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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Dr.Knock or The Triumph of Medicine)是由法国作家于乐·罗曼(Jules Romains)在1923年创作的一部讽刺喜剧，它讲述了一个让健康人变成病人的故事。 科诺克来到一个名叫圣莫丽斯的小山村，接替帕尔巴莱大夫，成为圣莫丽斯的医生。那里的村民普遍身体强壮，几乎没有受过现代教育，没有意识到要去看医生。科诺克把村里的老师召集起来，给大家讲关于微生物的知识，请村里负责通知消息的鼓手告知村民他要提供免费义诊。结果，人们涌入科诺克的诊室，原本没有任何病症的人，被科诺克诊断出了疾病，并且被告知按时复诊。从此之后，许多人卧病不起，圣莫丽斯几乎变成了一间专属科诺克的“大医院”。随着病人的增多，药店老板和小旅店都从中获利。科诺克看着自己的杰作兴奋不已：“那片灯火几乎是我的天下。”[1]5 正如剧本标题所说，科诺克代表着现代医学的胜利。现代医学不是一个单一的医疗方法，而是一个医疗体系，是工业文明的一部分。现代医学被冠以“科学”、“技术”和“进步”等主流话语，拥有了对于身体和疾病的最高解释权。在圣莫丽斯，一个人是否有病，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是由拥有了现代医学知识的科诺克决定的。怎样治疗，是否痊愈，也是由科诺克决定的。按照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2]的说法，一项新技术引入社会，不是在原来的社会之上简单地加上这个新技术，而是整个社会围绕着新技术重新建构了。科诺克效应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整个圣莫丽斯变成了大医院，这意味着，人们的生存环境被“医学化”了；其二，生老病死的自然过程，都被科诺克重新阐释，使得人们的生命过程被“医学化”了；其三，科诺克貌似健康保护神，但并非义务服务，而是需要收费的，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和药厂又达成了合作，使得医学过程被“商品化”了。 在科诺克效应之下，健康人越来越少，病人越来越多，“医学已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3]。 向圣莫丽斯民众推销医学、发明疾病是科诺克发挥效应的第一步。 英文中有一个词“disease mongering”即“贩卖疾病”，经常被人们用来比喻发明疾病现象。澳大利亚医学界概论了五种出售疾病的方式：“把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学问题；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作医学问题；把致病风险当作疾病；把罕见症状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把轻微症状当作重病前兆。”[1]序3 现代医学不满足于诊治既有的疾病，将其范围伸向了人的自然生理过程，生命正常过程被当作了医学问题。尤格·布勒希[1]序3-4列出了“假性疾病排行榜”，诸如头疼、衰老、失眠、孤独、挑食、胃胀、心情不愉悦等被划为疾病。这些生理现象，被现代医学赋予了新的诠释变为疾病，成为了具有医学意义的事件。 诊治标准的改变也成为影响“疾病发明”的重要因素。孙起元[4]53-60在《白血病人将获救》中，指出了白血病的“发明”过程和治疗过程。白血病，从中医的角度看，是虚劳症的一种。从前，大夫对病人进行因时因地制宜地辨证治疗是可以使其康复的。在现代医学体系下，被重新命名的“白血病”成了不治之症。随着现代医学在人们生活世界的扩张，白血病知识广泛传播，人们闻“白”色变，它被认为是一种发病率很高且存活期极短的恶性疾病。以前，医生曾经把白细胞过多当作病症，现在却把白细胞减少当作病症；过去治疗白血病的疗法是化疗，以期减少白细胞；现在白细胞减少了仍然使用化疗[5]。 孙起元[4]53-60指出，白血病原来的标准是幼稚白细胞超过30%，现降为25%。仅5%的差额就使很多人由“健康人”变成了“病人”。许多以前不是白血病的人，现在被医疗仪器诊断为白血病。同样，在1990年的德国，高血压的标准是160mmHg/100mmHg，4年之后，对抗高血压联盟将高血压的标准改为140mmHg/90mmHg。仅在这微小的数字更迭之间，德国的高血压病人增加了3倍[1]65。 当有人身体发热去医院，只要没有退热，医生就会要求前来就诊的人做检查，以确认他是否患了白血病。这样的做法，一是能使医生从治不好病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因为白血病被他们宣传成了不治之症；二是无论做检查还是接下来的治疗都会使医生及医院从中获利，至于医院是否有把握治好白血病，并不能完全保证，因为它早就被归入到“不治之症”的行列[4]53-60。 生命医学化是发明疾病的重要手段，“科诺克”使人们的生命过程被“医学化”了。 21世纪以来，生命医学化问题已成为人们不容忽视的讨论对象。医学化（medicalization），描述了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医疗问题被定义并被视为医疗问题[6]。唐文佩等[7]曾就医学化问题的演进和发展进行了梳理，一般认为，对医学化的讨论产生于 20世纪60年代，源于医学将其范围扩张到社会生活领域。萨斯（Thomas Szasz）最早在学术界对医学化问题进行讨论，认为精神病学里的新疾病是创造出来的[7]，提出了关于现代医学控制社会及科学主义的看法。1970年，基于医疗行业的发展，医学化被更广泛地提及，它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出现在英语世界的学术界。弗赖森（Eliot Freidson）、左拉（Irving Zola）、伊里奇（Ivan Illich）、康拉德（Peter Conrad）等均对医学化问题进行了阐释[7]。弗赖森[8]认为医学界凭借行业权威，规定疾病并加以治疗。左拉[9]提出了社会医学化的概念，医疗卫生机构作为社会控制代理人，扩大其范围，以预防疾病的名义，入侵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伊里奇[10]提出了“生活医学化”和“医源性疾病”概念，医学界使人们相信医学的力量，医生对社会应该负有责任，医疗系统已经变成了健康的主要威胁。康拉德[11]讨论了异常行为的医学化问题，认为医学化的关键问题是定义问题，他认为医学化是非医学问题被视为或被定义为医学意义上的疾病问题或者障碍问题，并对其加以治疗的过程。医学化包含四个方面：用医学术语定义问题；用医学语言描述问题；采用医学框架来理解问题；用医疗干预来“治疗”问题[11]。他还指出，医学化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医学化问题主要讨论医生、社会团体，并开始出现跨文化研究。21世纪，医学化将关注点指向了制药业，指出制药业通过新药的发明，把正常人纳入潜在患者的行列。制药公司对医学化进程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医务工作者，制药行业已经成为全面影响21世纪医学化进程和走向的重要社会参与因素[12]。在当代生物医学发展中，医学管辖范围继续扩大，把健康也纳入其体系。中国对医学化了解始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直到21世纪初才出现关注势头。韩俊红[12]、杜治政[13]、韩启德[14]、鲍磊[15]、杨蕾[16]等均对医学化问题进行过阐释，从医学化理论介绍，健康与疾病边界模糊，日常生活及高血压、高胆固醇、孕产等病症控制诸多方面使用医学化概念。 受医药产业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影响，医学化不断扩大人类的“治疗”范围，让更多人成为“病人”。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我们都不是健康的人，要随时准备接受医生的诊治。自然在赋予人们天然馈赠的同时，也带来各种疾病，只有医生才能治愈人们患病的身体。人们的生命被医学化乃至医疗化，觉得自己比以前生活得更好、更健康的人并没有增加多少，相反，觉得自己生病的人数却逐年剧增。在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现代医学被舆论、媒体等塑造成了拯救人类身体的救世主，人们想的不再是“我现在多么的健康”，而是“我应该如何更健康，怎样不生病”。王一方[17]曾就此现象做过评述，他说：“医疗的过程都日益技术化、工程化……技术还带来生死意识的迷茫与迷失……人们视一切生存/生命与社会问题都是医学问题，都可以通过医学的技术干预来实现最优化。”生命医学化过程隐含的预设就是对人自身的不信任，忽视了生命主体的作用。人的生命具有自组织能力，为维持生命的存在发挥着主体作用，疾病的诱因属于客体，被定义为被动的一方。因此，当面临生命医学化趋势时，对生命本身及如何去医学化的思考是必须的。 《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曾表示死亡、痛苦和疾病原本是人类的一部分。所有文化都发展出了帮助人们应对这三者的方法。但是，现代医学催生了一种非人的企图来战胜死亡、痛苦和疾病，从而摧毁了这些文化，削弱了人们承受现实的意志。人们能够轻易地找出新疾病和新疗法，生命中许多正常的过程，诸如生老病死，都可以被医生和药厂拿过来进行医疗化[18]。美国生物学家、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告诫说，如果人们把医生所说的话都牢记在脑里，那么人们将逐渐失去独立生存的勇气，时不时地把自己吓得半死，从而变成健康的疾病幻想症病人。 在科诺克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医生和药厂达成了合作，使得生命过程被“商品化”了。商品化的基本含义是有价值的事物全都可以转变为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有价格的物品或客体，它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19]。生命商品化也就是将生命和生命过程商品化了，主要表现是健康被商品化，健康成为个人的责任，需要从消费医学商品和进行治疗来实现。杜治政[20]在“关注处于深刻变化中的医学：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医学令人担忧的第六个变化和第九个变化，也就是在医学与市场的结合和医患关系的物化与商品化中，曾提及商品化。他指出保健权、生命权现在是需要购买的了。 现如今，在“科诺克”的影响下，健康已经成为医生、制药厂和病人的攻克目标。原本健康的人在现代医学的“敦敦告诫”下，追求活得更好，活得更长久，在医生和制药厂的推广下服下了各类药物。 生命在这个过程中被商品化了[20]，这其中伴随着医疗产业被纳入到以资本增值为核心的商品市场。罗斯·霍恩(Rose Horn)[21]《现代医疗批判——21世纪的健康与生存》中指出资本、制药工业和现代医疗的联系：制药产业已把医学纳入其体系内，成为下属机构。现代医学体系下绝大多数医生成为受金钱控制的傀儡。制药产业通过医疗普及化，从市场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控制着医药研究的费用，一项研究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获取所需经费；他们向各种期刊、杂志投入大笔资金，方便自己在这些期刊杂志上面刊登广告；他们同时用举行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幌子，为医生和相关研究者筹措“游玩”的费用。 现代医学致病的人相比它治愈的人要多得多，它已经成为了最易致病、最挥霍、最污浊的工业。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体系下的医疗工业化，并没有让疾病更减少、让人更健康，反而使得医疗问题、健康问题、过度医疗问题等变得更加急剧。在资本增值的推动下，现代医学得到了推广普及，绝大多数人普遍坚信唯有现代医学体系才能使他们保持健康。在这种信仰中，人们患病的社会、文化和经验因素被医学遮盖了。医学入侵到人们的生存环境中，宣称能够帮助人们承受损坏他们自身健康的部分，而且能够让这种损害尽快结束。医疗被资本主义视为全能的“万金油”，它可以治愈全部疾病，维持人们的健康。这种被夸大的医疗正是一些疾病产生的原因。现代医学在公众中取得了极大的信服力，人们踏入医院，迫不及待地寻求医生的帮助，听从医生的告诫，以求恢复健康、活得更久。他们没有察觉的是，现代医学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一种利用人们的信仰形成的技术仪式，医疗不再以给人们治病为首要目标，而致力于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更夸张的是，人们的生老病死不再是自然现象，研究者纷纷涌入这些领域，使这些自然现象商业化并医学化。医院成为了一个人最重要的地方，人终其一生都会和医院发生联系。现代人在医院出生；生病时被送入医院照料；在医院检查身体状态是否良好；当人要死的时候不是呆在家中温习最后的亲情，而是被循规蹈矩地送进了医院，人们被冰冷的医疗技术设备剥夺了最后选择的自由。人们深信只有现代医学提供的医疗才能使他们维持健康状态，在人们接受现代医疗的同时，他们已经处在被控制的地位，失去了自主性。 科诺克效应深深影响了现代医疗体系。自20世纪30年代现代医学开始形成，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现代医学逐渐取代了传统医学，形成了一套具有现代医学知识、现代医学技术及设备、现代医学机构建制的现代医疗体系。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被“科诺克”广泛应用于现代医疗体系之中。在工业文明体系中，人们越企图通过技术达到健康的目标，就越易被囿于技术的局限性中，成为被技术“支配”的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文明体系中，过度地依赖技术会使人类在技术垄断的时代中迷失。工业文明把获得资本增值作为首要目标。追逐利益的资本推动着技术的发展，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资本追求利润增添了新的活力。资本作为中介，在技术与人们的需求之间建立了联系。技术与需求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并不密切，它们独立存在，有时候甚至背道而驰。到了当代，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和资本的干预下，需求与技术之间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人们衡量一个技术好坏的标准，就是这项技术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故而，那些使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技术突飞猛进，并且逐渐占据了人们的生活世界；而那些与满足人们需求无关的技术，遭到了忽视[22]。 人们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健康、更长久。制药产业从中看到了市场利润，开始对相关的技术进行投资、研究。相对应的技术产品，在制药产业、医生和追求“健康”的人们的期盼下应运而生，并牢牢控制着资本及技术的走向，人类越来越依靠技术手段来实现健康愿望。技术为人们追求健康提供捷径，也为即将产生的种种问题埋下了隐患：把人看作机器、把人的生命物质的体现看作生命本身，人的异化、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等。 现代医学竭尽全力朝自己目标奋斗的同时，却恰恰与自己目标分离开来，甚至愈走愈远。人们为了战胜疾病，广泛地使用化学药物，使其在与疾病的斗争中战斗力得到加强；人们对化学药物不加节制的滥用，已经使自身饱受其害。医生为了延长病人寿命，采用复原技术、器官移植等方式，病人的痛苦随药物、手术的使用延长了。 英国社会医学家托马斯·麦奎因(Thomas Mckeown)指出：“说到底，现代医学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具有影响力。”[23]35法国微生物学家雷内·杜博思(Rene Dobbs)也提出：“容易清洗且平价的棉质内裤，以及带来光亮的透明玻璃的使用，对于防治感染和发炎的贡献其实比药物和诊疗的总和更大。”[24] 罗伯特·门德尔松(Robert Mendelsolm)[23]94-102在《一位医学异教徒的自白》中对现代医学体系做了深刻批判，指出了很多问题：其一，医院要求的每年一度的身体检查只告诉人们结果而没有告知人们原因，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其二，手术为人们编织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医生只告诉人们术后瞬间手术的成果，而无法保证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经过手术的病人能否熬过手术给病人带来的危害；其三，科学仪器本身就存在误差，而人又是可错的，因此，那些医生开出的疾病检验及其检查过程根本不值得信任；其四，在很大程度上，化学药品非但没有确实的治疗效果，而且会导致新病的产生；其五，就拿人们经常做的X光检验来说，X光辐射对人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危害，而且其检验结果错误百出。在10年内，不同的人看同一张X光片会产生75%的偏差。 工业文明时代，健康不再是人本身拥有的权利，变成了现代医学的“馈赠”。在现代医学话语中，大多数人是不健康的，只有在现代医疗的帮助下，人们才能摆脱这种不健康状态。健康成为了“科诺克”的专有名词，并由其来规定谁是健康的，谁是不健康的。就某一症状，医生找来人测量试验值，研究者根据这些测量得来的数据计算平均值，如任意将中间的95%规定为正常区域，而把剩下的位于正常区域上下浮动的5%定义为超标区域。这样，根据这个结果，健康的人，即使他的数值在超标区域也会被认作未达到健康标准。 科学技术被人们用来改变自然物的形态和性质，也被用来对生命现象进行改变、重构。在科诺克的效应下，现代工业文明体系下的医学体系对自然生理过程加以重新阐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被医学化、商品化了，人们失去了太多属于自身的东西：健康、自由、自主性等。人类需要重新思考生存问题、生命问题：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是被视作机器，被动地接受安排，还是重新审视生存环境，让医学化、商品化的影响式微。 参考文献 [1]布勒希.疾病发明者[M].张志成，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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