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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乐 契诃夫曾说：“我怕托尔斯泰死掉。万一他去世，我的生活里就会出现一大块空白……文学界有托尔斯泰在，做一个文学工作者就感到轻松愉快，甚至在意识到自己以往没做出什么事，目前也没做出什么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那么可怕，因为托尔斯泰替大家都做了。他的活动成为人们对文学所寄托的希望和期待的保证。”只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痛失俄罗斯文学研究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同行和前辈时，才终于深切地领悟到契诃夫对托尔斯泰的感情是何等真挚，也终于明白我们所失去的这位老人在我们心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他的离去给我们的生活和学术留下了多大的一块空白。原来有他在，我们的文学研究还可以保持在如此高尚的精神境界上，享有如此纯净的审美感受，而文学圈那些粗俗荒唐的趣味和哗众取宠的虚荣心都会在这位胸怀坦荡的老人面前自惭形秽，躲避到阴影里。2019年6月27日，从所领导那里得知：童道明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时，正如布宁回忆他看到报道契诃夫去世的报纸，一把尖刀深深地划开了我的内心…… 在我的印象里，童老师一直是位生机勃勃投身于中国人文戏剧的探索、创作与舞台实践的“年轻人”，尤其近年来笔耕不辍，写作《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秋天的忧郁》《歌声从哪里来》《一双眼睛两条河》《神圣战争》等多部优秀剧作，而旺盛的创作力本来便是旺盛的生命力最有效的证明。  童老师和我们关系很近，虽然已退休多年，但他非常愿意和年轻人交往，经常来我们俄罗斯文学研究室。让我觉得既特殊又感动的是，童老师虽然长年患有腰背疾病，但他从未跟我们抱怨过身体的不适。他的知交孙小宁发现：“他坐在那儿，坐姿总是好极了……童老师和他的身体处得很好了。”每当落座，给他捧上一杯清茶，他便只谈文学、戏剧、艺术，偶然聊一些文坛掌故，最多的是说他新写的剧本。无论何时，只要谈起艺术，童老师便神采飞扬，有时还会抚掌大笑。童老师是个极其善良的人，在戏里从没写过一个坏人，在生活里也从未说过一个人的坏话，但他并非没有锋芒，例如对近来的木心热，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永远做不出慷慨激昂、剑拔弩张的姿态，他常说知识分子应该懂得“矜持与羞涩”。 最初相识童老师是十年前我刚进外文所的时候，他邀请研究所同仁去看他新写的关于外文所老所长、诗人冯至的戏《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童老师满怀深情地说：“中国的作家里，我最爱冯至，外国的作家里，我最爱契诃夫。”童老师对冯老充满感情，对冯老的诗和人品推崇备至，他常常为今天的年轻人不读冯老的诗，也不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治学精神而扼腕叹息。因此童老师创作这部剧的初心，是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捍卫人文理想，他要书写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忧患、哀伤和追求，为未来的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守护一方净土。看过这部剧后，我曾经在一个论坛里开帖讨论童老师的戏和冯至先生的抒情诗，这部剧所探讨的主题的深度，蕴含的诗意的力量，令许多年轻人的心灵为之震撼。社科院外文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2017年举办的童道明戏剧艺术与戏剧批评学术研讨会上，王晓鹰导演说：“你们可能不知道，童道明先生对中国戏剧发展做了多么大的贡献！”这句话既指童老师的戏剧批评，也是指他的戏剧创作和舞台实践。 在外国文学和戏剧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心目中，童道明的名字与契诃夫已经密不可分了，在很多文章里都说他是“中国最懂契诃夫的人”，引用最多的是童老师的一句话：“我需要契诃夫，契诃夫也需要我。”的确，童老师是中国第一个，目前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在舞台上塑造契诃夫形象的人。因为要在一个虚构的环境里，让一位俄国的天才作家活起来，想象他对身边人和事会说些什么话，做出什么反应，除了童老师外，很少有人敢下笔。童老师私下里为此也不无得意，他说：“我能够猜想出，契诃夫要是活在今天会说什么话，我觉得我是了解契诃夫的。”可是，童老师在精神上与契诃夫心有灵犀的背后，是他一贯承担在肩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在2016年召开的纪念汝龙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拿着讲稿上台发言的童老师，因为童老师平时演讲都是脱口成章，即兴出彩的。在发言中，童老师说：“契诃夫的精神由汝龙先生继承并在中国发扬，而汝龙先生又把这份遗产交到了我的手上，我作为契诃夫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感受到契诃夫的精神通过汝龙在我的身上流动。”整个发言中，童老师拿着发言稿的手都在颤抖，而说到历史传承时，童老师眼中是有泪光闪烁的。 在中国契诃夫学术史上，童老师的契诃夫研究既体现了中国学人一以贯之的精神取向，也有自己匠心独运的体悟视角。一百多年来，契诃夫以他独特的批判笔触、深沉的人道情怀、睿智的心灵探秘和典雅的叙述风范，不仅把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而且随着20世纪初中国学界接受西学影响的规模不断扩大，也为中国人吸收世界文学养料树立了典范性的标杆。如果说以往的国内研究多侧重契诃夫和鲁迅、巴金、废名、沈从文、艾芜、老舍、夏衍、茅盾、曹禺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联系，试图为本国新文学发展脉络绘制学理体系，那么童老师则独树一帜，将中国文学的契诃夫情结纳入到对自身时代境遇的深刻反思和忧虑之中。 童老师说：“我不是一个做‘死学问’的人。”虽然身为科学院研究员，但他与经典的契诃夫学院派研究的关注点确实也不太一样。例如，他多次回忆他在苏联求学时的导师弗拉基米尔·拉克申，感恩老师手把手将他领入契诃夫和戏剧研究，但基本上未曾引用过这位专业学界公认的契诃夫学大家的著述，似乎也没有看过他提到卡拉什、艾亨鲍姆、比亚雷、斯卡甫狄莫夫、丘达科夫、帕别尔内、波洛茨卡雅、卡塔耶夫、苏希赫、雷菲尔德、弗雷明、戈特利布、阿兰等在俄国和西方奠定当代契诃夫学根基的大学者。同时，他最为激赏的是先浪迹巴黎后来又在苏联各阶段主流文学中如鱼得水的作家爱伦堡所写的《重读契诃夫》，其后则是白银时代流亡海外的诗人霍达谢维奇和象征派诗人梅列日科夫斯基，不受苏联主流文学待见的诺奖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纳博科夫，苏联正统派文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和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有关契诃夫的论述。甚至在当今学界已经声名狼藉的叶尔米洛夫，童老师也没有完全排斥，反而称赞他能慧眼发现契诃夫剧作中的美。童老师固然极其谦和，可以不问评论者的出身门派和政治立场，但他对美的标准的坚持近乎苛刻：他引为同道的是那些拥有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的一流作家，他力图展现的是“契诃夫与我们”，他寻找的是于是之、濮存昕这样有着契诃夫式灵魂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他解读出来的契诃夫往往是他自己心中的理想形象，是“我的契诃夫”。但经典文学文本只有在研究者不断加以个性阐释的历史过程中才焕发出永恒的生命，在我看来，童老师是以抒情的语言与契诃夫促膝谈心——当代中国作家与俄国作家之间的平等对话。这种对话像极了高尔基记录下的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交谈的场景：托尔斯泰动情地说到契诃夫小说中对贞洁、幸福、理想、爱情的颂扬，契诃夫则两颊现出红晕，低头仔细地揩擦着他那副夹鼻眼镜，沉默良久后叹了口气，困窘地轻轻说：“小说里有印错的地方呢……”  由于这种对话具有高度的艺术触觉，使得童老师的解读虽然不同于传统的契诃夫研究，但因其深刻隽永，就像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阐释，在中国的文学界、戏剧界和读者中产生了最广阔的共鸣，因而在中国的契诃夫学术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在多次讲演和谈话中，他反复向“将要和复杂的、冷冰冰的电脑打交道的现代人”发出呼唤，提醒他们“要懂得多情善感，要懂得在复杂的、热乎乎的感情世界中徜徉，要懂得惜别‘樱桃园’”。百年前惜别樱桃园，今天童老师为我们留下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学花园，正如童老师的弟子，《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主编苏玲老师所言：“这智慧与善良的种子此刻已在年轻人的心中深深地播下。” 所里有同事回忆，童庆炳老师去世那一年，有位记者朋友误会了，因为与童老师相识多年，情急之下打电话去童老师家慰问，童老师则安慰说：“没关系，被人记着是很好的事！我希望我走的时候也有人记着我。”童老师在我们办公室也说过这件事，然后他补充说：“我问过一个年轻人，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不会为童老师流泪？”童老师，如今您真的离开了我们，去和冯至、契诃夫聊天了，您一定看得到，有很多人确实为您痛哭失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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