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院概述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极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它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最著名的有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睢阳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及石鼓书院、茅山书院等。清朝末年，教育改革，全国省府州县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书院成为历史。 无论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汉学的大盛，还是学术思潮的演变，都与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如宋朝程朱学派、明代东林学派、清朝乾嘉学派等便是以书院为主要基地形成和发展而来。书院还是当时文学家的讲坛，清代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及弟子们就在书院讲学长达数十年。历代著名书院都有藏书，大量古代典籍因此得以保存，并形成图书收藏和维护制度。除此之外，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还培育了大量的人才。宋代朱熹创办或主持白鹿洞书院、武夷书院，从事教育近50年，培养的弟子达数百人之多，他们活跃在南宋的政治、思想、教育等各个领域。岳麓书院也培养了数代风云人物，仅清一代，就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刘坤一、唐才常、熊希龄、程潜等。
书院制度 书院作为一种具有相对自治权的教育组织制度，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诸子百家的争鸣，再到汉唐精舍的自治型教育组织，无不表现出这种相对自治权的私学教育制度的优长。书院能够成为一种新型文化教育组织，就在于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私学教育制度的特色和优长。
三是管理的独立性。由于书院不属于官方教育体系，有独立自主的办学理念，因此它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式与方法的运用、内部管理体制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立性。 教学内容的选择与书院所尊奉的学术学派、山长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中国书院史上，能较好地体现书院教学内容与活动的史料是程端礼所著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它将生徒学习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和“自十五志学之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规定了必读之书和读书的次序。八岁未入学之前，要求生徒读《性理字训》。八岁入学之后，用六七年的时间学习四书、五经的正文。十五岁以后的学习内容是以儒家经典的经注为主，如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氏要求生徒自十五岁开始，用三四年的时间来潜心学习，以掌握真正的“为己之实学”，不能抱有丝毫的功利目的。在此基础上，生徒可以看史读文，其次序是先读《通鉴》，“次读韩文，次读离骚”，然后开始学作时文。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来看，书院的教学内容是十分全面的，与官方以科举应试知识为主体的教学内容有显著差异。
不仅教学内容完全不相同，而且书院的教学方式也与官方教育机构明显不同。为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书院可以邀请不同学术学派的学者前来讲学，会讲与讲会是最为典型的方式。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生徒可以平等参与学术讨论，不仅对学者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生徒也能在参与中得到启发与影响，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学术研究与传播之路。以书院为基地开展会讲或学术交流成为学者们解决学术分歧、进行学术合作的重要方式。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寒泉精舍接待了婺学的代表人物、丽泽书院的创办者吕祖谦。在寒泉精舍，朱、吕二人促膝交流、切磋问难之后，还进行了学术合作——编撰了《近思录》，目的是让初学者能更好、更快地把握北宋理学家思想精髓。为使学术大师能自由地到各地书院讲学，书院往往能自主聘任山长或教职人员。书院聘任山长的主要依据是道德修养境界和学术水平，即选聘“经明行修，堪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长。不仅学术大师可以自由地到各地讲学，而且书院生徒也能较为自由地流动，使学术交流更为便利与频繁，这是书院生徒的管理方面自由灵活的表现。
应该说，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一样，均对各自的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二者在组织制度方面均有自治权的重要共同点。当然，中国书院与西方大学的自治权有区别。西方中世纪大学拥有的自治权是一种法权，这种自治权的获得则是师生仿效城市自治和行会自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大学可以颁布独立于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法令，大学法定的自治权主要表现为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和独立处理学校内部事务两个方面。中国古代书院的自治权不是一种法权，以皇权为主导的行政权力决定着书院自治权的有无和大小。元明清以来，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皇权对书院的控制逐渐深入，其形式也由间接向直接转变。所以，中国书院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改制，不能仅仅从教学内容的变革来理解。
由于中国近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从总体上而言，中国近代大学并没有继承中国书院的传统。其实，中国大学的构建需要在继承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对其精华部分加以现代化转化，使其现代大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中国气派。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建设进行全面的梳理，然后再结合当前大学的发展，将中国书院与现代大学结合起来，力图将书院文化转换为现代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今天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