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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镇守山海关的原辽东总兵吴三桂打开了大明最后一道大门，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清军入关，所到之处，战火波及，百姓不安。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等统兵南下，连克江淮重镇，直逼南京，生擒弘光帝，俘获南明臣僚二百余人，收降兵马二十三万余人。 清军虽然一路势如破竹，但也不乏遭遇较为激烈的抵抗。而在江阴，清军迎来了较扬州、嘉定更强的抵抗。而那日江阴的故事要从头发说起。 生活在1644年之前的大明男性一般前发齐眉、后发遮颈、拢发包巾，塞外满族的发型则不尽相同，与今人常常看到的只剃半个头不同，剃发令之初除头顶留下的铜钱大小的一斑头发拧成长辫外余皆剃光。授汉军正蓝旗巡按浙江的秦世祯在《抚浙疏草》中把这种发型称为“小顶辫发”，晚明曾任工科给事中的陈燕翼则在《思文大纪》里直接将之斥为“金钱鼠尾”，二者间的区别在明末以降的满汉冲突中被塑造成身份差异，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就在征服辽东后“传谕归顺人民，先剃头以待”，至皇太极践位，他禁止族人用汉名、着汉服，要求保持骑射传统，发型自然也必须保持，但不是所有被征服地区的群众都能接受这种“洗礼”，一部分人“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这种行为既源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也受剃头后命运的影响——金钱鼠尾者如同被烙上新的印记无法恢复过去的身份，也就不见容于原来的政权和社会秩序，最终不得不受满族控制。 同理如果有人愿意投诚接受统治，只要甘愿剃发，就算与过去身份划清界限，纳了“投名状”。今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缕缕发丝的背后竟是新政权制造规训、区隔身份、标识属权的政治意图。1644年多尔衮挥师入关后也援引旧例，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薤发，衣冠悉尊本朝制度”。可中原地区的抵抗比塞外更加剧烈，对统治基础构成威胁，骑虎难下，不到数月剃发令一度暂停，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清廷下旨：
可随着弘光政权的速灭，这种苛令重新焕发生机。当时，在山东淄川有个孙之獬，他曾考中进士，在天启二年（1622年）的金榜上仍可找到当时的他位列三甲二百一十五名，入翰林院为官，因投靠阉党在崇祯朝被革职为民。满清入关后允许降臣着前朝衣冠上殿，他想着标新立异竟自行剃发想跻身满族大臣行列，不料人家一脸“不知道你是谁”的表情把他赶了出来，他想回到汉班又被汉臣所鄙视，进退失据、左右为难、两头不靠、狼狈不堪，孙之獬一发狠干脆上疏顺治帝“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此时清军在战场上大有突破，多尔衮借势重颁“剃发令”。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他以皇帝名义晓谕礼部：
顺带一提，孙之獬在顺治四年于淄川老家被反清民众打死。 回到剃发令，此时我们尚能发现此时诏令中如不剃头虽云重罪，但还没到大规模“不留头”的地步，但事情很快起了变化，我们一般认为高层的意图会在逐级向下时被放大，指令传到常州府，逢迎上意的官员将之提炼、浓缩、升级成那句遗臭史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且更有甚者将期限限制于三天乃至一天。清军南下所带来的军事征服对于平民百姓来说不过是改朝换代，谁家做皇帝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可这剃发令却犹如晴天霹雳，直击每个汉人百姓的心，从惊恐到愤怒，之后迎来的就是“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的怒吼。 府辖各县基本都参照执行的剃发令，唯有江阴县没有回音。那时原知县林之骥不肯屈从满清挂印离去，一个名唤方亨的进士向清军献媚被委任为知县，要求百姓剃发，熟料本地老人们联名上书要求留发，更有士人说“头可断，发绝不可剃”，方亨命县衙书吏抄写常州府的布告，后者掷笔于地道： “就死也罢！” 一石激起千层浪，百姓们把方亨投入大狱，请县中典史陈明遇住持局面，他给民兵分发武器组织各门防务以备清军到来。闰六月初五，他们在巡城时抓到一批想举火为号引清军入城的奸细，经审问后百姓将之一并处决，此后十余天里江阴民兵与地方依附清廷的军队交战，尽管组织散漫，但对方也好不到哪去，所以还取得了一些战绩。 二十一日曾任弘光政权江北四镇之一的刘良佐率十余万军队抵达江阴并派先锋部队攻打城门，江阴百姓出战丢下五十余具尸体后败回城中，想和正规军打现在实力还是不行。刘良佐借势劝降称：
拿到射入城内的招降信件，陈明遇召集民众商议。其实百姓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江山鼎革但风俗不改，只要肯让我们留着头发一切都还可以谈，但刘良佐却不敢忤逆主子坚持剃发，那矛盾只能再次升级。陈明遇给城外回了一封足以传唱后世的短文，说：
谈不拢只好打，刘良佐指挥攻城“箭如雨注”，百姓们见招拆招“以锅盖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光靠这些不足以守城还需要有效的组织，为此陈明遇找到了原任典史的阎应元，明代典史是负责本县缉捕盗贼并维持治安事务的官吏，此人原是武生，曾率领百姓抵御劫掠乡镇的海盗，颇会用兵，后任京仓大使，在当地是能文能武的人才，按理说此时他已卸任，没必要躺这浑水，但义之所向，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带着可靠的家丁，亲随应约入城。 七月初十，阎应元分发粮食重组四门守军，每个城垛派士人守卫每两小时更换一批，“日夕轮换，安息烧煮”，并收集南明军队留下的火器，收弗朗基大炮一千多尊，火药三百，千余鸟铳，九千石铅丸，还制定了防守策略，以木塞门，十人一垛，百人一炮，有了专业的组织整体防御水平上了一个层次。 城外军队也没闲着，从七月十一日开始攻城，结果被连连磕坏门牙，折损了两员大将。进攻不顺的刘良佐只好再行劝降，阎应元将计就计派一些耆老和敢死队假装投降，实则带着伪装成银两的火药车进入敌营然后引爆炸药，轰然一声后，负责招降的军官被炸得只剩一个脑袋。刘良佐只好亲自出面与阎应元交涉，后者站在城楼怒斥他：
谈不拢只好再打，刘良佐一边请来满族援兵，其中就有后来的瑞重亲王博洛和敬谨亲王尼堪，还有后来被清廷晋封为恭顺王的孔有德，一边重又组织攻城。他从江南各地调集了火炮二百余门向着城中轰鸣不止，一直在城门一线镇守的阎应元也在炮击中伤了右臂 “犹左手握搠，格杀数人”。 此时距离江阴反清已过去近六十天，战局渐渐不利，一方面清廷将之视为民众的反抗运动，不愿意就剃发问题做出让步，所以持续增兵，另一方面城内的粮食、守军数量都在消耗，而外界又缺乏援军。眼看弹尽粮绝，人困马乏，虽然阎应元施巧计或诈降或劫营，都无法阻止整体上的劣势越来越大。 至八月二十日“城中困疲已极，计无所出，待死而已”。二十一日炮弹轰开了江阴成的东北角，清军趁着硝烟杀来，江阴人民坚守八十一天后，城池沦陷，阎应元带人突围，可哪里冲得出去，他自杀未果被俘，虽伤痕累累仍不断咒骂满洲人至死方休；陈明遇也持刀与敌军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依壁上，不仆。”其全家老小四十三口举火焚烧自尽；江阴训导冯厚敦着公服在明伦堂自缢，其妻子亲属投井而死；中书戚勋自焚。史载“八月二十二日，屠城。城内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城中居民男女老少投水、蹈火、自刎、自缢者不计其数，江阴内外，河中遍是尸体，偌大的江阴城最后仅存五十三人，后新任县丞卞化龙亲眼所见街道遍是死尸，人践尸行。 自八月二十一日江阴陷落，到八月二十九日，江阴连下九日大雨，城内各地，鸦食人心，狗吃人肺，捞得鳗鱼，皆为赤色。 直到顺治三年，地方官刘景绰疏浚护城河，犹见白骨堆于河底。江阴虽下，然而清军也为此付出了阵亡七万的惨重代价。后世传纪对江阴的评价：
而带领江阴民众在清军炮火下坚持近三月的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被后世尊称为“江阴抗清三公”。在131年后，乾隆皇帝分别赐予三人“忠烈”、“烈愍”、“节愍”的谥号。 回看这场反抗运动，它体现了两重特质： 其一，从后金时期“头发”就被赋予了超越了其本身的政治意涵，围绕发型的争夺，本质上是异族试图构建新法统的行动，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江阴之变以及其他同类事件（如嘉定三屠）都是这种冲突的产物。 其二在古代王朝国家，百姓仿佛是当然的被统治群体，不被允许有自身诉求，无论是明末的逃难还是清初的留发，最终都演变成与政权和统治者的对抗。 所以除却民族因素，江阴之变还有民众捍卫自身权利，对抗新生政权的政治色彩，也正基于这两点明清鼎革之际，汉地百姓以看似飞蛾扑火之姿，抵抗新生异族政权的行动，显得尤为可歌可泣。正如纪连海老师所说：
而阎应元死前的绝笔也尤其值得我们铭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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