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河逐日》薛海翔著 个体·家国·历史 ——《长河逐日》非虚构写作 文 | 张娟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谈到：“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一个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追溯家族的历史，通过个体、家族、国家互相映射的关系，通过家族演变的日常叙事，建构起家国想象和世界意识，可以说，是当下家族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意义。薛海翔的非虚构作品《长河逐日》以儿子多年以后寻找父辈和母辈的生命轨迹为线索，以空间为章节基本结构，在空间的转换和寻找中探访父母辈曾经的战火人生，儿子既是回望者，又是寻访者，同样也是具有开阔视野和深沉的历史情怀的反思者。在全书中，“我”像是在平行世界的旁观者、审视者、回望者，但直到结尾，我才真正出生，我的诞生，是父母辈故事的结束，也是我这个时代的开始，结尾在召唤着下一个开始，生生不息，时代回音。 《长河逐日》在刚完稿时，题目叫《马来寻踪》，最后定稿改为《长河逐日》，从一段事实的陈述变成了诗意的抒情，六驭神龙一鞭策，长河逐日英血沸，读完全篇，不由被作者逐日的深情所打动。作者具有火一般的激情，又有着历史探索者的审慎和理性。小说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线索，在叙事时间的把握上非常灵活，时而是共时性的探访，时而跳进历史以旁观者的身份言说，时而像先知一样预言，这种多元的叙事视角使得整个非虚构小说既具有真实的历史性，又具有深思的超越历史真实的反思性，整部非虚构小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家族小说，而是以个人的视角反思时代，父母辈的战火人生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大潮的一部分，个体如何介入历史，时代如何改变人的命运。而正是因为这是从个人史的角度叙述的，个体切肤的痛感，血脉中的生息相通，使得这段历史更加有血有肉，成为国家革命史的家族重构。 这是一个家族史的故事，“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两个源头，父系和母系。”母系来路清晰，最初的落户地是苏州阊门，元末“洪武赶散”，薛氏一族被强制迁去贫瘠的苏北涟水。父系则谜团重重。1938年，父亲在马来西亚怡保的抗日活动中被抓，作为政治犯，后来被押解到太平监狱，判决他要被驱逐出境，当时，驱逐出境回中国，对马来亚共产党员来说，就相当于死刑判决。为了救他，奶奶何清出示了父亲的出生证明，原来他并不是亲生，而是母亲买来的，证明他是马来人，不存在驱逐出境的问题。在事关生死的审判中，父亲的来路却发生了改写，变成了一个无解的谜团。“我的父系来路，我的一半血脉渊源，就此泯灭在消逝的时光之中，了无踪影。” 1940年，父亲因抗日活动被捕，驱逐出境，没有被英国当局交到国民党手里，而是意外地成了自由人。但是，也正是这种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们的幸运成了他们洗不清的疑点，回到自己人中后，他们理所当然地被怀疑为英国派遣的“战略特务”，人们不相信奇迹；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审查，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为了洗刷疑点，几乎搭上了性命。回国后，他们在上海待命，半年之后，接到消息，全部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报到。郭永绵被分配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下属的印刷厂，当青年队长。就此，他算是正式入伍，成了新四军的一员。 薛海翔九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影视剧本，是一个成功的编剧，所以在写作中非常善于掌控叙事节奏，在故事一开始，就留下重重谜团，父亲为什么80年前被关在马来的监狱？我和父亲为什么亲至血缘，却看起来如此陌生？我为何要这么执著地寻找父亲的身世之谜？ 父亲的一生谜团重重，最早是身世之谜，接下来是遣返归国上岸之谜，然后是1942年在东台被俘，1943年7月出逃，潜伏敌营的生涯的出逃之谜。作者就像是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解谜者。故事一开始在1995年夏天，我和38年未见的父亲郭永绵在哈尔滨，回溯飘散在岁月深处的家族线索。 1938年郭永绵因从事抗日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被关押在马来亚的太平监狱。图为马来亚太平监狱外墙 下一个场景，就是2017年，我来到了马来西亚太平监狱的门口，在这个哥特风格的建筑里，寻访18岁的父亲当年的痕迹。父与子，隔着79年的时间，站立在同一空间。故事结尾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经过漫长的战争终于挺进上海： “今天，写作此书，我查看着父亲进军上海市区的路线，从徐家汇到万航渡路，必经的捷径，便是由西南往东北斜插长达两公里的衡山路。这条路于1922年由法国公董局建成，称贝当路，1943年改名为衡山路。如果时间能够折叠重合，形成四维空间，我站在2018年衡山路我寓所的窗口，写作之际，俯首就能看见1949年父亲和他们的战友们，穿着浸透汗渍和硝烟的军装，打着结实的绑腿，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脚步硬朗地从我楼下通过，洪水奔腾般地向东涌去，卷向市中心，势不可挡；如果他偶然抬头，就能看见70年后的我，在高楼上凝神注视着他和他的隆隆征程，目送他随着历史潮流的推涌，消失在衡山路的尽头，融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 至此，家族身世之谜解开，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让阅读者不得喘息。 薛海翔通过对祖辈血脉的追寻，在非虚构小说中随着地域的迁移而架构起蒙太奇式的时间和空间转换。“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的心理经验及文化语言都已经让空间的范畴、而非时间的范畴支配着。”巴赫金在《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中认为“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 《长河逐日》在虚构和真实中重返历史现场，宏大历史转换为记忆碎片，通过空间转换和对比呈现出来。一边是马来亚霹雳州怡保，一边是苏北涟水叫普安集的小镇，父亲和母亲在各自的时空里过着自己的生活，浑然不觉将来的人生会有怎样的交集。正如故事中说：“他们隔着海洋，高山，原野，大河，隔着很多国家和种族。”“德乐街7号”、 爱情巷、双溪古月、《光华日报》旧址这些地名串联起来了父亲的幼年时光，当我79后重新回到这些父亲生活过的空间，这些地名就像拼图一样，拼起了少年从底层一点点往上爬的人生，而母亲那边，日子却像一个下降的螺旋楼梯。哥哥被土匪绑票，外公被告通匪，伯父欺压，亲朋寡凉薄义。盐城抗大五分校旧址、盐城的泰山庙——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的旧址，新四军卫生学校的遗址。则是母亲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 同样在苏北，母亲在兴化，担任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的医务员，父亲在东台，负责八仙团地区的群众工作和搜集情报，并重新在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奇妙之处在于，1942年的时候，他们曾非常接近，中间隔着一个叫杨炯的红军英雄，“杨炯被敌人枪击倒下，父亲就在她身边；一天后，杨炯被抬到母亲身边，接受治疗。父亲与母亲的生命轨迹，在战火中逐渐靠拢，近在咫尺了。但是，他们的相交还需时日，相交之前，他们还要通过许多的生死关卡。” 同样在苏中党校，父亲在整风运动中接受审查，母亲在医务所当所长。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在江苏宝应，父亲住在林溪村时，母亲就住在固晋村。最终，无数个平行的地点终于汇聚在一起，他们在上海相会了。1950年，23军驻扎上海郊区嘉定，军部就在胡厥文家的大院内。在军部任职的郭永绵经人介绍，认识了在二军大任职的薛联，那年初夏，他们结婚。七年后，他们离婚。此生再未相见。空间是迷宫，是阻隔，是联系，亦是命运的棋盘，成为回溯家族史的一个又一个节点。 1949年，薛联受命接管上海国民党国防医学院，组建第二军医大学。图为在二军大任第二学生大队大队长时的校园留影 在这部非虚构作中，薛海翔不仅善于叙事，更倾向于把自我放置其中，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感和抒情性。他在写作中不断自我诘问和自我反思，善于“反刍”。当父亲在新四军部分报道后，作者感叹道：“这一切，完全不是他预想的。要是那天下课后，他早走五分钟，他就能跨上自行车一路疾驰，与来拘捕他的密探擦肩而过，就不至有他的第二次被捕；他就能赶到亚罗士打“夜半歌声”的接头地点，随后如水银泻地一般，消失在马共的地下网络中，深深隐蔽；之后，日军占领马来亚，马来亚共产党组建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他毫无疑问会是抗日军中的一员，在自己的家乡跟日军作战，他的命运线会始终跟马来亚历史交织在一起，活跃在北纬三度的明亮星空下。”命运无法重来，但是多年以后回望这段历史的儿子，却因为对历史的知情权，拥有了反思、假设的能力。 从个体的角度，薛海翔通过血脉寻访和对祖辈个体心路的想象，致力于个体心灵成长的书写和对历史家国的探寻，感人至深、动人心魄。“我跟父亲不熟，直到2007年他去世，在他87岁的生命光阴里，我们见面只有数得出来的寥寥几次。这一刻，我忽然感到一种异样：他离我很近，近在咫尺，近在身边，与我身影重叠；我脚下的路面，父亲也曾踏踩而过，我头上的门楼，父亲也曾仰头看过，父与子，隔着79年的时间，站立在同一空间。” 这段抒情非常动人，正是因为个体的介入，自己和父亲之间血脉相连的深沉感情，才使得历史的反思如此动人心魄。“如果没有2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没有因此引发的国际动乱，没有传说中的“田中奏折”，没有在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此后的遍地狼烟漫天烽火，他们应该各自在自己的居住地，平凡地成长，谋生，繁衍，终老，一如众人；隔着望不到头的山川原野和波涛无边的汪洋大海，永不相交，而我，则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以一种初始的原子形态，漂浮于虚空。” 1937年，马来西亚的少年郭永绵在朋友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成为了马来西亚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的大部分党员是华人。马来亚共产党的纲领是推翻英国在马来亚殖民统治，然而，它配合中共在中国的各项政治和军事目标，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天然冲动。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内战之际，马来亚共产党动员南洋华人华侨青年回国，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与国民党作战的年轻人数以千计，广东广西的左右江，海南岛的琼崖支队，都有他们的身影。 1938年，13岁的母亲看着在家门口街道上八路军宣传队，当天就要跟着宣传队离家出走，15岁，母亲到苏北“淮海干校”学习，成为党员，两个月后，母亲被分配到共产党执政的涟水县政府宣传科，当上了宣传员。不久，母亲被县政府选派去位于苏北盐城的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成为一名正式学员，也成了新四军一名正式士兵。从新四军卫校毕业，母亲薛联被分配到新四军一师后方医院，担任医务员，也就是初级军医。 富有意味的是，“与父亲直接由共产党用革命理论启发诱导，从而参加革命不同，母亲是先对现任政府不满，而后发现有另外一种政治组织——共产党，可以帮助她获取人生幸福，进而参加革命。这个不同，具有普世意义：这大致是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席卷全球时，普通民众成为革命者的两种主要方式和途径。” 正是由于风起云涌的战争使得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这样的体系，母亲在“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的老师是奥地利医生罗生特，通过欧洲人面对面直接传授的现代医学，她的精神从苏北小镇一步跨出，走进了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之中。“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相隔千里万里，重洋高山，却在相近的时段上，浸礼了完全相同的现代西方社会思潮，树立了完全相同的人生信仰，投身到完全相同的社会革命之中。”将父母的命运放置于磅礴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每个个体的选择也都具有了非凡的意义。 薛海翔是家族传承中的“儿子”，但同时也是一个思考者，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行将消失的前尘往事，对于过往的民族历史，他不仅仅是追忆和缅怀，更有着冷峻的思考和深沉的判断。对于父亲年轻时代投身革命，作者思考说如果他处于同样的年代会做出怎样的选择，结论是恐怕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因为，这样的判断，会让年轻人在内心将自己置于更高的时代巅峰，让自己的历史位置更显重要，由此更满足自身伟大化的欲望需求。尽管事后的历史表明，这种伟大化的欲望需求，更多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对于大院文化，作者回溯到了母亲的固晋村岁月：“整个村庄，既是一个党政军指挥机关，又是一个所有工作人员聚集的生活区域，不仅有完整的办公场所，还有全套的生活设施。村里的居住者，既是同一机关的同事和战友，又是朝夕相处的邻居和家人；在共同的人生信仰和战略目标之下，由组织和机构负责所有成员的经济开支，根据地普遍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让经济活动的自给自足，更具备了家人般的凝聚力和万众归一的向心力，很多时候，工作场所也是生活场域，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难以区隔，就连恋爱，结婚，生育，既是私人生活，也是公家掌控的公众事务，有着一目了然的规定和按部就班的程序；他们过着一种中国人从未有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内核里，包含着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传统风味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的现代风貌，带着新锐的强大冲击力，随着战争胜利的脚步，以革命传统之名，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顺理成章地推展和接续下去，直到建立新中国政权，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计划经济，以至走得更远的天下大同式的“五七公社”，都能找到这个根据地时代生活方式的渊源和根由，但也展示了双刃剑寒光凌冽、锋刃逼人的另一面。” 正如作者所分析的，在中国，农耕文化的强大历史基础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大院文化，也成为了后来的共产主义雏形。在共产主义的潮流中，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拥有怎样的诉求，怎样的欲念，作者做出了另一个角度的还原。父亲在东台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捕后，他以反侦察反审讯的技能编造了一段履历，把自己讲述成为一个南洋富商贵公子的落难故事，作者没有刻意地拔高父亲的动机，反而冷静地分析，这从某种意义上暴露了父亲的潜意识，这个随意的编造里，透露了父亲你内心渴望和平的梦想。对于父亲在革命队伍中的整肃，他反思“在正义的名义下，亲手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使他确认自身的强大和饱满，从头收拾残破的精神山河，再次找到在这个世界的定位。这也许就是驱动父亲亲自行刑的隐秘的残忍因子。”在战火、怀疑、背叛和整肃中，“那个南洋浪漫文青，终于蜕变成重生于现代的青铜武士，寒光凛凛，锐不可当。”薛海翔饱含着锋芒和理性的反思也如青铜之间，散发出人性的幽幽之光。 家族史和家国史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是这一话题又与个人的生命体验紧密缠绕，我们在《长河逐日》这一非虚构创作中可以看到历史是怎样地改变了个体。家族“既不能不伴随着历史的浪潮而动荡不安，成为观照人、社会、文化嬗变的聚集的场所，又与历史的脚步保持着冲撞的距离，以其具有血缘关联的生命延续与家族伦理，为历史留下最为深刻的文化记忆，成为思考和想象人类文明和人性结构的丰富空间。”[1]薛海翔的《长河逐日》，正是通过个体经验的回溯，通过对家族传奇的重建和想象，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家族历史的重写实质也是一段隐秘的精神旅程，通过文字而重生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在笔者和作家薛海翔访谈的过程中，他谈到在《长河逐日》之后，他将继续自己家族的非虚构写作，这是一个更为宏大的工程，正是由于个体、家族和时代、民族、国家、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个体的日常叙事里往往隐喻着家国的盛衰兴变，期待薛海翔的下一部作品。 基金项目：东南大学2019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人文社科）课题（2242019S20035）.  本文作者：张娟，女，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