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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5月，阿里宣布埃及独立。英国表示反对，并与奥斯曼苏丹签订一系列不利于埃及经济发展的商约，遭到阿里的抵制，而此时的法国背离埃及，站到埃及的对立面。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于1839年5月24日，埃土战争爆发。 
埃及军队势如破竹，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直逼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西欧强国立刻反应，俄国派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而英法坚持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实际上是英法以阻止俄国南下继续扩张。奥斯曼帝国新继位的素丹阿卜杜·马吉德准备与阿里和谈，但是遭到列强各国的警告，奥斯曼政府不得擅自决定埃及问题。英国表示支持奥斯曼帝国，但是反对单方与埃及和谈。英国政府保持近东现状，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1840年7月15日，英国弃置法国的反对意见与其他欧洲列强于签署《伦敦协定》，规定：苏丹对埃及拥有宗主权，给予阿里在埃及的世袭权和在南叙利亚及阿卡地区的终身领有权；签字国用武力保证条约的执行；在保护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只有在苏丹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列强军舰才能开入海峡。而阿里拒绝执行决议，英国向埃及宣战，迫使阿里妥协并签署《英埃协定》，阿里被迫放弃全部属地，只保留埃及与苏丹，并压缩军队，对外不平等开放。虽然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但是埃及已经摆脱帝国的控制，成为英法的控制区，同时为英国在埃及的经济扩张以及实现政治控制提供了条件。 
1849年，阿里去世，其孙阿巴斯一世继承埃及帕夏，其改革进程也随之终止，英国日渐在埃及渗透占据优势，英商在埃及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埃及缺乏粮食之时，英商通过向埃及农民发放抵押贷款，英商获得农民的土地。压低棉花价格，英国获得廉价的原料。棉花的收获量在1840年为十五万九千坎塔尔，1852年增加到六十七万坎塔尔，但是埃及国内还是棉花匮乏，因为全部棉花几乎都输往国外，主要是输往英国。 
而英国将国内生产的工业成品销往埃及，造成埃及企业的倒闭，埃及沦为英国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1851年，英国获得开罗到苏伊士的铁路，这更加便利了英国对埃及原料的攫取，西方的商品流入埃及更为便捷，使埃及的殖民渗透程度一步步加深。阿巴斯一世遇刺，他的叔父阿里·赛义德继位，实行自由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取消了一切阻碍经济自由发展的制度。赛义德将埃及的发展寄希望于西方国家，将许多关乎民生的基础建设交给西方商人经办，逐渐控制了埃及的经济命脉。1861年设立特别会议，使埃及丧失司法的独立性。赛义德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负面影响就是刺激了西方的对外扩张，很大程度上为以英法为主的欧洲强国的大规模经济渗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强化了埃及的战略价值，而法国控制着苏伊士运河。英国处心积虑夺回运河管理权，与法国展开斗争。赛义德去世后，伊斯玛仪即位后，埃及财政负债累累。1873年的外债高达6849万英镑，外债年息高达7—9％，每年仅付利息就需动用国库的大部分收入，财政状况日趋恶化。1876年，埃及外债高达9400万英镑，埃及的财政系统崩溃。5月，成立了赫迪夫债务委员会。11月18日，伊斯玛仪签署法令，规定国家收入归英国管理，支出归法国管理。埃及失去财政主权，英法两国掌握了埃及的命运。 1878年，在列强的干预下，亲英法的努巴尔组阁，英国人威尔逊担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布里尼担任公共工程大臣，他们并且拥有否决权，由首相领导，埃及事实上已经沦为英法的半殖民地了。同时，英法的侵略行为引起埃及人民的反抗，1881年9月，开罗卫戍司令奥拉比发动部队举行起义。埃及的态势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安全，英法担心埃及失控，英国直接出兵占领亚历山大港。 
英国占领后保留埃及的王朝，但是实际控制权在英国驻埃及的总领事克罗默伯爵手中，全面控制埃及的关键部门，并将埃及的经济纳入英国经济的发展轨道。埃及不仅是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倾销市场，同时也是投资场所，特别是英国的资本几乎在埃及无孔不入，其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埃及走上单一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经济进一步依附于资本主义市场。在克罗默监政期间中，埃及国库出现盈余。据克罗默讲，埃及收入由1883年的893万镑增加到1906年1533万镑，支出由855万镑增至1239万镑，国库盈余2750万镑。 这并不是合理统治国家的结果，而是殖民的结果，地主阶级成为英国的统治基础，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前，英国在埃及的统治已基本稳定。一战爆发前，埃及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较于其他列强已经在进军中东前建立了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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