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者当以“两辈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术使命

在“清华首届基础文科博士后夏令营”开营仪式上的致辞

清华大学哲学系  黄裕生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博士同事们：

大家上午好！

我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开营仪式，也很荣幸被邀请致辞，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你们分享一些感想。

首先要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我猜想，你们走进清华时第一个印象一定是：这校园真大！是的，清华的校园应是北京所有高校中最大的。不过，清华之大，主要不在于其校园。今天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切身感受到的清华之大，大在哪里。

我是2009年5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清华哲学系工作。5月底到清华人事处报到，提交了一些材料，其中包括我的住房情况。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接到清华房管部门的电话，通知我到学校房管处签字，因为要给我发放一笔钱。我问：“什么钱？”工作人员回答说：“是房补的钱。”我说“中国社会科院已经把房补给我了，而且我也没向清华房管部门提交过任何材料，你们可能搞错了。”工作人员解释说：“中国社科院是按教授105平米的住房标准给您补差额的，而清华是按120平米的标准，还差您15平米；您住房情况的表格是由学校人事处按程序转到房管处的。”放下电话，我一下子对清华有了感觉！补给你本不知道该有的钱，还主动请你去取。这是哪个单位才会发生的事情？至少在我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中是没有过的，相反的情况倒是经常发生。

我在清华得到的对待，并不是一种优待，恰是一种最普通的对待。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清华有一个高效、公平合理的管理体制。我有多位同行从其他也一样非常好的高校调入清华，他们不约而同地表达过同样一个感受：到清华之后才找到点教授的尊严。这同样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清华得到了其他高校没给予他们的优待，而是因为清华从学校到院系，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做到了以学生和教师为本。这在很多高校还是口号，但在清华则不只是口号，而是在管理中成为一条原则，在实践中成为一种约束，一种传统。而清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按原则管理、办事的原则精神。

这种“原则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法治精神”：按公开的原则或法规、政策对待每个教师和学生，按既定的规则管理一切事务。该给你的一定会给你，能办的事一定为你办。因为这里首要的东西，不是管理者的个人意志与爱好，而是公开的原则与法规本身。

实际上，尊重与维护那些普遍性、公开性的原则或法律、政策，不管是对于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结果都会是最好的；相反，不管是对于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如果为了自己的意志或好爱而漠视那些原则或法律，甚至轻率地偏离、改变它们，那么结果对双方都是最糟糕的。因为在没有原则的地方，或者有原则却总是漠视原则、践踏原则或改变原则的地方，一定是人人都不相互尊重的地方，因而也一定是充满相互不认同、相互不认可而充满相互轻视、甚至相互怨恨的地方，这当然也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我相信，清华人早早就想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清华之大，首先就在管理层面的这种原则精神或法治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成为清华的传统，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括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清华从其为大学起，就非常自觉地追求与守护大学的基本精神，这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人类在近代四百年来，大学对人类的贡献是无以伦比的，绝大多数新知识的产生、新技术的发明，新思想的出现与传播，都与大学息息相关。正是这些从大学里不断涌现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创造出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推动着社会的巨大改善。但是，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知识与新思想的殿堂，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因为没有独立的精神，就不可能有质疑权威的勇气，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超越权威的创新渴望；而没有自由的思想，大学校园里就不可能有可以试错的科学实验室，大学课堂也不可能成为允许相互辩驳、争论的思想试验室。在真正的大学里，只有一种权威，那就是允许质疑且经受起质疑的权威；换一个更彻底的说法，在大学里，只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类的自由理性本身，它有能力也有正当性反思、质疑历史上与现实里的一切权威，并寻求超越它们。维护、传承人类的自由理性，以之为一切知识、一切理论、一切学说之唯一法庭，是每所大学的灵魂所在。否则，大学就会成为失魂落魄的荒野，就无法真正有大贡献于社会与国家。当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伫立于清华园，也就意味着清华人自觉地把自由理性的精神迎进了校园，并且以之为校园之“永光”。

这种自由理性的精神实际上是一切原则精神、法治精神的源头。

与清华的这种原则精神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新清华的传统。新清华以工科为主，自然重视工科原则。什么是工科原则？可能会有不同理解，但是，最根本的两条应当是没有疑义的，那就是：尊重客观性规则，讲究普遍性效应。对于工科人来说，规则就是规则。在有充分的实验数据证明一条规则是错误的之前，它就是客观的，就当遵守。因此，不管是个人意志、集体意志，还是上级的意志有多强烈，我们都不可能置客观规则于不顾。比如，不管我们多么渴望成为世界科技强国，渴望能造出高端芯片，但是，这不是靠主观愿望，更不是靠吹捧、鼓噪、狂热乃至欺蒙能做到的，而是要靠大量艰辛的科学实验，靠技术上一步步的坚实积累才有可能。尽管有些社会科学学者对这一点不明白，但是，清华工科人对此一直很明白，很清醒。因为他们知道，不管是他们所要遵循的规则，还是他们所要验证与探究的规则，都具有独立于任何人意志的力量与尊严；而他们所追求的学术观点、学术成果的效应，首先是一种可普遍验证的客观效应，而不是社会影响的大小与个人名利的多寡。

尊重客观规则，讲究普遍效应，这种工科原则无疑加持了清华的原则精神与务实传统。

不过，清华之大不仅于此，更在于清华始终有一批学者、教师以自己的青春与虔诚坚守学术殿堂，坚守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教学，而不管社会流行什么潮流，也不管外面世界多么喧腾。他们是清华的中流砥柱，因为正是他们成就了清华最好的基础理论教育。

施一公教授在一个访谈中提到一件有趣的事：他在美读博士期间，有一天他的导师很兴奋地在黑板上给大家推演一堆公式，试图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在大家看得目瞪口呆的时候，施一公发现了导师在推导过程中出现三处错误，在他举手指出第一个错误之后，导师停止了他的推导，然后问他本科在哪儿学的，并认定教施一公的本科老师一定是大师。施一公之所以能发现导师的错误，按他自己的说法，就得益于他在清华修习物理化学课程时受到了非常扎实的基础理论训练，给他上这门课的教师叫朱文涛先生。朱先生也许并没有被公认为大师，但是他无疑是基础理论最出色的研究者与教育者。清华之大就大在一直有一批批学者、教师象朱文涛老师那样，怀抱着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精神，献身于基础理论研究与教学。

今天参加这个夏令营的你们，都属于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者，所以最后我想谈一下我对清华的人文社科领域的理解。清华今天的人文社科院系，都是近三十年里复建的。我强调一下，是复建，不是创建。

在复建过程中，依我的观察，清华基本是按工科的人才标准来规划、引进人文社科的学者队伍。虽然以工科人才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社科人才，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在引进人才这个问题上，总体效果上却是好的。因为按工科标准来引进人文社科人才，虽然引进的不一定都是一流的学者，但一定都是中上水平的学者。所以，复建的清华人文社科学者队伍，也就是你们到清华之后要与之打交道的学者团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他们规模不大，但是他们单兵作战能力都比较强，作为一个团队，他们在科研与教学上的平均水平应属全国最前列。以我所在的哲学系为例，按规模，清华哲学系在全国属于较小的，但是，按人头平均，每年发表的高质量作品，我们排在全国最前列。

另一个特点是，清华人文社科学者来自全国与世界的不同名校或著名研究机构，因此，这里的学术风格、学术观点、人文思想是很多元的。所以，从清华园发出的学术声音是不一样的，可能一些声音大一些，有一些声音小一点，但一直有不同的学术声音。这保障了清华大学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大学。

我刚才之所以要强调清华人文社科的院系是复建，而不是新建，就在于，清华原本就有这些人文社科院系，而且象刚才孟庆国处长提到，在被撤并之前都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传统。所以，在复建过程中，虽然学者、教师都是从不同学术机构引进的，但是，他们大都自觉地与老的人文社科院系的学术传统、学术精神联系起来，有很明确、很自觉的意识去继承、发扬清华原本的人文社科传统。

那么，清华原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什么传统呢？我把它概括为五个字：“学不分东西”。这是一种蕴含着大情怀，大眼光、大期待的传统。近代中国人被卷入了一个新的存在处境，那就是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势的他者，也就是西方文化世界。如何对待这个强大而陌生的西方文化世界？对于很多国人一直是一个问题，一个困惑。但清华人一开始就以学术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回应这个问题：那就是“唯理是学，不分东西”。真理所在，就是学术所在。

清华这种“学不分东西”的传统，实际上，一方面，对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中国学者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可以说是一种额外的要求，那就是，不仅需要了解、研究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需要了解、探询西方文化世界，否则难以回应、解决处境性问题。而无力回应处境性问题，也就难以有深度地理解、发扬传统世界。所以，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甚至认为，不了解西方文化，也无法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以致他得出结论说：“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

要在中西文化世界之间进行跨越、穿梭，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学不分东西”这个传统也蕴含着对中国人文学者一个大的期待，那就是替世界会通东西文化。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人文学者要有的一个自觉：我们对东西方文化的探询、研究、会通，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同时也是在为世界承担这份使命。

从清华学人对“学不分东西”的自觉，一百年过去了，对于其中蕴含的要求与期待，中国学者做得如何呢？不太差，但也谈不上好。因为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的实践家与学者都有操之过急之嫌。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会面于伦墩，讨论中国改造事业。严复主张通过教育（包括思想、学术重建）来改造中国文化与国民习性，对接中西文化，以求稳步、可靠的未来。孙中山回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为实行家。”

实际上，在这一百年里，不仅中国的实践家着眼于有生之年而操之过急，中国的人文知识界也一样，总是把眼光限定在自己有生之年的短暂视野之内，以致未能沉潜于更系统、更深入地思考、讨论东西文化世界以及那些普遍性的理论问题。所以，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在文化转型、思想更新、社会提升、东西方对接诸方面，进展缓慢。今天，我们也许该认真反思一下，中国学者是否以及如何与实践家保持适当距离，以避免急功近利，从而真正承担起自己的学术使命？在硝烟弥漫的年代，学者们以“救亡”为借口“放下了启蒙”。在相对安宁的时代，学者们又当如何呢？

也许所有从事人文社科事业的学者，都不应当只以自己一辈子的眼光去理解、期待自己的学术工作，而应以两辈子甚至更长的眼光去对待自己的学术工作。唯其如此，我们也许才能不急不躁，从容长思，以便堪配“学不分东西”的要求与期待。

我相信，因为你们的加盟，新的清华人文学人能做得更好！谢谢！

        黄裕生 2019年 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