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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奸论》 （苏洵 北宋）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白话文：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 《辨奸论》作者介绍 苏洵，生于公元1009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5月22日，卒于公元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自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与二子均名列“唐宋八大家”。 苏洵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少时不好读，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像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 北宋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约于此年苏洵开始读书，学习断句、作诗文但没有学会就放弃了读书。 北宋天圣六年（公元1027年），苏洵与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氏结婚，程氏时年18岁。 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苏洵尚未发奋读书，终日嬉游，不知有生死之悲。程夫人生长女但未满一岁夭亡。 北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苏洵仍未发奋读书，其父“纵而不问”。 北宋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苏洵游成都，于重九日至玉局观见青城山张仙师画像，用身佩玉环换回安置于家中，每日旦起焚香祷告祈求得子，是年冬生长子景先。 北宋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苏洵母亲史氏病故，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苏氏祖坟。苏洵仗着聪明，看看与他同辈的人，都不见得比自己高明，以为读书没有什么难。但是到第一次应乡试举人，他却不幸落第。这次失败，使他痛自检讨，再搬出几百篇自己的旧作细读，愤然将这批旧稿，一把火烧个干净，决心取出《论语》、《孟子》、韩愈文来从头再读，继续穷究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每日端坐在书斋里，苦读不休者达六、七年，并发誓读书未成熟前，不写任何文章。此时，苏洵已二十七岁。 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老泉自序二十五岁，始知读书。程夫人生次女。 北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苏洵发奋读书，立下壮志。程夫人生幼女，因排行第八古称“八娘”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在家继续发奋读书。程夫人生次子苏轼。兄长澹居家中，仲兄苏涣为开封士曹官有两子两女。 北宋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苏洵去京师礼部考取进士，未被录取。长兄澹病逝于家。 北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苏洵次年又举茂才异等不中，返回家中，继续闭门苦读。长子景先年仅八岁而亡。 北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苏洵居家竭力苦读，考究古今治乱得失。程夫人生幼子苏辙。是年苏洵到阆州(现在的四川阆中县)去探望在那儿做官的哥哥苏涣，看到哥哥治理地方成绩很好，颇受感动，不久东下出夔州巫峡，顺流而到荆州（现在的湖北襄阳县）一带，游学各地，结交有学问的师友，增加不少见闻和人生经验。 北宋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苏洵经过五六年的刻苦研读学问已成，仲兄苏涣从开封士曹移任阆州通判。 北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苏洵在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并教授苏轼读书。是年苏洵次妹病亡。 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苏洵送苏轼入天庆观北极院小学读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苏洵居家读书，教授苏轼。是年离家出外游学，自眉州出发到嘉州，游峨眉山，然后顺流而下从夔州巫峡下荆诸，准备前往京师。程夫人在家教授苏轼范滂专。 北宋庆历七年到至和二年（公元1047年到公元1055年），苏洵继续居家读书，考究古今治乱得失同时教授苏轼和苏辙读书，年间苏洵的幼女八娘在舅父（公公）家遭受虐待，苏轼的表兄也就是八娘的丈夫助虐，忧愤而死，苏洵苏轼苏辙与程浚及程之才断绝来往。苏洵也多次远游，和成都官员张平交好，张平曾向欧阳修举荐苏洵，未果。 北宋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 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 北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宋仁宗召苏洵到舍人院参加考试，苏洵推托有病，不肯去应诏。 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苏洵带领全家乘船沿岷江而下，东出三峡，走水路进京，在丰都参观了仙都观，传说这是阴长生升仙的地方，写有《题仙都观》诗凭吊这个仙人。 北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经韩琦推荐，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后与陈州（今河南）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太常因革礼》。 北宋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七月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试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是月命苏洵去礼院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书，是月仲兄苏涣出知涟水军，未行提点利州路刑狱，苏洵父子于西郊送别。八月苏轼苏辙参加制科考试及殿试。九月苏轼被任命大理评事，苏辙被任命秘书省校书郎。十一月苏轼辞别父亲去凤翔赴任。 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三月，《太常因革礼》编撰完成。苏洵所著《易传》尚未完成即病重，命子苏轼述其志写完《易传》。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于京师，时年58岁。六月具官船载洵由苏轼苏辙扶护出都城，苏轼妻王弗灵柩亦随载而行，自汴入淮溯江而上抵江陵，十二月入峡延水路于第二年四月护丧还家，十月二子尊父命于其母合葬。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语言犀利，言必中时之过，对北宋社会的阴暗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鞭挞；但同时在剖析问题严重性的过程中苏洵又会巧妙地折转笔锋，淡化笔势，改变文章节奏，缓和文章语气，使人得以接受他的犀利与委婉，多体现于针砭时弊的文章中。 苏洵的散文多为论辩文，苏洵论辩文与杂文的比例为六比一，而字数之比为十比一，前者字数约有七万字，后者则只有七千字。论辩文必须把道理说深说透，使人没有反驳的余地。苏洵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对战国纵横家的爱好，说汲取纵横家的雄辩手法，不学习他们的为人。纵横家往往善于用对偶、排比等铺张的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锋芒所至，所向披靡，给人一种雄健、刚强的感觉，极具鼓动性。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一般的议论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或阐明个人见解的文章中。 苏洵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在他的论说文中，论点精深，说理透彻。他所发的议论，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另一方面，他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把精深的道理用简切的语言表达出来，把道理说得清晰明了。 苏洵的文章，少或百字，多或千言，但不管文章内容多少，也不管是议政的还是议兵的，是议经的还是议史的，苏洵都在文章的结构上，精心布局谋篇，因物赋形，构思出工整严谨而又富于变化的形体。他就像一位高明的建筑大师，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建筑。 苏洵文章的语言，字字珠玑，句句珍宝，既古朴凝练，又生动形象，妙语连篇，内涵丰富，读了使人回味无穷。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 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祐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辨奸论》作品介绍 《辨奸论》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创作的一篇散文。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己任，倡导了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触犯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缺陷，一开始就遭到不少权贵的激烈反对。后经“元祐更化”，变法终于破产，但斥骂之声几乎千年不绝。不仅有人把北宋之亡归罪于变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为祸乱天下、“败国殄民”的千古罪人。 苏洵与王安石一向不和。据《文安先生墓表》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则此篇作于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此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这一争议尚无定论，即使属于伪作，它反映新旧党争的背景仍没有多大不同。 《辨奸论》文章采用对比映照的手法，以古论今，抓住斯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等“不近人情”的行为，断定斯人是大奸，必然乱国祸民，表达了作者对其人其事的厌恶、否定之情；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但又未点明王安石。全文内容笔锋犀利，多论断而少事实依据，虽说是“见微知著”，但有牵强附会和强词夺理之感，可作为古文观览的另类一阅。 《辨奸论》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 内容上，文中提出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辨奸论》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辨奸论》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 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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