义的形成。这些理解最终能够用来建立一种专业知识，并可以用来改进实践。”[35]
扎根理论从最初的形式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了诸多各具特色的形式，就方法本身而言，追求严谨与洞察精神的理论之源也必将酝酿出更具创造性的方法，为扎根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