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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术研究的“工程”以及建构学科、学派的思维方式 我国近年关于学术的“工程”很多。我知道的第一个工程是1995年开始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当时给的课题费是个天文数字。虽然自然科学与之配合，但这毕竟是严谨的历史研究，需要实在的历史证据，在有限的时间里靠很多人和一堆钱是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的。该课题只是多少推进了断代猜测的时间差，没有得出一个确定的年代。人文-社科的研究是一种灵性的人类思维精神——“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恩格斯语），不是生产标准件，不能重复再现，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里有钱就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人的大脑最为莫测，思想火花的碰撞需要良好的环境和情境机遇，不是计划出来的。工科的课题可以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工程”形式来完成，就像机器制造业，有些还附设标准件厂或车间，作为科学基础的理科研究都不能这样做，更不要说人文-社科研究了。 在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学派都是自然形成的，外力人为“建构”的只能是具体的可见的东西，而科学则是观念形态的东西。以为一个学科或学派通过人为地组织，就可以“建构”起来，这也是典型的工科思维。前年我曾收到一篇文章，要“建构具有世界气魄的中亚传播新疆学派”。我告诉作者，学派是自然形成的，不是想建构就能建构的，还是先做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为好。去年我参加一所高校的鉴定会，某教授团队的论证主题竟是如何在若干年内建构出“师大学派”，以此向学校每年要1000万元，可见现在工科思维对社会各方面的渗透力度。 现在有一种认识，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办到，这是商人的狭隘认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打造”的，用钱打造出来的学科、学派肯定是假的。科学与文化是无价的，都不是用钱可以换取的。 2 关于学术活动 与上面的工科思维相关，目前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活动竟成为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因而多数学术会议不是真正要研究学术，也没有哪个学术问题是通过开会解决的，而是为了完成开会的任务，制造“学术政绩”给上级看的。甚至课题设计里就规定必须开几次会，参会也是大家相互帮忙以完成开会指标。参会论文都要求“独创”，但一个学人一年能写的像样文章是有限的，不可能有什么独创，所以参会论文普遍水平不高。 一般说来，几人、十几人的学术沙龙质量相对高些，有些会的参加人数太多，也就是学人们有个机会相互认识或叙叙旧而已，学术收获是谈不上的。 由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扩张太快，摊子铺得太大，现在很多学术会议实际上是一群人赶来听几个学术大佬发言。这样还不如多办一些学术报告会，不要冠以“学术研讨会”的名义。 3 关于学术团体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学界的第一个学术团体是1980年2月成立的北京新闻学会，学会下逐渐形成若干专业方向的研究小组。学会和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只是召集人，热心这方面工作，义务做事情而已。他们的这类社会性职务与评职称和行政提职无关。这个学会消失后，我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团体，学术也做得很好。 现在涉及职称、人才奖励的文件都把担任学术团体高级职务（会长、理事长、常务理事等）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学术团体活动的行政思维日益强化，因而建议暂时不要再增设这类团体，少一些让某些人沽名钓誉的机会。目前高校各个学科都有全国性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学会以及各二级学科的研究会，不要再叠床架屋，这些已有的团体完全可以作为某一级学术团体发挥作用，只是团体组织的形成和结构需要调整一下。 4 关于学术期刊 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中《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基本遵循了学术规范，整体学术水平尚好。但除了《新闻记者》，其他的刊物需要强化现实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研究。 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开始呈现，即投稿人的学术水平普遍较低，严格实行匿名审稿是好的，但谁来审稿？都要找学术比较强的人，稿子太多，看不过来。时间久了，审稿人也疲沓了，审稿时间越拖越长，稿子发表的时效受到影响。建议简化审稿程序和规定期限（例如3个月无回应作者自行转投）。 第二个问题是选题走两个极端，一是紧跟政治形势，用空话套话编织的文章较多，还有就是纯粹关于外国人的思想研究太多，关于中国问题的很实在的研究较少。建议各编辑部给出选题指南，引导作者选题。某个外国学者的思想固然可以研究，但呈现在眼前的中国传播问题应该更具有研究价值。 其他学术刊物，有些还是很努力地在提升学术水平，但收取版面费问题需要解决。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不宜完全模仿外国同行的思路——选题十分小，研究方法都是标准化的量化分析文章。现在中国大陆这类照猫画虎的量化分析文章越来越多，很多是没有必要的。例如我看到的一些健康传播的论文，做得十分细致，但有什么学术意义呢？有医生或病人会按照你的分析沟通交流吗？这样的论文除了自我欣赏，不知道还有谁看。而有思想的人文-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现在却很少运用，而这与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更接近一些，应该提倡。现在连学士论文都动不动在网上撒一张问卷，收回几十几百份就开始统计分析。其实任何网上调查（包括专业网上调查公司的调查），目前都无法推及整体，科学性十分有限。 5 关于学术评价标准 我反对以所谓“核心期刊”的论文发表作为衡量学术成果是否有水平的标准。这个做法的实质是：看一个人是否健康，不是看他的身体如何，而是看他穿着什么衣服。提倡研究规范是对的，但核心期刊（这本来只是图书馆指导读者阅读的一种参考性指南）条件的设定多此一举。这实质上反映了我国学术研究行政化的趋势，只是方便了行政机关对学术研究的管理与控制，至于学术研究是否取得了进展，其实是不清楚的，只要各种数字上去了就有了“政绩”。 建议实行代表作制，重在看论著本身的学术水平；评审者应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成员。所谓学术共同体，即这个学科在一定范围内的最高层次的学者群。例如在高校学院层面，即由全体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在学校或更高的层面，是教授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不得兼任主任、副主任）或退休不久还有研究能力的资深学者。 还有把拿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考核标准，也需要分析。国家社科基金设置课题指南，主要是从政治和行政工作需要出发，新闻传播学尤其如此。现在一旦拿到社科基金项目，职称、各种头衔马上有了，而实际上，新闻传播学的很多课题不能按时结项，多数结项成果实际上既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实践价值。 还有以获得多少课题经费作为考核条件，这令人匪夷所思。课题经费多少完全不能说明学术水平。人文-社科的很多研究主要是精神劳动，消耗精力很大，实际物质支出并不多，目前的课题经费使用不承认精神劳动是劳动，只能用于物质的支出，少量劳务费也是对简单劳动的支付。这种错位不纠正，难以激发人文-社科研究的积极性。 以评奖来考核学科建设似乎是可以的，但现在存在很多问题。主要问题在于报送渠道是以院所为单位，而各单位领导层有相当的权力决定谁送谁不送；还有单位内的平衡考虑，于是造成“排排坐分果果”的评奖效应。即使参评材料送上去了，中国的各种人情关系实在太多，严重影响公正评奖。改进的方法是：开辟个人报送、知名学术专家或学术共同体推荐的渠道，而且不应该作为补充渠道，而是要与单位报送处于同等地位。这样产生的评奖结果，才可以作为评估考核的一个标准。 现在几年一度的学科评估劳民伤财，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引发各种腐败，评估的标准大体也是以上的几项，其合理性受到质疑，建议停掉。 点击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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