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城

京津两地，关系密切，如同兄弟。我家祖籍河北沧县，自幼便听父母这一辈讲，沧县离天津120公里，天津到北京也是120公里。在家乡和北京之间，天津不仅是一座码头，而且是重要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正好处于家乡和北京的中心位置,支起一根扁担挑两头。那时，家乡人出外谋生，第一站便是天津，然后才是北京。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便是先到天津学织地毯，后到北京混事由的。天津，对于我，自然一直感到很亲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第一次来到天津，老城还在，环城的有轨电车还在，叮叮当当响着悠久岁月的回声，和北京老城的有轨电车何等相似。四四方方的内城建制，和北京也非常相似，亲切感更油然而生。可惜的是，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都已找不到了。如果原来的鼓楼还在，楼顶那口巨钟若还能敲响，和北京的鼓楼更是相似——那口巨钟每天击打一百零八下，据说“闻数十里之遥”。登临鼓楼，可以望得见北大关外河中行舟，七十二沽往来帆影。那更是比北京的鼓楼还要壮观的景象了。

　　天津有个侯家后，而且有“先有侯家后，后有天津卫”之说，在老人那里还会口口相传，所谓“其地开辟之早，为津门之始”。后读《赛金花传》，1899年，赛氏从上海到天津就是落脚在侯家后，开设的“金花班”。当年这里是津门繁华之地，“歌馆楼台相望，琵琶巷里，丛集如薮。斜阳甫淡，灯火万家。鞭丝帽影，纸醉金迷”。这便和京城又有了密切的关系。在口岸开放的年月里，天津比京城更多一番西风东渐的洋味儿。赛氏从天津来到北京之后，在榆树胡同盖起的怡香院，便是这样带有西洋味儿的一座小楼。

　　天津有一条宽阔而有名的河叫海河。北京也有一条河叫永定河。“海”和“永定”，字眼都有气魄。海河直通渤海，永定河连接大运河。两条河不仅都有属于自己的悠久历史，更将自己的衔接点乃至归宿，连通至浩瀚辽远之处。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是缘水而建，天津和北京如此倚有海河和永定河这样两条大河，让两座城市有了相比拟的旖旎倒影和相呼应的寥廓回声。当然，有河就有桥。“北京的桥啊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北京的桥，早已被写进歌里传唱。但是，天津海河上解放桥和北安桥、狮子林桥那样漂亮且印有历史痕迹的大桥，以及海河游船上所浏览的两岸美景，亦别有风情。

　　天津的历史虽逊于北京，但地理肌理和城市构建框架的相似，让京津两地有着相近的文化渊源。特别是民俗文化，更会因地理因素的相近而相似，乃至有着密切交流和彼此影响。这种交流与影响，从历史深处蔓延至今。

　　我小时候，过年几乎各家都会买一张年画挂在墙上；所买年画，大多数是来自天津杨柳青，粉连纸上，木版着色。《京都风俗志》中介绍年画上画的内容：“早年戏剧外，丛画中多有趣者，如雪景图、围景、渔家乐、桃花源、乡村景、庆乐丰年、他骑骏马我骑驴之类皆是也。”民俗和乡土气息很浓，接地气，自然受北京人欢迎。这种年画，北京人称做“卫抹子”。“卫”，可以理解，天津卫嘛，指的是杨柳青年画来自天津；但为什么叫“抹子”，我一直不得其解，是指这样的年画手工操作，在木板上抹上颜色，再在纸上一抹而过，印制而成吗？

　　那时候，腊月十五，就开始卖年画了，天津人夹着布袋子，里面一层层夹着杨柳青的年画，来到北京，走街串巷叫卖。也有在画棚里卖的，画棚一般在天桥一带。我家年年都买一样的杨柳青年画，画面上一个胖乎乎的娃娃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鲤鱼上片片的鱼鳞都清晰闪光，图的是“年年有余”的吉利。

　　那时候，无论北京还是天津，过年除了贴年画，还讲究贴春联，贴门神和挂吊钱。挂吊钱，是一种古老民俗，图招财进宝的吉利，吊钱是挂在窗前和门楣上的，北京这边一般过了正月初五要用竹竿挑掉——天津则是二月二这天用吊钱“填仓”。如今在北京，过年时，贴年画、春联、门神的传统还有，挂吊钱，却难觅了——但是，在天津还有；不仅平房，就连楼房窗前，那些红红的吊钱，在过年期间迎风招展，是那样喜兴。

　　有些民俗文化传统，天津保留得比北京要好。比如年三十的饺子，天津还讲究一定要包素馅饺子吃，图的是新的一年素净平安，祈福的意思，秉承着老例儿。

　　“京津冀史话”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